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君临将花时间把多年积累的关于投资的笔记和思考整理成书。
专栏仍会不定时更新，股市有行情的时候，我会写文章跟大家聊聊最新的看法；
没有行情的时候，就埋头写书，写一章发一章。
以下是《君临投资史》的卷一，第四章。
四百年的基业长青！
汉朝和罗马是公元前200年-公元后400年间最强大的两个帝国。
汉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先崛起，罗马（公元前27年-公元395年）晚一点，两个国家都绵延了400年左右。
汉朝疆域面积600万平方公里，人口6000万以上，罗马帝国面积500万平方公里，人口在5000-7000万左右。
实力在伯仲之间。
如此庞大的疆域，如此众多的人口，还能维持如此长的统一时间，在古代史上是罕见的两个案例。
它们是如何做到的？
又能给我们的投资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先看汉朝。
汉朝最大的特点是：好皇帝非常多。
汉朝前后405年，可以称得上是好皇帝的有：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
一共10位干得不错的皇帝。
他们合计统治的时间长达223年，占了汉朝历史的55%，超过一半。
我们分别看一下他们都有哪些政绩——
第一位，汉高祖刘邦。
秦朝末年，由于暴政导致天下大乱，并且秦朝的军队都被调派到了边疆，一支60万大军去了南边征战百越，一支30万大军去了北边抗击匈奴。
由此造成中央空虚，一个庞大的帝国仅仅三年时间就被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搞崩盘了。
（这很像是加杠杆过狠的投资者，一招不慎，就此资金链断裂而清零。）
刘邦顺应形势，起义造反，此后又花了4年时间剿灭群雄，重新统一天下。
建国之后，刘邦主要的工作有三件：
1）治理国家，恢复礼法，设三公和九卿，任命萧何为丞相，休养生息、轻徭薄赋；
2）巩固政权，贬杀韩信、英布等异姓亲王；
3）和亲政策，对强大的匈奴以“忍”为主，保持战略定力。
第二、三位，汉文帝和汉景帝，合称“文景之治”。
两位皇帝是刘邦的最佳接班人，主要政绩也是三件：
1）继续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积蓄国力；
2）继续巩固政权，对同姓亲王也采取手段，削减他们的封地；
3）继续和亲政策，但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开始积极备战，打造骑兵部队。
在高祖战略的基础上，再略微进一步，由此得了个“萧规曹随”的成语。
第四位，汉武帝。
中国帝王榜上通常能进三甲的伟大人物，他的政绩是全方位的，创造力惊人。
内政上，发布推恩令，完全解决了诸侯王的威胁，国家从此稳定。
军事上，开疆拓土，北边发动三场大规模的匈奴战争，击溃匈奴，疆域扩展到西域；南边灭南越国、滇国，进占海南岛；东北灭卫满朝鲜。
文化上，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后世两千年的主流思想，从此中国人有了一个统一的灵魂，称为“汉人”；
不过，汉武帝虽然推崇儒家，在施政的时候也并未荒废法治，采用的是“德主刑辅”，即先用道德教化，再用刑法约束，刚柔并济。
武帝也非常重视教育，创办了太学，这是中国王朝史上第一所公办学校，到东汉光武帝时期太学生一度多达三万。
正是这些努力，使得汉朝文化鼎盛，涌现了《史记》等史学巨著。
外交上，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让中国和西方的科技交流进入一个繁荣期，中国出口丝绸、漆器、桃、李、杏、梨、姜、茶叶，进口良马、骆驼、香料、葡萄、石榴、苜蓿、胡麻、黄瓜、胡豆、胡桃、胡瓜、胡荽、胡萝卜等一系列物产。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丝绸开始大规模出口，丝绸是古代最重要的奢侈品，主要面向贵族客户，利润率极高。
相比起来，其它几个文明，两河文明主打的是羊毛纺织业、古埃及主打麻纺织业、古印度主打棉花纺织业，都是面向大众客户的，利润率要相对低一些。
丝绸之路，打通了汉朝-罗马帝国之间的陆上高速路，是文明史上的第一代全球交换网络，大大加速了文明的进化。
以上几件功绩，都是开天辟地式的，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第五、六位，汉昭帝和汉宣帝，合称“昭宣中兴”。
汉武帝晚年，有些老糊涂，搞出了“巫蛊之祸”，社会出现短暂的混乱。
汉昭帝刘弗陵7岁登基，随后诛杀了上官桀等一批阴谋权臣，接着让霍光辅政，大搞休养生息，由此四海清平。
汉宣帝登基后，将日渐跋扈的霍氏家族清除，并减税赈灾，救济弱势群体，在西域设置都护府，正式将西域纳入版图。
第七位，汉光武帝，“光武中兴”。
宣帝死后，西汉走向衰败，内政混乱，权臣王莽篡位，并引发了赤眉、绿林农民起义。
皇族刘秀拉起一支队伍，平定天下，再次实现国家的统一。
