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君临将花时间把多年积累的关于投资的笔记和思考整理成书。
专栏仍会不定时更新，股市有行情的时候，我会写文章跟大家聊聊最新的看法；
没有行情的时候，就埋头写书，写一章发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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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君临投资史》的卷一，第六章。
抓住盛世的大机会！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这首《将进酒》写于唐玄宗李隆基当政年间，是诗仙李白的代表作。
李白生于中亚的碎叶城，位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附近，那时候是大唐王朝的安西都护府管辖地。
5岁的时候，李白跟随父亲迁居四川青莲乡，24岁的时候离开故乡，“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在大唐的辽阔江山里游历过一番后，和已故宰相许圉师的孙女结婚，随后进长安，通过玉真公主和名臣贺知章的关系，获得唐玄宗的赏识。
在翰林院供职了一段时间，李白厌倦了陪侍皇帝左右的生活，再次辞官远游，过着喝酒写诗的快活日子。
当时的大唐王朝，疆土辽阔、经济繁华，也只有这样的盛世，才能承载得了李白纵情狂放的一生。
我们将视野拉长，就会发现，整个公元600-1200年，这属于唐宋时代的600年，正是中国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段盛世。
当时的地球上，中国的唐宋文明和中东的阿拉伯文明交相辉映，堪称绝代双骄。
阿拉伯帝国也有着跟李白类似的人物。
伊斯兰教明令禁止教徒饮酒，但有趣的是，在阿拉伯帝国时代却有许多顶流诗人喜欢一边喝酒，一边纵情写诗。
比如有“酒诗人”之称的艾布·努瓦斯，就因为他赞美青春、美酒和爱情的诗赋，而得到了皇帝（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赏识。
而阿拉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诗人：穆太奈比，则有着跟李白类似的经历、个性和诗歌风格。
穆太奈比少年时就胸怀大志，善剑、骑术，曾经得到国王赛弗·道莱的赏识，陪侍左右，后来厌倦了这种生活，随后在埃及、伊拉克的巴格达、伊朗的设拉子等地游历。
他的诗同样狂傲不羁，气势磅礴，比如下面这两首——
“活，不能碌碌无为苟活在世，
死，不能窝窝囊囊不为人知。
纵然在地狱也要追求荣誉；
即使在天堂也不能忍辱受屈！”
————
“什么地位值得我企及？
什么伟人值得我畏惧？
真主创造和未造的一切，
与我的雄心壮志相比，
都如同一根毫发，
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
书写豪情壮志的伟大诗篇，只会出现在伟大的时代。
对于古典农业文明而言，公元600-1200年正是这样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来自一系列综合因素的作用——
第一，是气候的回暖。
跟公元300-600年间的全球平均温度22度相比，600-1200年间的全球平均温度回升到了23-24度。
更温暖的气候，使得农业产量大范围提升，经济进入扩张周期。
第二，是政治的统一，带来社会的稳定和投资回报率的提升。
中国和中东地区，恰好实现了文明的大一统。
中国文明自隋文帝一统南北之后，经历了“开皇之治”的短暂辉煌，然后就像秦朝一样忽然崩盘。
短暂的混乱后，唐朝重新统一全国，然后缔造了一个近300年的长久和平时期。
唐朝的疆域空前辽阔，极盛时东起日本海，南到达越南的中部，西边临近中亚的咸海，北部覆盖了贝加尔湖。
虽然唐太宗时就已经万国来朝，被四夷各族尊为“天可汗”，但疆域最广阔时还是他儿子唐高宗当政的三十年。
在650-680年间，将军苏定方越过帕米尔高原，灭亡了西突厥汗国，李绩率军攻占平壤，灭亡了高句丽。
唐高宗在中亚设置了安西都护府，朝鲜半岛设置了安东都护府，蒙古设置了安北都护府，越南设置了安南都护府，由此四海清平。
