公众号仍会不定时更新，股市有行情的时候，我会写文章跟大家聊聊最新的看法；

没有行情的时候，就埋头写书，写一章发一章。

以下是《君临投资史》的卷一，第三章。

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率先进入城邦文明时代，其先进的农业技术很快就向四面八方传播开来。

第一个受益的是古埃及，几乎同时进入了城邦时代。

第二个受益的是古希腊，在前2850-前1450年出现城邦、宫殿、雕刻，沐浴在文明的晨曦中。

从地理位置来看，两河文明、古埃及、古希腊分别位处地中海的东边、南边、北边，彼此挨得很近。

三地海路通畅，贸易往来便利，古希腊获益早本就合理。

但令人疑惑的是，在后世人们的印象中，古希腊和古埃及明明就是两个时代的故事。

古代世界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公元前776年举办，此时才算是拉开了古希腊的黄金时代。

数十年后荷马写下他的不朽诗篇《伊利亚特》，200年后毕达哥拉斯学派创办，250年后希腊戏剧开始繁荣；

280年后马拉松战役爆发，370年后苏格拉底被处死，400年后柏拉图写下名著《理想国》；

430年后少年时的亚历山大拜亚里士多德为师，又过了10年，大帝统一希腊，铁蹄指向东方，黄金时代落幕。

这些古希腊传奇，大多发生在前800-前300年左右。

古希腊的黄金年代与其童年时期，隔了足足2000年。

这就不得不说到古希腊的伤心之处了——

跟古埃及不同，那里尼罗河水定期泛滥，大平原上将小麦种子撒下去自己就会长出来，天然的农业沃土。

古希腊这边，却是以小岛和半岛为主，地形破碎、土地贫瘠，农业的长期收益率极低。

也因此，古希腊虽然很早就有了文明的迹象，但发展一直营养不良。

低ROE、低PE，跟其它几个文明中心是没法比的。

古印度比古希腊也好不了多少。

从地图上看，由两河文明的中心巴比伦城向西可到古希腊，向东可到古印度，两者的地理直线距离都是2000公里左右。

牧民们驮着小麦种子，沿着印度洋北边的海岸线一路迎着朝阳走，就能来到印度河流域。

约公元前2500-前1750年，皮肤黑黝黝的达罗毗荼人建立了摩亨佐达罗、哈拉巴等城邦，后世统称为“哈拉巴文化”。

他们发明了本土的文字，但现在已无法解读，他们也驯化了一些本土特色的农产品。

但总的来看，大部分仍然是来自中东地区的小麦、大麦、牛、羊、青铜器、金银饰品等等。

令人悲伤的是，这个发达的远古文明，在公元前1750年，忽然灭绝。

城市被摧毁，本土族人被大量杀戮，文字再无人能识别，根子完全断掉。

摧毁这一切的，正是中亚草原上的雅利安人。

他们沿着印度河一路冲杀，将辉煌了750年的古印度——资产一夜归零。

这是护城河水太浅的悲剧。

当然，起步最晚的还是中国。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历史学家都以为中国是在遥远的东亚大陆上独立演化的文明。

但后来，越来越多的出土遗迹表明，这并不是事实。

公元前3000年前后，从中亚、新疆、甘肃、蒙古草原，自西向东陆续出现了黄牛、绵羊、小麦的生存遗迹。

公元前2000年前后，驯化的马、板车、青铜器等遗迹也陆续在中国西北境内被发现。

公元前1000年前后，铁器冶炼术、双轮战车等先进技术开始进入到中国。

在漫长的历史里，中国人确实独立探索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农业技术，比如水稻、粟、黄豆、猪和鸡的驯化。

中国人也将养蜜蜂-获得蜂蜜，养蚕-提取蚕丝，养乌龟-制作甲骨文，这些小众技术玩出了新境界。

不过，就影响力最大的几种农业技术来看，中国人仍然是两河文明的学生。

比如小麦。

中国的黄河流域相对干旱，并不适合种植水稻；

因此先祖们将野地里的狗尾巴草驯化，获得了粟，也就是我们今天还时不时喝上两碗的小米粥。

小米当然是种很棒的健康食物，无奈产量太低，热量值不高，于是在小麦、大麦引入后，很快就被这些收益率更高的外来物种给取代了。

从两河流域的文明中心，到波斯高原，到中亚的草原、戈壁和沙漠间杂，再到蒙古大草原，最后来到黄河流域，中间大多是文明的荒漠和无人区。

一路上遥遥相隔数万里，只能依靠游牧民族的长途迁徙，一点一点接力传递。

要获得这些先进技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也因此，让中国文明的生根发芽，落后了中东的文明中心大约2000年。

你看，跟两河文明与古埃及相比，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中国这仨明显先天不足，屌丝气息浓郁。