建政之后，大兴儒学，设立地方推举和中央考试结合的察举制，让政府公务员的选拔制度化。
第八、九位，汉明帝和汉章帝，合称“明章之治”。
两个皇帝在位时，军事上经营西域，派窦固北伐匈奴，西南边境哀牢国内附，实现对云南的完全统治；
内政上，兴修水利，救济弱势群体，史载“天下安平，百姓殷富”。
文化上，延续了光武帝的儒学兴盛局面，还出版了数学名著《九章算术》。
第十位，汉和帝，“永元之隆”。
这是一位被历史低估了的皇帝，他非常勤奋，每日早起临朝，深夜批阅奏章，从不荒怠政事，故有“劳谦有终”之称。
内政上，清除跋扈的权臣窦氏家族，重用贤臣郑众、蔡伦等，大力发展经济，垦田面积达732万多顷，为东汉之最。
和帝治下，文化科技非常灿烂，有蔡伦研发的造纸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有班固的《汉书》，中国第一本杰出的断代史；还有许慎的《说文解字》，世界上最早的字典之一。
外交上，派遣甘英出使罗马帝国，一路走到两河流域。
军事上，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匈奴战争，北匈奴被迫西迁进入中亚；班超经营西域，降伏贵霜帝国，使汉朝疆域达到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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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位优秀的皇帝密集出现在一个朝代，这在中国文明史上绝对是不多见的。
正是如此，才能让汉朝享有400年的长青基业。
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运气吗？肯定不是。
君临认为，从他们的上位背景和激励动力来看，可以大致梳理出两条主线。
第一条主线，是立储问题处理的好。
10位皇帝中，刘邦和刘秀都是自主创业，靠军功自己打出来的。
另外8位，都是继承者。
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自周朝开始就推行“嫡长子继承制度”，被儒家认为是伦理典范，汉朝又是儒家兴盛的朝代。
但是，上面8位继承者，只有汉景帝一个是嫡长子，其它7个都不是。
我们分别看一下。
第一位，汉文帝刘恒，是高祖刘邦第四子。
他的母亲薄姬，原是敌军俘虏，被刘邦偶然看见，临幸了一次，就有了身孕，但后来也没得到宠幸。
刘恒长大后，被封为代王（今天的山西太原），远离首都。
高祖死后，吕后摄政，内斗激烈，曾经被高祖宠幸的人都纷纷被杀，刘恒躲过一劫，也养成了谨慎低调的性格。
吕后去世，跟着高祖打江山的两位忠臣：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携手诛灭了吕后的势力，并商议由谁来继承皇位。
他们在皇族中考察了一遍，最终选了有着“宽厚仁慈”名声的刘恒。
第二位，汉武帝刘彻，是汉景帝的第十子。
汉景帝有14个儿子，分别为6个宠妃所生，但他的皇后因为是太后指定，并不受宠爱，所以终生无子。
为此，一场精彩的宫斗大戏拉开帷幕。
最先上位的是栗姬，在她的媚术攻势下，薄皇后被废黜，栗姬所生的刘荣被立为皇太子。
但栗姬太得意了，她以为自己给皇帝生了3个儿子，其中一个当了太子，就能稳操胜券，因此渐渐变得目中无人。
当汉景帝的姐姐馆陶长公主刘嫖，来找栗姬，想把自己的女儿阿娇（成语“金屋藏娇”里的阿娇）嫁给太子时，栗姬一口拒绝了。
刘彻的母亲王娡却抓住机会，许诺让刘彻娶阿娇，由此和馆陶长公主结成联盟。
三年后，太子刘荣被废，王娡被立为皇后，刘彻成为新的皇太子。
第三位，汉昭帝刘弗陵，是汉武帝的第六子。
汉武帝晚年老糊涂，发生巫蛊之祸，太子刘据被诬陷而自杀。
之后，又是一场龙争虎斗。
皇三子刘旦上书父皇，自愿进京担任皇宫保卫，希望得立为太子，汉武帝大怒，杀刘旦派来的使者，并削其三县。
皇四子刘胥为人奢侈，喜好游乐，行为举止荒诞，被汉武帝厌恶。
皇五子刘髆是李广利将军的外甥，李广利和丞相刘屈氂合谋立刘髆为太子，事发后李广利投降匈奴，刘屈氂被腰斩，刘髆郁郁而死。
只剩下最小的儿子刘弗陵了，汉武帝认为他聪明伶俐，很像他少年之时，因此有意传位于他。
临终之前，汉武帝立8岁的刘弗陵为太子，任命霍光等四人为托孤大臣，并将刘弗陵的生母赐死，以防太后干政。
第四位，汉宣帝刘病已，是汉武帝曾孙，废太子刘据的孙子。
巫蛊之祸中，太子刘据一族几乎满门被斩，唯有当时刚出生一个月的孙子刘病已躲过劫难。
刘病已被大臣邴吉所救，偷偷送到其外祖母家寄养长大，再加上自幼多病，从小尝尽了人情冷暖。
汉昭帝20岁就驾崩了，没有孩子，权臣霍光随后立汉武帝的一个孙子刘贺为皇帝，但刘贺“荒淫无行，失帝王礼宜，乱汉制度”，仅做了27天皇帝，就被霍光又废掉了。
邴吉建议霍光立刘病已为帝，认为他学业佳、品德好，是个好皇帝的材料。
在霍光的认可下，半生多灾多难的刘病已迎来了命运的反转。
第五位，汉明帝刘庄，是汉光武帝第四子。
太子最初是光武帝第一位皇后郭圣通所生的嫡长子刘彊。
但刘庄更受光武帝喜爱，一来他母亲是和光武帝经历过患难爱情的阴丽华；
二来他自幼聪颖伶俐，“十岁能通《春秋》”，从小跟着光武帝旁听政事，能力过人。