宋朝的统一也有300年，虽然疆域不如唐朝，但也基本统一了长城以南的主流文明带。
更重要的是，宋朝致力于经济发展，商业、科技和文化更上一层楼，被认为是古典文明的巅峰所在。
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在文化成就上，唐宋也是一时瑜亮，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化的两座高峰。
唐朝，称得上一代宗师的有——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诗佛王维，散文大师韩愈、柳宗元，书法界的“二圣”颜真卿、柳公权，画圣吴道子、茶圣陆羽、禅宗祖师慧能。
宋朝，称得上一代宗师的有——
宋词四大家苏轼（诗词文书画均一绝）、辛弃疾、李清照、柳永，爱国诗的陆游，散文界的欧阳修（《新唐书》也是他主编），史学界的司马光（《资治通鉴》），画坛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理学宗师朱熹。
两代不分伯仲。
不过宋朝时，民间书院兴盛，科举取士规模扩大，书籍印刷普及，市民的受教育水平更上了一层楼。
在地球的另一边，阿拉伯帝国忽然崛起。
这个帝国横跨亚欧非大陆，极盛时疆域达1340万平方公里，甚至比唐朝的1237万平方公里还要大。
阿拉伯帝国的文治武功，也跟中国的隋唐宋三朝极为相似。
第一阶段，四大哈里发时代（632-661），致力于实现阿拉伯人的统一，大致相当于隋朝（581-618）。
第二阶段，倭马亚王朝（661-750），军功最盛，打造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帝国，大致相当于唐朝（618-907）。
第三阶段，阿拔斯王朝（750-1258），文治巅峰，经济繁荣、文化灿烂，大致相当于宋朝（960-1279）。
政治上，阿拉伯帝国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我们传统上认知的政教合一的中央集权帝国。
而且，这个国家统一了文字（阿拉伯文）、币制、税制、度量衡、通信和驿站，第一次将中东无数个古老文明的后代们，融合成了一个民族。
这件事，从此深刻的改变了地球的文明史。
经济上，阿拉伯帝国将埃及人耕耘尼罗河流域的经验推广到其它地区，巴格达、大马士革、设拉子和撒马尔罕被誉为“人间四大天堂”。
其地位，大致跟中国的长安、洛阳、开封、杭州相似。
仅巴格达一地就聚集了4000家玻璃作坊和3万个瓷器店，还有各种纺织品店铺、酒肆客栈，相当繁华。
由于国家强盛，阿拉伯帝国的文化风气也十分开放。
当时的诗人、学者、艺术家能不受民族和宗教信仰的限制，享有极大的学术自由，巴格达城中乐师和舞女云集。
830年，哈里发麦蒙创办了著名的智慧宫，集科学院、图书馆、翻译馆于一体，景教徒学者侯奈因被任命为馆长，那些印度、波斯、希腊、罗马典籍纷纷被翻译成阿拉伯文。
第三，是适度的竞争、市场的规模和复杂性的增加，带来了创新大爆发。
一般来说，在一个存在适度竞争的市场环境里，人类通过市场交换物品和思想，人口规模越大的社会，集体学习和进化的速度就越快。
另外，更多样化的社会，也能增加创新的可能性。
一个全部是农民的社会，显然不如一个有农民、商人和知识分子的多元化社会能带来更多的创新火花。
也就是说，当充满自信的领导人愿意建设一个充满包容性的社会，那么，人口规模和多元化，就成了创新的主要驱动力。
阿拉伯帝国拥有4000万人口，是波斯第二帝国（萨珊王朝）2000万人口的两倍。
中国的唐朝更是达到了8000万人口，而宋朝人口甚至达到了1.26亿——
这个人口数已经远远超过了上一次文明巅峰，汉朝和古罗马帝国的6000万人口数。
唐朝和阿拉伯帝国的人口多样化，同样令人惊讶。
在唐朝，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是，这里活跃着大量的异族将军。
比如契丹人李光弼、突厥人哥舒翰和阿史那社尔、百济人黑齿常之、高句丽人高仙芝、靺鞨人李怀光、铁勒人仆固怀恩和契苾何力等等。
阿拉伯帝国就更不用说了，中东本来就是个文化大熔炉，这里汇聚了两河文明、古埃及、波斯、古希腊、古罗马、印度、中亚、北非、西班牙，各个地区的种族和文化。
