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說：“我們不要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那麼，宋襄公在戰場上究竟做了什麼事，讓毛主席有這樣的感想呢？

一直以來，宋襄公身上的標籤就是“仁義”，不管這“仁義”是真誠的還是虛僞的，都是他一生的寫照。

宋襄公在歷史上的第一次出場就來了一個仁義之舉，即讓位。宋桓公病危的時候，還是太子的宋襄公站出來請求讓他的兄長目夷來繼承國君之位，原因是目夷“長且仁”。

目夷也講仁義，自然不會接下來，於是逃走了，宋桓公很感動，於是讓宋襄公順利繼位。

這件事就比較有意思，要知道目夷是宋桓公的長子，但卻是庶子，而宋襄公是嫡子，按照周朝的嫡長子繼承製，宋襄公被立爲太子以及未來的國君是最合乎周禮的，但宋襄公偏偏站出來打破這種既定的規則。

說是仁義，其實就是打亂了制度，很可能會爲宋國招來禍患，歷史上有多少因廢長立幼、廢嫡立庶而帶來的禍患？宋襄公不會不知道，但他還是做了，能說他“仁義”嗎？

其實宋襄公是一個很有野心的人，他剛即位就遇到了一件大事，即齊桓公組織的葵丘會盟，當時宋桓公還沒有下葬，宋襄公就去參加了葵丘會盟。

盟會上，宋襄公鄭重地做了齊桓公的小弟，當時的齊桓公已經年紀很大了，還特意將太子昭委託給宋襄公照顧，宋襄公答應會照顧太子昭。

所以當齊桓公病逝之後，齊國陷入內亂，太子昭就跑到了宋國，宋襄公派兵幫助太子昭回到齊國繼位，之後宋襄公就決定從齊桓公手中接過“尊王攘夷”的大旗，也稱一回霸。

爲此他做了不少事，比如在他登基的第三年，他扣押滕宣公，讓邾文公殺死鄫子威服東夷，又出兵討伐曹國，爲的就是讓這些小國成爲宋國的小弟，還真的就收了好幾個小弟。

兩年後，也就是公元前639年的春天，宋襄公和齊孝公、楚成王在鹿地會盟，宋襄公“以求諸侯於楚”。

他知道宋國收服幾個小弟可以，但對於大的諸侯國，他還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纔想讓楚成王來幫助自己，與諸侯會盟，楚成王答應了。

楚成王是個強悍的國君，他成爲楚國國君之後就布德施惠，與諸侯修好，並不斷北上與齊國爭霸，拓地千里，周天子曾對楚成王說：“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可見實力之強悍。

儘管後來齊桓公帶着諸侯大軍與楚成王簽訂了召陵之盟，楚國暫時與中原諸侯休兵，但也只是避開齊國鋒芒，楚成王繼續東進爭霸，實際上齊桓公晚年，楚成王已經後來居上，而齊桓公病逝後齊國內亂，楚成王更是風頭無兩。

宋襄公居然想不費一兵一卒讓楚成王奉他爲霸主，確實有些不自量力，宋襄公的兄長目夷就覺得：“小國爭盟，禍也。”但宋襄公不聽，於是公元前639年的秋天，楚國、陳國、蔡國、鄭國、許國、曹國在孟地與宋國會盟。

宋襄公在去孟地之前，目夷一直很憂慮，在無法阻止宋襄公去的情況下建議宋襄公帶着軍隊去，但宋襄公不肯，他覺得帶着軍隊去是一種不守信用的表現。

結果在孟地被楚成王埋伏的軍隊抓住了，楚成王早在參加會盟之前就曾表示：“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他爭霸那麼多年，豈會讓宋襄公後來居上？

宋襄公被楚成王囚禁回了楚國，並趁機攻打宋國，然後冬天又將宋襄公放了回去，楚成王此舉是要羞辱宋襄公，讓宋襄公認清自己的實力，但宋襄公顯然並沒有因此而一蹶不振，相反，這激起了他的鬥志，於是有了第二年的泓水之戰。

宋軍和楚軍在泓水邊開戰，儘管宋國與楚國的實力相差有些大，兵力懸殊，但這一戰其實宋國原本是有勝算的。

當時的戰爭是車戰，隊列很重要，宋軍早早就列隊完了，而楚軍卻還沒有全部渡過河，這個時候如果開戰，勝算還是比較大的，目夷也是這麼勸宋襄公的，畢竟敵衆我寡，出其不意才能勝利，但宋襄公不肯。

等到楚軍都過了河，還沒有陳列完畢的時候，目夷急了，又勸宋襄公進攻，但宋襄公還是不肯，一直到楚軍也列隊完成之後，戰爭纔開始。

戰爭的結局毫無懸念，在實力強悍的楚軍面前，宋軍大敗，宋襄公大腿還受了傷，當國人埋怨他的時候，宋襄公還說：“君子不困人於厄，不鼓不成列。”

這確實是當時戰爭的禮儀，但未必是仁義之舉，畢竟如果是真的仁義，宋襄公爲何要發動戰爭？爲何要爭霸？爲何要不斷攻伐小國？

這是一種很矛盾的仁義，既然發動了戰爭，就要靠實力取勝，如果實力不允許，就要想各種辦法取勝，就像目夷所說：“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

這就是爲什麼毛主席會說宋襄公的仁義道德是一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既然已經到了戰場上，就應該抓住一切機會取勝，而不是講究所謂的“仁義道德”將自己捆綁住，眼睜睜看着勝利從手中溜走，還覺得自己做的很對。

尤其宋襄公的對手是楚國，是一個發出“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的自認蠻夷的諸侯國，最講禮儀的諸侯國遇到最不講禮儀的諸侯國，結局可想而知。

同樣是和楚成王的楚軍作戰，晉文公重耳就沒有那麼迂腐，他善察戰機，虛心納諫，在退避三舍的情況下靈活應戰。

“蒙馬以虎皮”，讓楚軍右軍潰敗，又虛設“二旆”和“輿曳柴而僞遁”佯敗而誘敵深入，可以說，晉軍在戰場上很是機動靈活，這也是城濮之戰中晉軍獲勝的一個很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