十二岁那年，光武帝颁布“度田令”，要求各地官员如实丈量土地，然后根据实际土地征收税款。
听取汇报的时候，光武帝发现有个官员写着“河南、南阳不可问”，于是审问是什么意思？
官员不敢回答，刘庄猜到了答案，说出实情，“因为河南是功臣居所，南阳是皇帝故乡，所以官员不敢问。”
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悟性，自然深得光武帝的欢心。
三年之后，阴丽华被立为新皇后，刘庄也成为了新太子。
第六位，汉章帝刘炟，是汉明帝第五子。
汉明帝时的皇后只生了3个女儿，没有儿子，于是在众多皇子中选了刘炟，过继为养子。
第七位，汉和帝刘肇，是汉章帝第四子。
这又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宫斗大戏！
汉章帝的窦皇后，是个貌美如花，却蛇蝎心肠之人。她独宠后宫十几年，却没有儿子。
当时，宋贵人生下皇三子刘庆，梁贵人生下皇四子刘肇。
最初刘庆被立为太子，窦皇后诬陷宋贵人搞巫蛊之术，导致刘庆的太子位被废，宋贵人服毒自杀。
梁贵人心生畏惧，干脆将儿子刘肇送给窦皇后作养子，希望能免祸。
虽然刘肇被立为了太子，但没成想梁贵人的外家依然被窦皇后以匿名信诬陷，满门被斩。
梁贵人忧愤而死，刘肇便在这刀光剑影的宫中，隐忍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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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这些皇帝，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在儿时，其母亲曾是宫斗的失败者，因此尝尽了人间冷暖，养成了坚忍的性格。（文帝、宣帝、和帝）
当宫斗形势发生变化时，这些低调的王子往往能获得掌权者的赏识，晋级上位。
第二类，从小聪慧，品学兼优，有好的名声，因此得到皇帝、权臣、皇后的欣赏，成为政治选拔中的胜出者。（文帝、昭帝、宣帝、明帝、章帝、和帝）
有一个细节不应忽略。
在汉朝时，虽然有嫡长子继承的传统，但掌权者似乎并没有被这个传统所束缚。
一方面，社会上下都认可皇位必须由皇子血脉继承，即使是许多权臣也没有要篡位的打算。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导致政局不稳，权力中心转移到权臣手中，就像东汉末年-南北朝的动乱局面。
中国历史上解决得比较好的，主要是汉朝中前期和宋明清三代。
别看这些时代的宫斗很激烈，但当时的社会还是很平稳的，只是茶壶里的风波。
这跟波斯帝国、三国两晋南北朝，动不动就权臣毒死皇帝，军队反叛战火四起的局面，有着很大差异。
背后的原因，君临认为跟当时的经济繁荣、社会受教育水平较高，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全社会的蛋糕是在不断做大的时候，人们大多会愿意遵守规则，而不是通过内斗来抢蛋糕。
另一方面，掌权者们也都希望能选拔一位相对更优秀的皇子来继承皇位。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陈平周勃和霍光邴吉。
霍光在立刘贺为皇帝后，发现他道德败坏，火速就把他废掉，重新挑选了刘病已当皇帝。
掌权者们当然要慎重，因为他们深知，一个领导人的品德和能力优劣，对一个团队的兴衰荣辱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遇上一个好皇帝，国家繁荣昌盛，遇上一个差皇帝，国家衰败萧条，基本就是一个铁律。
有趣的是，中国历史上较好的继承者皇帝，绝大部分都不是嫡长子。
唐朝，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是次子，高宗李治（永徽之治）是九子，玄宗李隆基（开元盛世）是三子；
宋朝，太宗赵光义（统一中原）是二弟，仁宗赵祯（仁宗盛治）是六子，孝宗赵昚（乾淳之治）是三子；
明朝，成祖朱棣（永乐盛世）是四子，孝宗朱祐樘（弘治中兴）是三子，穆宗朱载坖（隆庆新政）是三子；
清朝，联手开创康雍乾盛世的，康熙皇帝是三子，雍正皇帝是四子，乾隆皇帝是四子。
中国大一统王朝中，嫡长子继承占比最大的是明朝，15个继承者皇帝中，8个是长子长孙。
而明朝的皇帝，历来是被后世所诟病，平均口碑比较糟糕的。
不是说嫡长子就不行，像汉景帝刘启、明宣宗朱瞻基，也都是不错的皇帝。
但整体来看，一个朝代，如果能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尽量做到选拔相对贤能的来继承家业，仍然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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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主线，适度的国际竞争压力，是激励他们上进的重要动力。