更重要的是，阿拉伯帝国和唐宋不是彼此独立的帝国，他们主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海洋贸易将全球的主要文明地区连接在一起的壮举。
在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前的一百年，由于整个中亚基本上都在唐朝和倭马亚王朝的统治范围内，因此陆上丝绸之路还是相当繁华的。
从长安或洛阳出发，取道新疆、中亚、波斯，能到巴格达或大马士革。
漫漫长路上，大大小小的商队络绎不绝，商人们骑着骆驼穿梭往来，沿途客栈、酒肆比比皆是，好不热闹。
但安史之乱后，丝绸之路被游牧民族攻占，渐渐冷清。
随后，商业贸易转向了海洋，并逐渐繁荣起来，这条路从广州、泉州出发，穿过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到达波斯湾或红海。
在中国被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在中东被称之为“香料之路”。
我们知道，水路运输的成本，远远低于陆路。
现代水运成本大约是公路运输的10%，古代陆路没有汽车和高速公路，成本无疑会更高。
因此，从高成本的陆上贸易转向低成本的海洋贸易，其市场规模也将是指数级的扩大。
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由阿拉伯人主导。
主要的原因是650-950年的300年间，恰好是阿拉伯帝国的黄金时代，而唐朝已进入衰退期。
这300年间，阿拉伯海船上的装备已相当先进，比如等高仪、测太阳和星体高度的量角仪、水陀等，都很完善了。
他们的航海图上，也绘制了坐标、水深和风向，相当详细。
正是这些技术的进步，使得商人们的船队能够航行在烟波浩渺的印度洋上，而不至于迷失了方位。
阿拉伯的商船不仅活跃在印度洋、东南亚和东非沿岸，也活跃在地中海和西欧沿岸，甚至最远已涉足到西北欧的波罗的海。
当时的中国，广州和泉州都居住着大批的穆斯林商人，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印尼也在这个时期逐渐的伊斯兰化。
阿拉伯帝国流行的《一千零一夜》最能反映这个时候的盛况了。
《一千零一夜》里有许多传奇故事，包括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阿拉丁和神灯，其中最知名的无疑是辛巴德的七海传奇。
辛巴德每次出海，总是经历九死一生，他穿行于现实与魔法盛行的世界，到处是怪兽巨蟒、妖魔骷髅，然后在一场场宏大海战过后，将异国的奇珍异宝带回家乡。
这种历险故事，就是英国《鲁滨逊漂流记》、日本《海贼王》的最早版本。
这些故事所讲述的，比如开拓进取、敢于冒险和探索，不正是资本主义商人们的精神核心？
不过，在接下来的300年间（950-1250），中国人开始后来居上，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导者。
主要的原因是，阿拉伯帝国走下坡路了，渐渐分裂成一系列的小国，而东方的宋朝开始建立起大一统的文明。
尤其是南宋建立之后，由于金国在北方的军事压力、中原农业区的丢失，使得南宋更加重视海洋贸易带来的税收增加。
结果就是，宋朝的造船技术很快跃居世界第一，他们的商船越来越大型化，隔水仓和指南针技术的应用，让商船的安全性和导航能力都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福建泉州曾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即使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
宋朝是中国四大发明其中两样（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朝代，科技创新能力之强在古典农业时代是独步天下的。
我们对比一下阿拉伯帝国和宋朝的进出口贸易主导商品，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差异。
阿拉伯的出口商品：香料（乳香、安息香、沉香、檀香、胡椒）和宝石（象牙、珊瑚、玛瑙、珍珠、琉璃）。
宋朝的出口商品：丝绸、瓷器、茶叶、五金。
整体来看，这些出口商品都是高利润率的奢侈品，主要面向富人阶层的需求。