一个土地太差，拿到块烂牌，世代赤贫；

一个护城河太浅，不幸被蛮族入侵，早早团灭；

一个离先进文明太远，留学不易，见的世面太少。

然而在随后的一千多年，三个少年靠着自我奋斗，开始了逆天改命之路！

从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这个地区忽然迎来了群星灿烂的时代，文化大师层出不穷，让中东的文明中心黯然失色。

古希腊：诗人荷马（荷马史诗）、智者伊索（伊索寓言）、毕达哥拉斯（数学之父）、苏格拉底（理性主义）、柏拉图（理想国学说）、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人物）、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阿基米德（杠杆原理）

古印度：释迦牟尼（佛教）、伐达摩那（耆那教）、富兰那·迦叶（无作论）、末伽梨·俱舍罗（宿命论）、删阇夜·毗罗胝子（不可知论）、阿耆多·翅舍钦婆罗（顺世论）

古中国：老子（道家/道德经）、庄子（道家）、孔子（儒家/论语）、孟子（儒家）、墨子（墨家）、韩非子（法家）、孙武（孙子兵法）、屈原（离骚）、鬼谷子（纵横术）

你可以看到，这三个文明的风格差异是非常鲜明的：

古希腊追求的是理性和理想主义，古印度追求的是宿命和躺平思想，古中国追求的是入世和治国之术。

究竟是什么底层逻辑的改变，让这三个文明得以脱颖而出？

又是什么命运的经历，让他们从此分道扬镳？

这一切都要从亚述帝国（前935-前612年）的崛起展开，亚述是两河文明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帝国，第一次将整个新月沃土和古埃及都纳入到版图之内。

这归功于他们对铁制兵器的首次大规模使用，使得武力值大幅度飙升。

但另一方面，亚述帝国又是个极其残暴的帝国，每征服一个地方，都要搞一轮屠城仪式，将金银财宝运走后，再一把火把城市烧掉。

以至于犹太人将亚述首都尼尼微，称为“血腥的狮穴”。

在亚述帝国统治中东的三百多年里，生灵涂炭、人口衰退，文明之火变得一息尚存。

亚述覆灭后，新巴比伦好不容易恢复了些生机，没多久就又迎来了充满宫斗、阴谋和叛乱的波斯帝国。

简单来说，中东文明是被自己的过度内卷，自己把自己给搞残废了。

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文明边缘崛起定律，指出新兴文明通常会在文明中心的边缘地带崛起，主要有4个逻辑——

1，文明中心对边缘地带的控制力较弱，崛起阻力较小；

2，边缘地带和文明中心有一定接触，能够获取先进的科技和文化；

3，边缘地带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较低，在经济竞争中具有优势。

4，如果文明中心的政治出现衰弱，则将加快新兴文明的崛起速度。

既然中东大哥已废，周边的小弟自然就趁势而起了。

最早崛起的是古希腊，毕竟近水楼台先得月，更容易学习到先进知识，像毕达哥拉斯就曾经去巴比伦、古埃及广泛游历。

当然，自我奋斗也是不可或缺的。

古希腊人穷则思变，逐渐放弃了农业，转向海洋贸易。

他们从埃及进口小麦和亚麻布，出口到小亚细亚半岛，又将塞浦路斯的铜矿和亚美尼亚的葡萄酒贩卖到米索不达米亚的上流社会。

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种两头赚差价的生意，投资回报率非常高，逐渐就跃升为地中海的发达地区。

不仅如此。

古希腊从来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相反只是数十个城邦的统称，它们分散在爱琴海沿岸，被悬崖峭壁和破碎的山谷所分割开来。

为了生存和生意争夺，它们彼此结成联盟展开较量——

一个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另一个是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概有四百多年，这种较量都是良性的。

两大联盟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对抗。

前者的案例，是希波战争。

当公元前490年，波斯帝国数万大军压境时，雅典紧急派出长跑健将星夜从马拉松跑到斯巴达求救。

斯巴达同意了雅典的请求，并以盟主的姿态将周边30多个城邦团结起来，形成抗敌统一战线。

后者的案例，则是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431年，斯巴达的同盟小弟底比斯和雅典的同盟小弟普拉提发生火拼。

这本来只是一件小事，但由于两个盟主的领导人当时都过于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对手，最终酿成一场持续十年的漫长战争。