中国文明跟其它文明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护城河深厚。
这条护城河是由三重护栏组成的——
第一重护栏：北方-西部一系列高大山脉组成的天然屏障，阻隔了游牧民族的无数次进攻。
中国人在北方山脉上，修筑长城，配合狼烟传递信息，进一步加强了防御力。
第二重护栏：四川盆地-长江出海口由西向东的水路拦截，再一次阻隔了游牧民族的强大进攻。
三国两晋南北朝、南宋，两个时代近500年的历史，南方汉文明都是靠这重护栏得以守护。
第三重护栏：庞大的人口数量+统一的民族文化，使得反抗、融化的能力很强大。
元朝、清朝时，少数民族两次入主华夏，但最终汉文明依然延续，没有像古埃及那样文字消失，文明断层，关键就是靠这重护栏。
这三重优势，在亚欧大陆的诸多古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
两河-波斯-古印度文明基本没有屏障，导致护城河缺失，长期战火纷飞。
古埃及和古希腊，有一定的护城河，但无奈国家太小，人口有限，导致战略缓冲区不够。
跟他们比起来，中国无疑是幸福的。
也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文明的社会稳定性要强得多，逐渐的便形成了一种自信的底气。
这种自信，是中国在汉朝时愿意主动开放，通西域、卖丝绸，大量进口胡瓜、胡桃、胡萝卜的重要社会心理。
也是掌权者会考虑“废长立贤”的一个重要心里基础，他们会降低由此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顾虑。
这就像牛市时，投资者通常会降低风险意识，积极买入高风险资产一样。
另一方面，在汉朝时，中国也不是一个完全垄断的中央帝国。
在东亚地区，汉朝长期面临着北方匈奴的竞争，这种适度的压力是非常重要的。
公元前200年，刚刚建国第三年的汉高祖，率领一支大军讨伐叛将韩王信。
开始的时候，汉朝大军连战连胜，信心爆棚，一路追击到平城（今天的山西大同）。
当时正是隆冬时节，某日凌晨，天降大雾，刘邦带领一支精兵出城，爬上附近的白登山，以察看远方的敌情。
没想到下山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被40万匈奴大军团团包围，动弹不得。
这便是著名的“白登之围”。刘邦被围困在山上七天七夜，水断粮绝，几乎丧命。
危难中，幸好得到陈平的一条锦囊妙计，才侥幸脱险。
自此之后，汉朝对匈奴的“韬光养晦”持续了70多年，长期执行被认为是“屈辱”的和亲政策。
正是在这种外部压力下，汉文帝和汉景帝两代皇帝一直兢兢业业，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作为最大的执政目标。
景帝时期，大力在边境屯田移民，建立了多个牧场驯养马匹，大量制造兵器，强化士卒训练，一切都是在为战争做准备。
武帝年间，终于准备妥当，派遣卫青、霍去病为首的统帅对匈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
第一次战争，前127年，匈奴入侵，卫青将军率领数万大军迎敌，采取“迂回侧击”的战术，绕到匈奴军的后方，分割包围，逐个歼灭，大胜而回。
第二次战争，前124-123年，卫青将军两次率领骑兵进入蒙古草原，将匈奴的主力部队击溃。
第三次战争，前119年，汉朝以举国之力，发动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次远征。
汉武帝让卫青和霍去病各带领一支部队，合计14万匹战马和50万步卒作为后勤补给兵团，前锋部队再加上10万骑兵和10万物资运输兵团，一路向北扫荡。
这一场战争，匈奴军队几乎被完全消灭，霍去病将军更是深入漠北2000里，让匈奴人闻风丧胆。
从此，双方力量形势逆转。
但由于蒙古草原气候实在寒冷，不适合农业发展，因此汉朝虽然能通过战争削弱匈奴的力量，却无法做到长期的占领和治理。
这就使得随后的数百年间，两国一直处于对峙状态，时战时和，汉朝的边境压力始终没有完全解除。
因此才会有了汉朝中后期，一边发出“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另一边又继续和亲，引发“昭君出塞”的故事。
整体来看，立储问题处理的比较好，和适度的国际竞争压力，这两点是汉朝好皇帝多的重要基础。
前者，主要原因是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上，掌权者逐渐形成了“立贤优先”的共识；
后者，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深厚护城河下，逐渐形成的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对垒的格局。
正是这些因素的结合，使得汉朝绵延了400年之久，是中国统一王朝中维持社会稳定最悠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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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整体来看，汉朝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仍然得益于其护城河。