毕竟当时的运输成本还是很高的，大众商品即使运输到异国他乡，价格翻了几倍后，老百姓也买不起。
细看就会发现，阿拉伯的出口商品，香料和宝石，更多是原料的稀缺性带来，技术含量不高。
宋朝的商品，丝绸、瓷器、五金，都是有技术含量的工业品。
可见，当时的宋朝，已是一个垄断了高端手工制造业的产业中心，掌控着那个时代利润率最高的一系列技术。
宋朝的科技进化速度是令人震惊的，我们对比一下唐朝就能看出差异。
印刷：唐朝还是雕版印刷术，宋朝进化成活字印刷术。
陶瓷：唐朝的唐三彩还只有粗糙大块的三种颜色（黄、绿、白为主）。
宋朝的宋瓷已经能在瓷器上雕画花纹，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上升到艺术品层次了。
军工：唐朝首先将火药应用于军事，出现了最初的武器“火箭”。
到了宋代，则出现了热兵器技术的革命，包括霹雳炮、震天雷、引火毬、铁火炮、火箭、火毬、火枪、火炮等火器相继被发明。
另外，宋朝还发明了水战车船，革新了投石机技术，给它们装上车行炮、单梢炮、七梢炮与旋风炮等。
正是这些技术的出现，在后来的13-14世纪深刻的改变了亚欧大陆的政治版图。
金融：唐朝的金融，没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
但宋朝却不一样，它走在了世界金融创新的最前沿。
首先，宋朝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它是成都一些富商私人印制的，以代替笨重的铁钱在四川使用，名为交子。
宋仁宗的时候，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后来改名为“钱引”、“会子”。
不过，由于政府缺乏经验，滥发纸币，由此导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引发了世界上第一次纸币版的金融危机。
这场实验以失败告终。
纸币创新虽然失败了，但宋朝的铜钱区域化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由于海外贸易的需要，加上宋朝经济强大带来的铜钱信用良好，于是宋朝铜钱被广泛应用到东亚、东南亚的商业贸易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宋朝版的“东亚铜钱货币体系”。
你看，宋朝在金融（纸币交子、铜钱区域化）、军工（热兵器革命）、信息（活字印刷术）、高端制造（宋瓷）上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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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阿拉伯帝国和唐宋这样的时代，看作是一场大牛市，投资者又能获得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们看看其中一些人的命运沉浮。
唐朝是个将星灿烂的年代，名将辈出，简单数一数就有许多——
譬如开国三名将的李靖、李绩、李道宗，中兴三名将的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号称“西域守护神”的裴行俭、王忠嗣、高仙芝；
还有前后灭三国的苏定方，灭高句丽的薛仁贵（李绩是统帅，薛仁贵是大将）；
灭高昌国的侯君集，大败倭国的刘仁轨，威震吐蕃的哥舒翰，独撑中唐危局的李晟、雪夜下蔡州的李愬、门神大将秦琼和尉迟恭……
唐朝名将之多，能够相提并论的也就只有春秋战国了。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这三位：李靖、李绩、苏定方。
李靖，在开国战争中平定长江流域，打下半壁江山，建国后又灭东突厥、吐谷浑两国，被誉为“军神”；
李绩，开国前是李世民麾下第一名将，建国后是李靖的副帅，李靖归隐后，统兵灭高句丽，备受荣宠；
苏定方，灭百济、灭东西突厥，都立下了头功，史书上说“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相当传奇的一生。
他们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都达到了古代将军能享受到的最高荣耀。