这场战争让雅典几乎沦为废墟。

不过必须指出，类似规模的内战在古希腊历史上是罕见的。

放眼整个古希腊时代，冷战才是常态。

也正是这种适度的竞争，使得古希腊的城邦们既不会因过度内卷造成大失血，又不至于被过度统一所窒息。

适度的竞争，使得每个城邦都存在一定的压力，大家必须不断改革创新，长期以往便大大加速了生产力的进步。

在政治领域，这种竞争带来的好处非常明显，各城邦纷纷开展制度创新，形成了贵族制、君主制、民主制、共和制等各种政治实验。

在经济发达的雅典，最高权力机关是公民会议。

这种公民会议是由原始部落的会议演变而来的，是家庭会议的放大版。

公民会议的开会地点在雅典卫城以西的一片空地上，大约8-10天开一次会，开会的通知一般会提前五天公布。

雅典不大，虽然整个雅典城邦有20-40万人，但奴隶人口占了一半，外邦人口和妇女儿童是没有公民权的，因此实际享有公民权的只有3-5万左右。

并且很多偏远村落的公民、有工作要忙的公民都没法参加，因此实际到场人数往往只有两三千。

遇到紧急的临时会议，官吏们在卫城内沿街大喊几下，转一圈，公民们就都知道了。

公民会议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是提案宣读，然后有意见的公民登上讲台，轮流发言辩论，最后投票表决，一般用举手（公开表决）或投石（秘密表决）的方式进行。

这些提案包括：选出称职的官吏，讨论粮食和国防问题，检举揭发官吏的不法之事，宗教问题和世俗其他事情。

从讨论到表决，常常要花费一个早上的时间，表决完成以后，雅典人就算行使了一次公民的政治权利。

公民会议定期选出议事会、主席团和执政官，作为雅典的行政机构。

担任主席团职务的人可以从国家领到一笔钱，一起用餐，然后召开议事会和公民会议。

执政官先为终身制，后改为十年一任，最后又改为一年一任；

执政官人数也逐渐由1人增至3人，分别为王者执政官、军事执政官和司法执政官，后来又增为9人，称“九执政官”。

执政官中有一人为首席执政官，雅典第一位首席执政官叫梭伦。

梭伦早年经商，财务自由后四处读书访友，在一次游历中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作恶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受穷；但是，我们不愿把我们的道德和他们的财富交换，因为道德是永远存在的，而财富每天都在更换主人。”

可见这是一位有高尚情操的人物，他随后从政，指挥军队打赢了萨拉米斯岛战役。

赫赫的军功使他赢得了政治声望，随后被选为雅典的第一位首席执政官，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进程。

这些改革包括：

第一，按财产将全体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谁的财产多，谁的等级就高，如此便让商人阶层取代了世袭贵族，成为新的统治阶层。

第二，设立400人会议制度，由雅典的四个部落各选一百人组成，除第四等级外，其它各级公民都可当选；

第三，设立了陪审法庭，每个公民都可被选为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陪审法庭成为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

梭伦制定的这一系列法律条文均刻在木板上，镶在可转动的长方形框子里，公诸于众。

许多年后，梭伦被称之为“伟大的立法者”。

政治改革家克里斯提尼紧接着登场。

这位首席执政官在公元前509年联合平民推翻了一位贵族的寡头统治后，深切感受到寡头政治对雅典的伤害。

他进行了力度更大的改革：

第一，撤销四大部落，将雅典划分为10个小部落和139个自治区，让基层权力分散化。

第二，重组议会，将400人会议制度扩大到500人，每个小部落选出50人。

第三，建立十将军委员会，10个小部落各选一人，一年一任，轮流统帅军队。

第四，设立陶片放逐法，公民以秘密投票的方式，表决流放有可能危害国家的分子，防止阴谋家篡权。

也因此，克里斯提尼被后世称之为“共和之父”。

伯里克利是雅典最后一位伟大的首席执政官、政治改革家，他的母亲是克里斯提尼的侄女，自幼享受良好的教育。

这位执政官早年也曾担任投资人，出资承办了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所创作的《波斯人》一剧的演出。

在政治改革上，他的手段同样是开天辟地式的：

第一，剥夺贵族掌控的战神山议事会的政治权力，使之分别归属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

第二，所有公务员官职向公民开放，通过抽签、选举、轮换录取，即使是第四等级的公民也能担任首席执政官。

第三，公职实行公薪制，贫苦公民入职也可以得到生活津贴。

也因此，伯里克利被后世称之为“民主之父”。

在一篇演说中，伯里克利写道：

“我们为有这样的政体而感到喜悦。

我们不羡慕邻国的法律，因为我们的政体是其他国家的楷模，而且是雅典的独创。

我们这个政体叫做民主政体。

它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全体人民。无论能力大小，人人都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等，在成绩卓著时得享功名。

担任公职的权利不属于哪个家族，而是贤者方可为之。家境贫寒不成其为障碍。有能力为国家服务的人，不因地位卑微而受妨碍。

我们可以畅通无阻地从一个职位走向另一个职位；我们无所顾忌地共享亲密无间的日常生活；

我们既不会为邻人的我行我素而烦恼，也不会面露不豫之色——这有伤和气，却无补于事。

这样，我们一方面自由而善意地与人交往，另一方面又不敢以任何理由触犯公益，因为我们遵从法庭和法律，特别是那些保护受害者的法律，以及那些虽未成文，但违反了即为耻辱的法律。