而在亚欧大陆另一边的古罗马帝国则不同，这个国家并没有什么天险可以依赖，护城河很浅，但丝毫不影响其400年统一基业。
如果加上帝国之前的罗马共和国、王政时代，之后分裂的东罗马帝国，则整个古罗马文明持续的时间甚至长达2200年（前753年进入王政时代-1453年东罗马帝国结束）。
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们先看罗马帝国，相比汉朝，罗马帝国要乱得多。
从公元180-283年，罗马帝国整整经历了一百年的内斗和混乱，史称“三世纪危机”。
在这一百年里，各地军阀混战，纷纷自立为帝。
不列颠人（今英国）、高卢人（今法国）、色雷斯人（今保加利亚）、阿拉伯人（今中东），都做过皇帝，他们都自认为是正统的罗马帝国君主。
最混乱的时候，一年涌现出了5个皇帝，近卫军居然宣布将皇位拍卖，出价多者就可做皇帝。
总有人愿意出价更高，于是近卫军就废掉之前的皇帝，另立新君。
帝国甚至一分为三，中央政权几乎瘫痪，皇帝之间彼此大打出手，还要镇压不时叛变的军队、起义的奴隶和农民。
由此农田荒芜、城镇萧条，出现数百公里内看不到一个人烟的衰败景象。
在北方，蛮族开始一波一波的入侵，270年，汪达尔人甚至已经侵入意大利半岛。
这种景象放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文明中，一个朝代衰败的时间在50-80年左右，就铁定是要换江山了。
但就在几乎所有人都以为，罗马帝国已经彻底没救的时候，在奥勒良、戴克里先、君士坦丁几位皇帝的努力下，居然神奇般的又活过来了。
奥勒良皇帝任内，在北方驱逐了蛮族汪达尔人，在东边摧毁了冉冉升起的帕尔米拉王国的威胁，在西边收复了已分裂14年的高卢帝国，重新统一罗马帝国。
因此，奥勒良也获得了“世界重建者”的称号。
戴克里先皇帝任内，一直就在各地平息叛乱中。
287年远赴西北的不列颠平息军队叛乱；
288年横跨罗马帝国，来到最东边的两河流域镇压叛变，下半年又跑到西边的高卢剿匪；
290年剿匪结束，再次将大部队拉回到最东边，前往叙利亚镇压阿拉伯游牧民族的叛乱；
291年，在最南边的尼罗河上游击退了黑人土著的入侵；
292年又跑回到最北边的多瑙河流域，跟跨河南下的日耳曼蛮族展开厮杀。
这个皇帝，努力、勤奋，但又真的是太TM累了。
痛定思痛，戴克里先做了一个决定，将国家划分成4块，每块交给一个皇帝打理，简称“四帝共治”。
当然，每个皇帝还是有高低地位不同的，其中两个叫奥古斯都（正帝），另外两个叫恺撒（副帝）；奥古斯都在位20年后必须退位，由原先的两位恺撒继位为奥古斯都，并再各自任命一位恺撒。
皇帝还能这样玩？！
慢慢的，国家不就一分为四了嘛，谁还听谁的呀？！
于是在君士坦丁大帝任内，又从不列颠岛出发，率领着大军一路向东打过去，将意大利、西班牙、北非、希腊、中东，重新收归旗下，成为帝国的唯一统治者。
但君士坦丁大帝依然面临着戴克里先类似的问题，各地叛乱此起彼伏，怎么办呢？
他想了两个办法。
第一个，统一思想，大力推广基督教，试图用灵魂的统一让帝国境内各个地方的人变成一个民族。
这件事永远的改变了后世数千年的西方文明。
其实在当时的古罗马帝国内，有着无数的宗教，像摩尼教、袄教、犹太教、佛教，还有许多今天已经消失的泛神论宗教。
这些教派之间，彼此竞争、互相攻击，让帝国的统治者们非常苦恼。
基督教在当时，只是一个小教派，远算不上是主流。
君士坦丁大帝之所以选择了基督教，是因为它的一神论思想，更有利于帝国的大一统，因此脱颖而出。
第二个，学习戴克里先，任命三个儿子为凯撒，各统治帝国的一部分。
这又绕回了原点。
没办法，古罗马帝国实在太大了，又没有护城河，四面八方都面临着敌人的进攻。
帝国的荣光能维持到四世纪，已经是极限了。
说实话，古罗马帝国能够又续了一百年的命，完全要感谢奥勒良、戴克里先、君士坦丁三位皇帝。
他们都是行伍出身，靠军功和能力一步步升迁做大的，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即使是君士坦丁大帝，其父亲是罗马帝国西部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看似是个二代继承者，实际上也没有那么简单。
君士坦丁自少年时便随父征战，青年时因为父亲当了帝国西部的皇帝，他被迫作为人质被扣押在东部帝国皇帝戴克里先手下，随后便一直在各地征战中。
直到他33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前一年，他才找到个机会逃到不列颠，继承了父亲的皇位。
一群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军阀，彼此都供奉着罗马帝国这个牌位，以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居，这种现象并非是兵荒马乱的年代才有的。
在最鼎盛的罗马帝国早中期，便一直如此。
从独裁者凯撒大帝开始，到帝国中期的奥勒留皇帝统治的230年间（公元前49年-公元180年），是古罗马如日中天的黄金时代。