身为一名军人，活在这样的时代无疑是最大的幸福。
当时有一首诗，反映的正是这种机会无限的乐观心态——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是啊，时代无限好，只要投入其中，总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在代表性的灭东突厥一战中，三位名将集体亮相。
629年冬，为祸边境多年的东突厥国内发生了变乱。
一边是暴风雪侵袭，马牛羊死伤众多，一边是部落内斗，族人叛离。
唐太宗李世民抓住了这个机会，调集十几万大军，分道向北方发起军事攻势。
军事统帅是李靖，副帅是李绩。
开始的调兵是静悄悄的，毕竟十几万大军，粮草后勤的准备需要些时日。
但到了第二年正月，李靖忽然率领三千精锐骑兵，迎着凛冽朔风，在夜幕掩护下，闪电攻入突厥国都。
这种出其不意，惊呆了突厥人。
突厥可汗仓皇出逃，后来收拾残兵，退守铁山。
作为缓兵之计，他派人去了一趟长安，请罪，并请求归顺唐朝。
李世民当时还没做出最后决定，于是派了一名使臣去见突厥可汗，以观察他的真实意图。
李绩找到李靖，跟他建议说：
“突厥可汗虽然战败，但人马还多，如果放他回到漠北，道路遥远险阻，就很难追上他们了。
如果他们重新聚集各部落，打败他们就更难了。
如今陛下派使臣到那里去，突厥必定放松戒备，我们这个时候去袭击，必可拿下贼寇。”
李靖点头同意：
“您的这番话，就是当年韩信灭齐国的策略啊。”
于是两人一起定计，率兵连夜出发。
二月初八夜，唐军前锋苏定方带着数百人，乘雾秘密行进，纵马突袭，将突厥人杀得人仰马翻。
随后，突厥可汗逃跑，半路上又被李靖、李绩的大军在各个方向堵截，全军覆没，从此灭国。
回去之后，三名将军都得到了唐太宗的厚赏。
灭东突厥这场战争，对唐朝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从此一个强国在东方冉冉升起，开启百年盛世。
而对于君临来说，有三个细节想跟大家好好聊聊。
第一个细节：三位将军的职位。
当时，李靖的官职最高，是唐军的最高军事统帅，李绩次之，是副帅，地位也不低；
而苏定方地位最低，仅仅是一名前锋将领。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看一下他们此前的经历就清楚了——
他们最开始都不是李氏唐朝的嫡系。
李靖，出身显贵，他的舅舅是隋朝名将韩擒虎，年轻时甚至想去隋炀帝那里，告密李渊要造反。
后来，李渊造反成功，成了唐高祖，反将李靖抓住，要斩他。
行刑前，李靖大声疾呼：“明公兴起义兵，本是为天下除去暴乱，怎么没有完成大事，而以私人恩怨斩杀壮士呢？”
李渊被他这番话打动，随后放了他，让他跟着亲王李孝恭平定江南，从此步步高升。
由于李孝恭能力一般，因此军中大事基本都是李靖在操办，能力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表现，这是他能晋升统帅的关键。
李绩，原名徐世勣，出身草莽，17岁参加瓦岗军农民起义，是义军首领李密的军师，江湖人称“半仙徐茂公”。
后来，李密战败，归顺唐朝，李绩也就跟着来到了李世民部下。
跟着李世民，打的可都是硬仗，譬如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没有一个是好惹的。
或许因为年轻缺乏经验，或许因为对手太厉害，所以李绩的前半生，也打过几场败仗。
功绩不够稳定，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担任副手。
苏定方，同样出身草莽，最开始投奔了窦建德帐下，窦建德败亡后，又去了刘黑闼那里，最终在唐朝建国后的第五年（623年），刘黑闼兵败被杀。
可怜的苏定方，只能半生功绩归零，重新在大唐军中默默奋斗。
于是到629年，灭东突厥大战的时候，李靖已是执掌数十万大军的统帅，李绩也成为副帅了；
出道时间跟他们差不多的苏定方，却只能成为一名统兵数百人的前锋将领。
这个细节，放到投资中，反映的就是识别牛市主线的重要性——抓住主线的早晚，决定了你的收益率。
————
第二个细节，灭东突厥的核心战术：闪电战。
自古以来，名将赢得战争无非是两个策略——
一种是被别人打的，通常是敌强我弱。
关键就是要诱敌深入、设伏围歼，让自己的地利优势最大化，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