另外，为了陶冶身心，我国法律还规定了十分频繁的节假日。赛会和祭祀终年不断。届时美不胜收，蔚为大观，欢愉的气氛驱散了忧郁。”

在这三位伟大的领导人治理下，雅典经济蒸蒸日上，大师荟萃，享受了长久的繁荣。

可以说，古希腊文明之伟大，跟这三位政治领导人的出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考察这三位领导人的背景和成长经历就会发现，他们普遍出生于商人和知识分子家庭。

商人需要广泛游历，由此开拓了视野，商人的获利来自于对商品稀缺性的认知，因此通常重视对教育的投资，商人要赚到钱还需要有创新的意识和魄力。

因此，正是古希腊先天不足的土地贫瘠，使得农业收益率长期较低，人们被迫转向海外贸易；

破碎的地形使得古希腊长期保持适度的城邦竞争，重商主义氛围又让国民长期重视教育、视野开阔、具有创新的意识和魄力。

多重因素作用下，终于迎来了古希腊的黄金时代，人类理性和理想主义的第一次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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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希腊文明兴起几乎是同时，中国进入到了诸子百家的黄金年代。

中国文明跟古希腊差异巨大，这里有着定期泛滥的黄河水，土质肥沃，广袤的华北平原，农业的收益率很高。

华北平原的四周，环绕着一系列崇山峻岭，将游牧民族的入侵抵挡住，并且黄河流域离先进而又兵荒马乱的中东地区隔着万里黄沙，护城河十分深厚。

因此，古中国可以看作是古埃及的加强版。

古埃及文明中，注重伦理、追求“雅”的生活方式，在中国也能看到类似的影子。

比如周朝初年，周公旦这位改革家便主张以“礼”治国， “明德慎罚”。

在他的推动下，周朝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和“嫡长子诸弟分封诸侯国”的体系，一家人其乐融融、共享天下。

这个制度有好有坏——

好的是，社会变得更稳定，不像商朝动不动就出现兄弟争天下、阴谋叛乱四起的局面，这也是两河文明的乱象源头之一。

坏的是，国家的繁荣全凭运气，一旦出现暴君或昏君，大家就只能逆来顺受。

两百多年后，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些诸侯国逐渐变得强大，他们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不再将中央政权放在眼里，这无形中加强了竞争；

另一方面，诸侯国之间都有着同一个祖先，君主们彼此是亲戚关系，大家在名义上还得讲“礼”，不能干得太过分，也就让列国的竞争在很长时期内都保持在适度的范围。

在上面的古希腊文明中，可以看到“适度的竞争”是创新的一大关键要素。

现在，它在中国文明中也出现了。

春秋战国550年的历史中，虽然列国众多，但大多数时候都只是4-7个大国之间的较量。

这些国家之间的疆域在很长时间内都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只有到最后的50年才出现了大规模的统一战争。

并且，即使是灭国之战，也通常讲究“擒贼先擒王”“穷寇莫追”，大规模的屠城行为，极为罕见。

当然，春秋战国的竞争烈度，还是比古希腊要强一些的，人口规模也更大，主要大国之间势均力敌的状态跟近代欧洲更相似。

也因此，在那些主要的大国里，不断涌现出具有雄心壮志的领导人。

最著名的三个代表，则是齐桓公、魏文侯、秦孝公。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中第一个崛起的霸主，这是个品行高尚的人，他的“王道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

齐桓公在即位之前，曾经在战场上被管仲一箭射伤，即位后抓住了管仲，本来要杀他。

他的臣子鲍叔牙跟管仲是至交，年轻时曾经合伙做生意，知道管仲是个胸怀大略的人物，因此进谏道：

“臣幸运地跟从了君上，君上现在成为了国君。如果君上只想治理齐国，那么有叔牙就够了。

如果君上想成就天下霸业，那么非管仲不可。管仲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能强盛，不可以失去他。”

齐桓公听说之后，不仅放了管仲，还任命他为相国，厉行改革。

管仲也不负期待，在全国重新划分政区，建立选拔人才的制度，按土地分等征税，经济上发展手工业和商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让齐国日渐强大。

每次出兵打仗，齐桓公都会先带着礼物去拜见周天子，请求周天子的应允，干的又是在列国间锄强扶弱的事情，因此获得了大批小国的追随。

北方的燕国被山戎攻打，向齐国求救，齐桓公出兵讨伐山戎。

事后，燕庄公送齐桓公回国，一直送到了齐国境内，齐桓公说：“不是天子，诸侯相送不能出境，我不可以对燕无礼。”于是把燕君所到的地方尽数割予燕国。

狄人入侵卫国，毁坏了卫国的都城，齐桓公便在第二年帮助卫国修筑新城，使卫国能重建国都。

终齐桓公一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每次都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让诸侯心悦诚服，可谓儒家治国的楷模。