最知名的领导人有7位——
第一位，凯撒。
凯撒的功绩有三件，第一是征服高卢（今法国），扩大了疆土；
第二是削弱元老院的权力，成为终身独裁者，将公民权从罗马城邦扩大到帝国整个疆域，从此奠定了罗马帝国的根基。
第三是培养了一位优秀的养子——屋大维。（注意，这是重点）
第二位，屋大维。
屋大维的功绩也有三件，第一是征服埃及，并入罗马版图，拥有三千年辉煌的埃及古典文明从此结束。
第二是进一步削弱了元老院的权力，成为罗马终身执政官，完成罗马帝国的建国大业。
第三是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四通八达的道路将罗马帝国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个整体，史称“条条大道通罗马”，让帝国的统一根基更加牢固。
屋大维死后，帝位传给了他的养子提比略。
第三位，涅尔瓦。
涅尔瓦是在一系列的短期动荡之后，由元老院推举上任的。
这位皇帝尊敬并善待元老，使得元老院的权威得到一定恢复，又认真挑选了一位优秀的继承人，让战功卓著的日耳曼总督图拉真作为养子。
从此，拉开了“五贤帝”时代。
五贤帝时代是罗马经济最灿烂的年代，涌现出了像塔西佗（著有《历史》12卷）、苏维托尼乌斯（著有《罗马十二帝王传》）、阿庇安（著有《罗马史》）、盖尤斯（著有《法学阶梯》）等文化大师。
地中海的葡萄和橄榄种植业日趋繁荣，意大利生产的玻璃器皿、陶器、金银盘、珊瑚、葡萄酒、橄榄油大量向亚洲出口。
另一边，亚洲的乳香、没药、胡椒、枸杞、棉花、丝绸，也大量进口。
往来于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之间的贸易路线蓬勃发展，被后世称为“海上乳香之路”。
这是跟亚洲“陆上丝绸之路”交相辉映的一段美好时光。
第四位，图拉真。
这位皇帝出生于西班牙，是从外省贵族爬上皇帝宝座的第一人。
任内，他先后征服了达契亚（今罗马尼亚）、两河流域、亚美尼亚、帕提亚（今伊朗西部），使得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全盛时期，地中海完全成为帝国的内海。
临终前，他宣布哈德良为养子。
第五位，哈德良。
这位皇帝是一位优秀的守成之主。
他经常巡游四方，在不列颠岛北部修建了“哈德良长城”，以抵御苏格兰蛮族的入侵；命令法学家编成《永久敕令》，作为帝国的法律基础，并重新划分行省、改革兵制，以实现帝国的长治久安。
哈德良对继承人问题考虑得更长远，他一方面选择了52岁的安敦尼为养子，让他继承帝位，另一方面又选择了18岁的奥勒留和7岁的维鲁斯作为安敦尼的养子，隔代指定。
第六位，安敦尼。
这位皇帝勤政爱民，与元老院关系良好，国库殷实，罗马享受了20多年的太平盛世。
公元166年，安敦尼派遣了一位使臣来到汉朝的洛阳，见到了汉桓帝，这是中国和欧洲的第一次直接交往。
但当时的汉朝已走在下坡路上，外戚当权、十常侍乱政，十几年后黄巾起义就爆发了。
第七位，奥勒留。
安敦尼死后，哈德良隔代指定的两个养子奥勒留和维鲁斯同时继位，这是罗马史上第一次两帝共治。
不过，由于维鲁斯死得早，所以很快又恢复了奥勒留一个皇帝。
奥勒留勤政爱民，积极处理政务，守卫帝国边境，著有《沉思录》一书，因此获得了“哲学家皇帝”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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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位皇帝之间，彼此都没有直系血缘关系，而是养父与养子之间的关系。
自从凯撒开始，罗马帝国的前半段逐渐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养子继承制”——
掌权者在熟悉的下一代中选择一位忠诚并有能力的人，作为养子，重点培养，扶上马，送一程。
如此，使得国家的权力交接相对稳定，继承者也能保证是一个相对有能力的人，不至于将国家搞垮，人亡政息。
可以说，这是罗马帝国能在2000年前的古代，实现长久繁荣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
咦，为什么古罗马会有如此神奇的操作？
放在汉朝皇帝看来，甚至如今的许多中国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制度的形成，其实是由两个相互交织的主线影响下的结果。
第一个，古罗马文化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制，即使是最高掌权者，也只有一个妻子。
这跟中国古代贵族的三妻四妾，皇帝的三宫六院，差异甚大。
只有一个妻子，孩子自然就少，再加上古代瘟疫盛行，医学落后，很容易就造成孩子的夭折，从此无后。
像屋大维，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膝下就没有儿子。
这种情况下，古罗马逐渐形成了一股养子之风，养子也被全社会认可是自己的下一代。
