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特約評論員 曹中銘

因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行爲，上市近32年的深市“老牌”上市公司ST星源（SZ000005，股價1.79元，市值18.95億元）於日前收到證監會的《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上市公司及相關高管被處以警告及3萬元至100萬元不等的罰款。該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與代表性，也涉及到上市公司的“重要信息”問題。筆者以爲，何謂上市公司的“重要信息”，須有評判標準。

告知書涉及的違規事項，最早可追溯至2016年。當年12月份，前海東方委託中信銀行深圳分行向創意星源發放3.5億元委託貸款，ST星源提供了連帶保證擔保。結果由於創意星源未按期償還貸款本息，2019年9月8日，前海東方向深圳國際仲裁院申請仲裁，請求裁決創意星源償還貸款本息合計3.87億元，並請求保證人ST星源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同年11月7日，應前海東方財產保全申請，深圳中院裁定，查封及凍結ST星源賬面價值合計7.43億元資產。對於該重大事項，上市公司時任董事局主席丁芃、時任總裁鄭列列等要求董祕暫不披露。

此外，2017年至2019年期間，ST星源還爲丁芃提供擔保共11筆，合計金額2.42億元。對於該重大事項，ST星源未及時披露且存在重大遺漏。而值得關注的是，丁芃是相關擔保事項的被擔保人，其本人蔘與策劃、主導了上述關聯擔保事項；包括鄭列列在內的多位高管，要麼參與關聯擔保事項，要麼同意爲丁芃借款提供擔保，並進行相關文件的簽署。

儘管因上述違規行爲，上市公司及相關責任人員受到了處罰。不過，由於處罰依據的是2005年的舊版證券法，因此，違規者付出的代價均較低。即使是丁芃與鄭列列，罰款金額也不過100萬元，相對於其違規行爲的性質與惡劣程度，無異於隔靴搔癢。

筆者以爲，該案例應引起市場更多的思考。

ST星源一案中，上市公司違規擔保因仲裁事項涉及金額佔該公司2018年末經審計淨資產的24.49%，此後被法院查封、凍結資產賬面價值佔2018年末經審計淨資產的47.05%。不僅涉及金額較大，淨資產佔比也較高，無疑均屬於上市公司的“重要信息”，但該上市公司並未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同理，上市公司爲實控人提供的擔保，累計金額達到2.42億元，同樣不是小數目，也理應屬於“重要信息”，但該上市公司同樣未履行信披義務。

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條設置了“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該條款規定違規披露，或不披露重要信息，且嚴重損害股東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不過，對於何爲重要信息，卻一直沒有評判標準。

事實上，也正是由於沒有具體的評判標準，資本市場中衆多上市公司的重大違法違規行爲，都沒有受到刑法的應有處罰，也導致該條款形同虛設。像ST星源被查封、凍結資產超過7億元，顯然屬於“重要信息”，但並沒有任何人因之承擔刑事責任，這無疑是非常不公平的。

筆者以爲，設定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條的具體評判標準，既有利於進一步規範上市公司的信披行爲，也有利於嚴懲市場上的違法違規行爲。與此同時，毫無疑問也有利於保護上市公司及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具體標準設定上，筆者建議，上市公司相關重大事項涉及金額達到1億元的，或者佔當年淨資產值15%以上的，都應認定爲“重要信息”。上市公司如果不履行信披義務，應該刑法伺候。讓已設置的刑法條款發揮出作用，亦是依法治市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