另一种是主动打别人的，通常是我强敌弱。
关键是要耐心等待最佳时机、闪电偷袭，让自己的天时优势最大化，将确定性的收益率提升到最高水平。
我们看汉朝武帝时灭匈奴，唐朝太宗时灭突厥，基本上用的都是闪电战。
霍去病前后多次率领骑兵，深入漠北数千里，长途奔袭、穿插迂回，歼敌数十万。
苏定方灭西突厥之战，也是如此，他领兵踏雪进发，昼夜兼程，从阿尔泰山一路打到吉尔吉斯斯坦，最终生擒其主。
打得都很爽，但关键是——
前期的耐心准备和等待才是关键。
汉朝三代皇帝韬光养晦，愿意忍“和亲之辱”；唐朝太宗忍突厥可汗嚣张三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当年（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八月初九刚刚即位，八月十九日，突厥可汗就带兵入侵，趁唐朝没有准备，一路杀到长安附近的渭水边。
李世民隔着渭水和突厥可汗对话，斥责他背弃和约，不仁不义。
突厥兵回去后，李世民视为奇耻大辱，此后每天亲自检阅禁军将领，走上富国强兵之路。
但他没有立即派兵打回去。
而是耐心的等待，一直等了三年。
627年，东突厥国内大雪，马牛羊大批死亡，开始走下坡路。
628年，由于去年雪灾，东突厥国内爆发了大饥荒，史载：岁大饥。
629年，东突厥国内又来大雪，六畜多死，但突厥可汗仍在穷征暴敛，致使部落内斗、四散而去。
唐太宗就这样一直按兵不动。
直到有一天，他判定对方的力量已跌到了最低点的时候，才忽然兴起举国兵力去围剿。
而这一战，得益于唐军将帅对时机的准确把握，几乎没有损失什么兵卒，就将北方最强大的敌人一举灭国了。
这次“收益率最大化”的操作，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各位投资者，请抚心自问：
当你看好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的时候，你是否有这样的耐心，愿意等待至少三年，直到它股价跌到最低位的时候，再去买入呢？
这个时候买入，收益率才能实现最大化啊！
————
说到唐太宗和他的三大名将，我们说点题外话。
在阿拉伯帝国崛起的过程中，也有一个相似的团队：哈里发欧麦尔和他的三大名将。
当年阿拉伯帝国在沙漠里横空出世，短短数十年间，便征服了亚欧非无数的国家，建立起一个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
许多人惊诧于，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君临认为，核心贡献在于两个人：第一个是先知穆罕默德，第二个是追随者欧麦尔。
穆罕默德的影响力无疑是最大的，他是一切的原点。
当时的阿拉伯半岛，正处于氏族部落阶段，部落之间为争夺有限的水源、牧场和生存空间进行着绵绵不绝的厮杀，内卷相当厉害。
游牧部落的原始信仰都是“多神教”，各信各的，一盘散沙。
正是穆罕默德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这是一次文明史上罕见的基因突变。
他创建了伊斯兰教，以“一神崇拜”代替“多神崇拜”，以同胞和睦代替血亲复仇，由此将所有人凝成一条心，聚拢在同一个旗帜下，才有了后来气势磅礴的统一运动。
如果说穆罕默德是那个最先推动飞轮转动的人，那么欧麦尔就是那个让飞轮加速转动的人物。
穆罕默德死后，阿拉伯帝国进入“神权共和时期”，先后有4位哈里发继任，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欧麦尔。
欧麦尔任内，伊斯兰帝国以空前的速度进行扩张，先后征服了两河流域、波斯萨珊王朝、埃及和北非，基本奠定了帝国的大框架。
如果没有欧麦尔，阿拉伯帝国绝对没有今天这么大的影响力。
那么，这个人如何能取得这般大的成就呢？
君临认为，这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恰好到位的结果。
最重要的是人和。
当时的阿拉伯游牧民族刚刚被整合起来，万众一心，都想要向外征服。
假如不去利用这股能量，及时的向外扩张，那么一定会因内部蛋糕有限，再次在内卷中分崩离析。
因此对外征服，在那样的一个时点，已经是蓄势待发，不得不发。
当然，欧麦尔为了能充分的调动军队的积极性，准备也是相当充分——