魏文侯是战国七雄中的第一位霸主，也是魏国的开国君主。

魏文侯最大的特点就是礼贤下士、知人善任，臣子里人才济济，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李悝、吴起。

李悝是法家的代表人物，著有《法经》六篇，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性的法典。

《法经》的核心思想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包括“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一共六篇。

盗律针对的是侵犯财产的行为，大盗则戍为守卒，重者要处死；

贼律是对有关杀人和伤人罪的，其中规定，杀一人者死，并籍没其家和妻家：杀二人者，还要籍没其母家。

杂律内容广泛，包括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嬉禁，关于赌博的禁令；金禁，贪污受贿的禁令，规定丞相受贿，其左右要伏诛。

……

李悝被任命为魏国的相国，实行法治，“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很快就让魏国强大起来。

吴起则是兵家的代表人物，著有兵书《吴子》，被认为是仅次于孙子的“兵家亚圣”。

《吴子兵法》提出以治为胜，赏罚严明，主张在军队实行“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

还主张“用兵之法，教戒为先”，“简募良材”，即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士卒掌握各种作战本领，并根据士卒体力、技能等条件的不同，合理分工和编组，实现军队的优化组合。

吴起为魏国改革兵制，创建魏武卒，“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重伤秦国，拓地千里。

魏文侯、李悝和吴起，君臣合作，文武双修，成为中国以法治国的第一组黄金搭档。

魏文侯死后没多久，被魏国打得嗷嗷叫的秦国，出现了一位复仇者——秦孝公。

秦孝公一上任就颁布《求贤令》，卫国人商鞅听说后，便带着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

秦孝公召见商鞅，商鞅先以帝道、王道之术说孝公，孝公听后直打瞌睡；商鞅再以霸道之术说孝公，孝公听后改变态度但没有重用；商鞅最后畅谈富国强兵之策，孝公听后大喜，与之秉烛夜谈。

商鞅在秦国厉行法治，有三大重点：

第一，重农抑商。改革户籍制度，全民务农，贵族也必须务农，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以提升生产力。

第二，重刑厚赏。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什伍连坐法，开阡陌封疆，推行县制，对官吏实行年终考核。

第三，重战尚武。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推行军国主义，以统一天下为目标。

在商鞅的治理下，秦国仅仅用了一代人的努力，就在实力上逆转了魏国，为统一六国打下基础。

秦孝公和商鞅，也就成为了中国以法治国的第二组黄金搭档。

可以看到，无论是儒家的王道德行，还是法家的赏罚分明，无论是齐国的重商，还是秦国的重农抑商……

方法多种多样，各出奇谋，但最终都能让国家强大。

真正的中国特色是——

中国的政治改革家通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以君臣搭档形式出现的团队。

除了上面三组，春秋时期还有晋文公和狐偃、先轸，秦穆公和百里奚、孟明视，吴王阖闾和伍子胥、孙武，越王勾践和范蠡、文种；

战国时期则有燕昭王和邹衍、乐毅，赵惠文王和蔺相如、廉颇，秦惠文王和张仪，秦昭襄王和范雎、白起，秦王嬴政和李斯、王翦等知名搭档。

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自从周公旦以礼治国，“君权天授”的思想深入人心。

君主代代世袭，才华大多有限，当一国的君主有了雄心壮志，他需要做的便是礼贤下士，在各地寻觅人才，不拘一格的录用。

当时有个知名的千金买马骨的故事。

燕昭王求贤若渴，大臣郭隗跟他说：

“古时候有个国君，最爱千里马。他派人到处寻找，找了三年都没找到。

有个臣子打听到远处某个地方有一匹名贵的千里马，就跟国君说，只要给他一千两黄金，就能把千里马买回来。

国君很高兴，于是派臣子带了一千两黄金去买。没料到臣子到了那里，千里马已经因病死了。

臣子依然用那一千两黄金将马骨买回，献给国君，国君大发雷霆。

臣子淡定的说：“将来全天下都知道你千金买马骨，还怕没人把千里马送来？”

国君将信将疑，也不再责备臣子。

消息传开，大家都认为那位国君真爱惜千里马。不出一年，果然从四面八方纷纷送来了千里马。”

郭隗讲完这个故事，说：“大王一定要征求贤才，就不妨把我当马骨来试一试。”