不过，古罗马的养子跟现代的养子是有很大差异的。
现代人领养孩子，通常是从出生没多久的婴儿中去领养，以逐渐培养亲情关系。
古罗马人却不这么看。
他们的目的更加功利，婴儿从小培养，很有可能在成长中得一场病就夭折了，得不偿失。
还不如领养一个成年人方便，直接摘桃子。
涅尔瓦领养图拉真作为养子的时候，后者已经45岁，早已是功成名就的日耳曼行省总督。
哈德良领养安敦尼作为养子的时候，后者更是51岁了，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因此，与其说是领养，不如说是利益结盟。
第二个，元老院的巨大影响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凯撒倒是有个亲生儿子，是他和埃及艳后克利奥佩特拉的私生子，即凯撒里昂，又被称为小凯撒。
埃及艳后本人，也一直希望小凯撒能成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
但凯撒很清楚，当时的元老院还有很大影响力。
以小凯撒的能力，以及在军队中的影响力，肯定驾驭不住局面，一旦他不在了，元老院反攻倒算，并不会有好下场。
因此，他死的时候，遗嘱让养子屋大维继承权力。
公元前30年，屋大维征服古埃及，艳后自杀，17岁的小法老凯撒里昂被处死。
元老院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源自这个制度已经持续了500年之久，自古罗马从城邦时代就开始了，早已深入罗马文明的骨髓。
它是古罗马强大的根本保证。
最早的时候，古罗马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城邦制小王国，由国王轮流统治。
但是在王政时代的200年后，一位残暴的国王引发了社会动荡，最终由一位叫布鲁图斯的公民领袖率领反对派将他推翻，并建立了元老院共和制度。
从此，古罗马进入共和国时代，布鲁图斯当选了共和国的第一位首席执政官，被后世称之为“国父”。
古罗马的元老院，最早出现在王政时代，由氏族长老组成，那时只有100人，起的是咨询机构的作用。
布鲁图斯将它改组为最高权力机构，拥有立法权、选举审批权，审批财政、外交、军事，以及实施重大宗教措施等的一系列实权。
元老院的人数也增加到300人，成员不仅是贵族，还包括原高级官吏（执政官、监察官、大法官等）的优秀人物，平民阶层也可以进入。
首席执行官由两个人担任，一个人掌管行政权，一个人掌管军事权，目的是避免个人专制。
首席执政官由元老院选举产生，一年一任，不得连任，同样是为了避免个人专制。
还设立了保民官这个职位，保民官同样是一年一任，且必须在公民中选出，刚开始是2名，后增至10名。
这个官职的设立，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利益，凡是不利于公民利益的行为、法令等，保民官都有权力予以一票否决。
保民官的人身安全与否决权，神圣而不可侵犯。
首席执政官、元老院、保民官，分别代表了行政权、立法权、监察权，三权分立，彼此制衡。
这个完美的制度，被认为是后世西方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度的起源。
读到这里，你一定在感叹，布鲁图斯怎么如此伟大，能在那么遥远的时代，就想出如此天才的创意？
其实，布鲁图斯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只是幸运的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那一年是公元前509年。
此前一年，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正处于全盛期，改革派的克里斯提尼担任首席执政官，轰轰烈烈的开展着共和改革。
时间往前推85年，梭伦已经在雅典推行了它的400人公民会议的立法改革，梭伦是雅典的第一任首席执政官。
布鲁图斯的共和改革，不过是依着雅典的葫芦，重新画了一个瓢而已。
元老院就是公民会议的翻版，首席执政官的名字都没变，都是一年一任，只不过雅典是3人共同执政，罗马是两人共同执政。
当时的地中海世界，到处都是古希腊人建立的城邦，布鲁图斯本身也是古希腊人的移民后代。
根据古罗马的传说，时间倒退到公元前1200年前，正是从古希腊的特洛伊战争中逃难来的一群人建立了最早的罗马城。
即使在数百年之后，古罗马的贵族依然要学习希腊语，凯撒就曾经到古希腊留学，拜入到雄辩大师阿波洛尼奥斯的门下。
在古罗马帝国境内，很长一段时间，除了意大利半岛讲的是拉丁语，在地中海的其它地区通行的都是希腊语。
本质上，古罗马就是一个逐渐强大起来的希腊化城邦。
它趁着雅典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暂时衰落的时候，在文明世界的边缘崛起。
这是文明边缘崛起定律的又一个案例。
而在当时，古罗马最强大的对手——地中海南岸的迦太基，同样是一个拥有元老院的希腊化城邦。
前264-前146年之间，古罗马通过三次布匿战争征服了迦太基，又通过四次马其顿战争，控制了整个希腊，一步步崛起为地中海的新强权。