第一是精神刺激，不断向圣战者打鸡血，灌输为主道而战的伟大精神，可以升入天堂的美好愿景；
第二是物质刺激，规定在作战中获得的战利品，五分之四分给功勋战士，这成为了战士们勇往直前的动力。
其次重要的是地利。
游牧民族的骑兵优势，在冷兵器时代具有着极大的战争潜力，这点已是众所周知，就看有没有人能够恰当利用了。
第三重要的是天时。
当时，阿拉伯北方的东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正处于旷日持久的大战中，两个国家打了上百年，都已筋疲力尽。
从528年-631年，东罗马和波斯萨珊一共打了五场战争，平均每场战争打十几年，打得天昏地暗。
最后一场战争尤其惨烈，从603年打到631年，打了28年，彼此都重伤吐血。
尤其是波斯，打到最后，割地、赔款，国内政变频繁，几乎已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欧麦尔率领着大军忽然从沙漠里杀出，收益率能不高？！
据后世史家总结，欧麦尔是个非常有战略眼光的人，他总能在恰当的时机，让军队投入到一个恰当的区域去作战。
而且，欧麦尔麾下，也有一批杰出将领，例如哈立德、阿慕尔、赛尔德。
哈立德为他征服了两河流域，阿慕尔为他征服了埃及，赛尔德为他征服了波斯。
这些名将是如何作战的呢？
我们看看号称“安拉之剑”的哈立德在大马士革战役中的表现。
这场战役是阿拉伯帝国向外扩张中最关键的一战，其意义跟唐朝灭东突厥之战相当。
633年，阿拉伯军队发起对两河流域的征服运动，大马士革是叙利亚地区的首府，位置很关键。
如前所述，当时东罗马帝国刚刚结束跟波斯的战争，正处于最虚弱的时候。
哈立德率领着八百精锐横跨大沙漠，经过十三天的急行军，忽然出现在大马士革城下，发起对东罗马军队的袭击。
随后，东罗马军队被重创，大马士革城被围困半年后，被迫开城投降。
但东罗马帝国不愿意屈服，于是在第二年春天，派出十万大军试图夺回这个枢纽重镇。
哈立德的选择是：主动撤出城市。
咦，为什么这么辛苦才打下来的城市，却自动放弃了呢？
原来，哈立德的盘算是，他的骑兵善进攻，不善防守，呆在城市里并不能发挥自身优势。
他撤出城后，将敌军引诱到一个空旷的河谷中，利用骑兵的优势，发起大规模的集团冲锋，最终将东罗马的十万大军一举摧毁。
你看，这就是名将之所以为名将的关键——
永远要知道，如何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只打必胜之战！
————
说回灭东突厥之战，值得关注的第三个细节。
李靖和李绩在灭东突厥之战中，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收益率，有一个关键的点——
当时正是突厥可汗和唐太宗进行和谈的关键时候，因为见到了唐太宗派来的使臣，才会放松警惕。
李靖和李绩并没有得到唐太宗的授权，却主动抓住机会，发起攻击。
事后，唐太宗不但没有怪罪于他们，反而重重赏赐。
正是这种皇帝对将军的完全信任，将军没有后顾之忧的心态，才会有这样的完美结局。
这种信任和心态，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原因来自哪里？
来自府兵制。
差不多一百年前，由宇文泰推动的府兵制改革，让士兵都归政府管辖，平时在家务农，打仗时每家每户征调一个人去打仗。
每一次打仗，士卒都是临时征调。
由此，士卒和将军在每次战争中都打散重组，完全分离，彼此之间的长期关系就没有了。
好处是很明显的，将军没有嫡系部队，皇帝完全不担心将军的拥兵自重。
这正是唐太宗敢于充分授权将军们的关键。
但是，唐玄宗上任之后，局势渐渐的就发生了变化。
因为帝国太大了，每一次战争都从千里之外去征兵，效率实在太低。
因此，唐玄宗任内，将府兵制改为了募兵制，在各个边境重镇长期驻扎职业军队。
一切就不同了。
军阀开始作乱，皇帝不再信任将军。
这种不信任感，是如何改变了历史的，我们在安史之乱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安史之乱的八年抗战，同样涌现出了一批名将，但他们的遭遇和结局，跟太宗时已是天壤之别！
开始的时候，安禄山的叛军一路杀来，气势正锐，皇帝临时征调名将高仙芝、封常清迎战。
两位名将鉴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采取守势，坚守潼关要害，耐心等待反击机会。