燕昭王听了大受启发，马上派人造了一座豪华的房子给郭隗住，还拜郭隗做老师。

于是各国人才纷纷慕名求见。

有一位名叫邹衍，学问满天下，周游魏国时，魏惠王亲自跑到郊外去迎接；到赵国时，平原君侧着身子走路来迎接他，并用衣袖替他拂去座席上的灰尘。

燕昭王听说邹衍来到，大喜过望，亲自用衣袖裹着扫把，退着身子边走边扫，在前面清洁道路。

入坐时，燕昭王主动坐在弟子位上，敬请邹衍以师长身份给自己授业，还特意为邹衍修建了一座碣石宫，供其居住讲学。

还有一位乐毅，曾先后在赵国和魏国当官，有一次代表魏国出使燕国，燕昭王十分恭敬地款待他，请他留下，并委任他为亚卿，委以国政和兵权。

你看，中国的君主们如此重视人才的价值，需求如此强烈，知识分子们又岂能感受不到？

知识分子们于是发奋读书，宣传各种政治学说，以期能得到君主们的赏识，一展才华。

如果一国的君主昏庸，他们便周游列国，到处面试、自我推销，追求的是“良禽择木而栖”。

孔子曾周游列国，苏秦曾在六国拜相。

吴起在魏文侯死后，不受重用，于是转投楚国，被楚国任命为令尹（最高行政长官）。

他将魏国“以法治国”的成功经验复制到楚国，使楚国出现“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一度大败魏国，饮马黄河的强盛局面。

不仅有为的君主讲究礼贤下士，上行下效，贵族大臣们同样如是。

当时有许多贵族会在门下招募宾客，纳为谋士，最知名的“战国四公子”，即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齐国的孟尝君田文，他们的宾客均有数千人之多。

正是这种君主渴慕人才，贵族养士之风盛行，人才四处流动的现象，使得人才的潜力得到了全面释放。

这又进一步掀起了重视知识和教育的风气。

当时有孟母三迁的故事。孟子的母亲为了孩子的教育，三次搬家。

还有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苏秦常常读书到深夜，想睡觉时，就拿一把锥子，一打瞌睡， 就用锥子往大腿上刺一下。这样，猛然间感到疼痛，使自己醒来，再坚持读书。

另一位名人则是找来一根绳子，绳子的一头拴在房梁上，一头拴住头发。如此，每当他累了困了想打瞌睡时，只要头一低，绳子就会拽住头发，因疼醒而赶走睡意。

各国君主们也大力投资教育，魏文侯赞助了一个儒家的西河学派，齐国在临淄创办了稷下学宫，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

学者和大师们为了扩大影响力，也纷纷开班授徒。

孔子是著名的教育家，门下有弟子三千，他教育弟子们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鬼谷子是纵横家的祖师爷，学贯百家，也培养出了张仪、苏秦、孙膑、庞涓等一大批名臣将相。

正是适度的竞争，造就了春秋战国时期人才市场的大繁荣，从而进一步推升了教育投资的风气，和治国之术大流行的奇观。

整体来看，古中国和古希腊虽然禀赋资源差异巨大，成长经历迥异，但他们都有着某些相似的特征——

第一，适度的竞争；

第二，重视教育，以及知识分子们积极入世的思想。

差异在于，古希腊是供给侧驱动的，商人阶层因为自身的经验和见识，主动投资教育；

古中国则是需求侧驱动的，因为君主们富国强兵的需求，让人才市场得以繁荣。

这又进一步导致了两个不同的结果：

古希腊除了文化繁荣以外，更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

因为商人们很清楚的知道，立法、共和、民主这些东西能保障他们更长久的享有权力，数学、几何、杠杆原理则是提升收益率的重要法宝。

古中国则更重视治国之术。

包括法家、兵家、王道、霸道，这些才是君主们最大的需求所在。

这些差异，要直到两千年之后，才最终导致了两个伟大文明之间的不同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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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双雄对峙，中国五霸七雄并立的同一时期，印度进入十六国时代。

十六个大国群殴，竞争形势要比前面两个文明激烈多了。

这也导致古印度文明的内卷更严重，社会的幻灭感强烈，躺平思想成为主流。

不过，印度文明其实是极为撕裂的。

一方面，社会下层因为苦难和迷茫，对虚幻的宗教思想有着极大需求；

另一方面，国家间的激烈竞争，又导致社会上层对实用主义的追捧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在政治领域，古印度的权谋之术堪称登峰造极。

考底利耶，摩揭陀国大臣，曾协助旃陀罗笈多一世创立孔雀王朝。

不过，考底利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其著作《政事论》。

这本书被誉为印度版的《君主论》，详细论述帝王权谋之术，因此他也被称之为"印度的马基雅维利"。

对内，考底利耶主张采用严刑峻法，用残酷无情的手段来维持社会秩序。

《政事论》一书中列出了18种严酷的刑罚，充分体现了考底利耶的名言：“政治学是惩罚的科学。”