奇怪的是，如此伟大的成功，竟然没有出现什么知名的征服者流传后世。
没有知名征服者，却征服了整个地中海，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罗马的执政官都只有一年任期，真正的决策权是属于元老院的。
是集体的智慧，在推动着罗马共和国不断前进。
这种智慧，虽然有短期的扯皮、决策缓慢、短视等问题，但他也有善于反思、愿意纠正错误、不会犯大错误的优点。
在集体智慧的驱动下，罗马共和国虽然遭受过一些战役的失败；
但长远来看，却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最后战争胜利。
说来难以相信，打赢三场布匿战争、四场马其顿战争的古罗马兵团，竟然是一支由农民临时拼凑起来的志愿兵。
根据古罗马的法规，每次发动战争的时候，统帅都是一年一任的首席执政官之一，士兵都是临时征调的公民，他们甚至都没有提前进行过演练。
究竟是什么力量，让罗马军团能不断打胜仗呢？
无非是严厉的法制罢了。
根据古罗马法规，被征调的士兵，不能逃跑，偷窃，丢掉武器、盔甲，这些都是死刑。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正是元老院的集体智慧，让他们总能选拔出一些优秀的执政官，来实现战争的目标。
并且，也正是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得军队和执政官之间缺乏长期关系，让元老院对军队有着绝对的控制权。
总之，正是元老院制度，使得罗马共和国走向了强大，也建立了它在古罗马数百年来的权威。
试问，这种情况下，凯撒又如何能不忌惮？
当然，世事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古罗马早期能崛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位处文明世界的边缘，周边的部落城邦也都相当落后。
一群菜鸟弱鸡互殴，才使得罗马共和国能靠业余民兵做大。
随着共和国的打怪升级，面对的敌人越来越强大，民兵终于要跟中东豪强硬碰硬了。
公元前100年，首席执政官马略为了改进罗马的军事战斗力，将临时的征兵制改为职业的募兵制，潘多拉的魔盒就此被打开。
职业军队逐渐和指挥官结成了更紧密的关系，军阀出现了，他们不再效忠于元老院，变成了终身独裁者。
他们敲响了罗马共和国的丧钟。
古罗马的军事战斗力日趋强大，但军阀们已不再愿意被驯服，罗马帝国的统治反而更加的动荡，甚至最终四分五裂，再也没有办法统一起来。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罗马共和国虽然逐渐的向帝国转变了。
某些东西变了，权力从元老院向皇帝手中转移了。
但某些东西是不变的，皇帝依然要跟元老院进行某些妥协，依然要打着罗马帝国的旗号去实施统治。
罗马帝国，从来就不是某个家族的家天下。
本质上，这是一个公共政治平台，皇帝之间自古以来就没有多少血缘关系。
因此无论内部权力斗争多么激烈，一旦上台都会打着罗马帝国这个旗号，来实现自己的统治。
这就类似于现代的企业，即使由于资本争夺，控股权转移了。
但企业依然在，品牌和渠道依然在，企业仍然能够不断发展，继续壮大。
这个伟大的制度设计，才是罗马帝国能够生生不息数百年，甚至灵魂维持两千年而不灭的一个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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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和汉朝的四百年基业，能够带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
第一，最重要的依然是深厚的护城河。
汉朝再一次给出了范例。
护城河带来长期的社会稳定和自信底气，由此衍生了开放的社会风气、教育的普及、权臣们对皇室权力的自觉维护，这才有了多次的“废长立贤”事例。
第二，在护城河不足的情况下，先进的制度提供了同样重要的价值。
纵观历史，杰出领导人的出现，往往是随机的，但对一个文明的影响力又是决定性的。
先进的制度，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了一个优秀的人才选拔机制，让好的领导人源源不绝的涌现。
古罗马的元老院，其本质是精英共和，让享有财产的贵族和优秀官僚组成的一群人共同选拔领导人。
这个制度架构，已经很接近现代企业的董事会选举。
君临认为，这个制度不是现代的民主制，却比现代的民主制更能避免民粹化、福利化的问题。
毕竟，有恒产者有恒心，有学识者有智慧，精英的集体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获得较优的解决方案。
正因如此，古罗马帝国虽然没有护城河可以依赖，但凭借着先进的体制，他们能不断选拔出优秀的领导人，以此实现了王朝的长期兴盛。
这个因素，在未来的文明进化和投资案例中，我们会看的越来越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