结果呢？
半个月后，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报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将两位将军一刀斩了。
接着派名将哥舒翰上场。
哥舒翰的操作一模一样：坚守潼关要害，加固城防，闭关固守，耐心等待反击机会。
结果呢？
唐玄宗命令哥舒翰立即出战，务必将安禄山人头拿来！
哥舒翰被逼无奈，痛哭一夜后，悲壮的领兵出关，最后被安禄山设伏围剿，20万将士全军覆没。
随后，唐玄宗逃亡，唐肃宗继位。
758年，唐肃宗征召了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将军，数十万大军围剿叛军。
但是，唐军竟然不设统帅，只是派了一个宦官鱼朝恩作为监军，没有任何的统一调度，粮草后勤更是一团糟。
结果就是，围剿失败，名将郭子仪当了背锅侠，从此赋闲。
761年，唐肃宗命令名将李光弼尽快收复洛阳，李光弼上表抗旨，认为应该耐心等待更好的出兵时机。
结果就是，朝廷再三督促尽快出战，战败，从此也赋闲了。
762年，新一任皇帝唐代宗继位，名将仆固怀恩被派去剿匪，又花了一年，才终于将安史之乱终结。
但这个时候的安史之乱，真的是被唐朝军队扑灭的吗？
八年来，枭雄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被叛将史思明所杀，史思明被他儿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自己上吊自杀。
所谓安史之乱，根本就是在自我内斗中覆灭的。
唐朝的将军们呢？
被推为“战功中兴第一”的李光弼，因为害怕被皇帝加害，两次违旨抗召不敢入朝，在惶惶不安中逝去。
最终结束叛乱的仆固怀恩，满门忠烈，也在朝廷的猜忌与诋毁中，被逼谋反。
一声叹息。
可以说，整个唐朝中后期的历史，皇帝与将军们就是在这样的不信任关系中僵持着，酿成了无数的惨案。
社会的运行逻辑已经改变了，将军不再是一个好职业。
这就像是一场大牛市中，当将军板块处于最好的时代，那便也是下行的开始。
不信任、混乱和冲突，最终需要一个解决方案。
于是到五代十国结束，宋朝建立的时候，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强力抑制武将的潜力值——
将军们的发兵权和统兵权被完全分离了，战区司令要由文官或太监担任，改变战略必须得到皇帝的同意。
这种情况下，将军这个职业就更不好当了。
但，就在将军们纷纷被五花大绑，唉声叹气的时候，一个新的板块开始冉冉升起。
文臣们，进入了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
有宋一朝，名臣辈出，赵普、吕蒙正、寇准、王安石、范仲淹、富弼、韩琦、吕夷简、包拯、文彦博、虞允文……
哪一个不是星光熠熠？
那些文化界名人们，司马光、欧阳修、苏辙，都曾担任过副总理以上的职位。
这可是李白、杜甫们，做梦都想笑醒的时代啊。
历史传奇中，宋朝的将军永远充满了屈辱，似乎宋朝是个多么糟糕的时代。
但殊不知，历史其实有着另一番面孔。
是的，杨家将抗辽，惨死沙场了；
但他们没有做成的事，文臣寇准做到了，他力主推动的“澶渊之盟”让宋辽实现了数十年的和平。
狄青抗西夏，却半生受猜忌，抑郁而死；
但将军没有完成的事业，文臣范仲淹做到了，他采取“屯田久守”的方针，成功巩固了西北边防数十年。
岳飞抗金，被十二道金牌召回，被“莫须有”处死，太冤了；
但将军没有完成的事业，文臣虞允文做到了，他在采石之战中大破金军，间接杀死金国皇帝完颜亮。
这些文臣们，在宋朝大放异彩，为宋朝又续了两三百年的寿命。
但他们，却没有被皇帝猜忌。
时代确实变了，正是当年宋太祖的巧施妙手，让将军们被绑住了手脚，才使得军阀割据的问题被彻底解决。
宋朝之后，再无分裂之忧。
整个社会，从此一心扑在商业、贸易、科技、文化上搞创新，机会在新的板块上纷纷释放。
这是中国商业文明，难得的三百年进化机会。
宋朝仁宗时，大文豪苏轼来到赤壁，凭吊先人，写下了一篇惊艳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真正的江山，只属于那些在市场的风起云涌中，能抓住底层变化逻辑的豪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