同时推行密探制度，严密监视社会中的不稳定分子。

孔雀王朝建立了早期历史上最庞大的间谍网，他们装扮成僧人、农民、商贩、妓女、艺人等形形色色身份的人，潜伏于各级官吏身边和各地，并用写密码、做暗号等方法及时呈报。

当叛乱出现，或者要进攻某个国家的时候，他们也负责离间和暗杀。

孔雀王朝还特别喜欢使用女间谍。

这出自考底利耶的创造，他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女人有男人四倍的羞涩，但却有男人六倍的勇敢和八倍的精力。”

对外，考底利耶主张遵循欺骗法则，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他对君主们提供了6个建议：

第一，和平共处：当一国处于劣势时，应谋求与强大的一方协调和共处；

第二，战争：实力占优的一方应发动战争；

第三，中立：认为敌人无法伤害我、同时我也不够强大到足以摧毁敌人时，应维持中立；

第四，进攻：拥有进攻所需的手段的国家应对敌人发动进攻；

第五，联盟：缺乏防护自己所需的实力的国家，应寻求他国的保护；

第六，双重政策：与一国实现和平，而对另一国发动战争，以实现其目的。

看完这些政治主张，相信普通人都会有种不寒而栗的惊悚感。

多年之后，孔雀王朝逐渐强大，最终第一次统一了古印度。

在阿育王（旃陀罗笈多一世之孙）征服羯陵伽王国的战争中，羯陵伽有15万人被掳走，10万人在战争中被杀，还有若干倍于此的人死亡。

如此残酷的政治现实下，下层人民又如何能不相信宿命，不躺平又能如何呢？

整体来看，古印度文明跟两河文明、波斯帝国是类似的，宗教思想上也一脉相承，追求积德行善、出世躺平。

这跟中国和古希腊的积极入世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古印度，不仅下层老百姓追求躺平，不思进取，许多国王也深受其毒害。

最典型的是月护王旃陀罗笈多。

旃陀罗笈多在考底利耶的协助下起兵造反，自立为新的摩揭陀国王，随后又攻打亚历山大大帝在印度河流域建立的军事要塞，逐渐将国土面积扩大到印度的三分之一。

由于其家族是以养孔雀为职业的，因此又被称为孔雀王朝。

后来在他的孙子阿育王手中，孔雀王朝统一了全印度，这是印度历史上仅有的三个统一王朝之一。

但，这么一位有为君主，竟然在50多岁的时候，将王位传给儿子。

自己则皈依了耆那教，毅然决然的出家修行去了，最后竟至绝食而死。

耆那教是筏陀摩那在公元前6世纪创立的宗教，同印度教和佛教一样，相信灵魂解脱，业报轮回，主张非暴力、不杀生。

这个宗教对禁欲和苦行的提倡，远超过佛教和印度教，其部分教派甚至主张信徒裸体修行，以示一文不名。

旃陀罗笈多是个虔诚的耆那教徒，相信自己在俗世间的业绩已圆满，便转而追求灵魂上的价值。

古印度和两河文明是世界宗教的两大发源地。

两河文明诞生了众所周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顶流宗教，古印度也不遑多让。

古印度的宗教以数量取胜，较知名的就有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锡克教、耆那教、吠陀教等，其他小型教派更是数不胜数。

如此繁多的宗教融于一炉，跟古印度的地理和历史密不可分。

印度河流域西边是一系列的庞大山脉，看似有着很深的护城河，能阻隔西边中东文明的进攻。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大山之间有着一个开伯尔山口，就像打开了一扇大门，随时欢迎西边的来客。

正是这扇大门，让印度河流域得以吸收西边的文明气息，率先发展起来；

但也正是这扇大门，使得公元前1700年前发生了雅利安人入侵，让上古的印度河文明遭受了一次团灭。

此后，古印度经历了上千年的漫长重生，才渐渐恢复了元气。

雅利安人入侵带来的不仅是文明的灭绝，其最大的后果是从此形成了一种荼毒千年的种姓制度。

这是人口较少的外来统治者，为保证自己能够长期垄断印度社会的权力而设计的一种制度。

种姓制度以血统划分全社会人口为五大阶层：

第一等级的婆罗门，主要是僧侣贵族，垄断宗教特权。

第二等级的刹帝利，主要是军事和政治贵族，享有征收各种赋税的特权，负责守护婆罗门阶层生生世世。

第三等级的吠舍，主要是普通雅利安人，政治上没有特权，可以从商，是纳税的主体。

第四等级的首陀罗，属于非雅利安人，由伺候用餐、做饭的高级佣人和工匠组成，是人口最多的种姓。

还有第五等级，称为“不可接触者”阶层，又称“贱民”，他们多从事最低贱的职业。贱民不算人民，不入四大种姓之列。

第四等级和贱民，是创造了古印度远古文明——哈拉巴文化的原住民有色人种。

种姓制度是世袭的，低种姓和贱民代代为奴，不能从事高等级的职业，不能跨阶级通婚，严禁任何的阶层流动。

既然如此，读书又有何用，努力又有何用？

然而印度的苦难还没有结束，雅利安人之后，外来入侵仍在一波一波如潮水般袭来。

早期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就有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的入侵，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

孔雀王朝之后又有希腊人塞琉古帝国、帕尼人安息帝国、塞种人、安息人、月氏人贵霜帝国、嚈哒人、伊斯兰突厥人、伊斯兰蒙古人莫卧儿帝国等十几次规模较大的入侵。

这就使得古印度一直处于毁灭、重生、洗牌、混乱的循环之中，犹如炼狱般痛苦。

在无边的苦难中，人们不断追问" 人生的归宿" 、"有无因果" 、" 人死之后灵魂是否存在" ……

在上层雅利安人中流行的是吠陀教-婆罗门教-印度教体系，由上古的雅利安部落信仰演化而来。

这个体系崇拜诸神的力量，一切都是神力的结果，因此种姓制度是天经地义的，善恶有轮回，今生的苦难都是上辈子的“恶”造成，要想幸福只能等待死后的轮回再世。

但这个体系在早期并没有告诉下层老百姓今生要怎么办，才能得到拯救。

于是在十六国时代，涌现出了一股沙门思潮，试图给出答案。

沙门思潮的代表是耆那教、佛教和六师学说，"六师" 是当时六位著名思想家。

他们曾经从事各种职业，来自各个阶层，但最终都因为内心的痛苦，而进入到行乞苦行、打坐冥想、断食修炼的过程中。

他们的思想也是五花八门，各种走极端。

譬如富兰那·迦叶提出的无作论。他说，道德都是天生的，无所谓好坏，一个人无论是自己去杀害众生，还是教人杀害众生，都不算作恶。自己或教人去偷盗、淫佚、妄语、放火，也没有罪，不会有报应。

还有删阇夜·毗罗胝子的不可知论。他说，世上的任何问题都没有正确答案，你说有即有，说无即无。因此一切都不重要了。

但这些异端邪说，除了让人躺平、接受现实外，毕竟不能告诉大家如何才能获得幸福。

修炼方式也非常残忍，苦行僧们过着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生活，长期断食甚至断水、躺在布满钉子的床上、行走在火热的木炭上，以解脱苦难，进入极乐永生的境界。

但普罗大众毕竟大多是贪生怕死之徒，走极端只能满足小众需求。

于是佛教出现了，由它完成了早期古印度思想的集大成，这个宗教一方面完善了因果轮回、善恶有报的思想；

另一方面又强调，幸福的至善之境不必等到死后才能抵达，其实在今生也是能够涅槃的，方法就是消除贪、嗔、痴等欲望，以慈悲为怀，积德向善。

但即使是这种更积极进步的思想，相对于古希腊、古中国文明来说，也属于消极宿命一派的。

整体来看，出世躺平始终是古印度的社会主流，这是对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显然是不利于文明进化的。

公元前187年，孔雀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被大臣所杀，古印度重归分裂，渐渐掉队。

在之后的数百年里，西方崛起了罗马帝国，东方崛起了大汉王朝，双峰对峙，更青出于蓝。

而古印度，只余下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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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个文明的进化和分化中，我们能总结出以下一些基本规律：

第一，落后的边缘文明是可以超越文明中心的。

除了外在的客观条件（文明中心的自我衰落、更低的生产成本）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与先进文明的联系，由此获得交流学习的机会。

第二，适度的竞争非常重要，这将大大加速新兴地区的文明进化。

典型的两个例子，就是古希腊双雄争霸和重商主义，带来教育的繁荣，进而推动了政治改革和科技创新；

以及古中国的五霸七雄竞争，带来君主对人才的庞大需求，进而形成了诸子百家和治国之术大流行。

反面例子是古印度，虽然在十六国时代也一度形成了宗教、权谋和异端邪说的大繁荣，但护城河的缺失、过于激烈的竞争，最终导致了人才资源浪费的局面，使得繁荣未能持久。

归纳来看，适度的竞争+长期的学习再创新，是文明进化的关键要素之一。

翻译成投资语言：

一个良好的竞争格局，是长期投资获得成功的基础。

一家独大，完全垄断的领域，会导致企业管理层不思进取，投资回报率变得较低；

超过几十家企业，甚至成千上万家企业竞争，往往又很容易陷入血腥的价格战中，这种行业的投资是需要谨慎的。

最理想的竞争格局，是2-8家企业左右，这种情况下整个行业的回报率会相对较高。

管理团队的受教育水平、学习和创新能力也非常重要。

君临读过很多优秀企业的传记，他们有的是创始人的自传，有的是高管骨干的自传，有的是记者作家的撰写。

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

记者作家往往着眼于花边新闻、奇谈八卦；

高管骨干往往关注的是执行力，如何提升效率和收益率；

创始人的自传，通常对创新和产品体验有着强烈的信念，直抵行业问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