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吴文汐、作者王帆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消费将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其中就提出,消费是最终需求,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对经济具有持久拉动力,事关保障和改善民生。

近期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2》显示,2011年到2021年间,除了2020年,其余年份的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在50%到69%之间,均超过了资本形成总额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这表明,中国内需增长已逐渐向以消费为主要拉动力的路径上转变。

各省份的消费表现如何?21世纪经济研究院根据统计年鉴数据,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居民消费支出情况进行了盘点梳理,尤其是关注消费的具体构成,以及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联。

整体而言,要促进居民消费,最根本的途径是提高收入水平,既包括提高工资和经营收入,也包括提高财产收入及社会保障水平。同时,消费行为还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包括消费场景、个人对未来的收入预期等,提信心、稳预期同样重要。

2021年31省份人均消费支出情况

北京、上海居住支出占比最高

在31个省份中,有19个省份2021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超过2万元,比上一年增加了8个。其中,上海和北京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都超过了4万元,上海以48879.3元位居第一,北京以43640.4元位居第二。

一方面,这得益于上海和北京这两大直辖市的人均收入在全国同样遥遥领先;另一方面,上海、北京的居住支出负担最重,分别达到了16136.8元和16846.7元,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分别为33.0%和38.6%。

可供参照的是,全国的居民人均居住支出为5641.1元,占消费支出的比例为23.4%。居住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例最低的是重庆,仅为18.3%,吉林、黑龙江、四川、贵州、青海、宁夏、新疆等地也均在19%左右。

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构成来看,除了居住支出外,还有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一般而言,居住支出的占比在不同地区间相差较大,而居住成本较高,也可能会对其他类别的消费产生一定的挤压。

以北京和天津的居民消费支出类别作简单比较,两地2021年的消费支出分别为43640.4元和33188.4元,其中居住支出分别为16846.7元和7519.5元,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支出均为北京略高于天津,而在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品及服务几个项目中,天津则小幅胜过北京一筹。

民以食为天。除了上海和北京之外,其他省份的食品烟酒支出占了最大比例,其中海南的占比最高,达到了36.9%,西藏、四川超过了35%,广东为33%,安徽、福建、江西、广西几地约为32%。

但需要注意的是,从统计口径来看,食品烟酒支出既包含了基本的主食、副食,也包含了可能的相关品类礼品支出等,故而不同地区的食品烟酒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并不完全与经济发达程度相关,同时也受到文化差异、消费习惯等影响。

再看服务性消费,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0645元,比上年增长17.8%,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为44.2%,比上一年回升1.6个百分点。从国际经验看,主要发达国家服务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平均在74%左右,随着人均GDP的增长,我国的消费结构也将加快从实物消费主导向服务消费主导转换。

服务消费支出除了受经济发展、居民收入的影响之外,往往也与消费群体特质相关,比如年龄结构、消费文化等。

以教育文化娱乐为例,全国该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例最高的省份为湖南,占比13.4%,高于全国平均10.8%的水平。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在湖南,被视作“网红”城市的省会长沙、湖南卫视以及频频涌现的新消费品牌,代表了湖南较为浓厚的消费氛围,这也能够一定程度解释其较高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比例。

多举措提升居民消费水平

由于居民之间存在收入结构的差异,因此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消费水平不同,不同地区居民的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也不同,但基本在0.58到0.79之间。

总体而言,促进居民消费,最根本的途径仍然是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尤其需要做好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等工作。

此外,有经济学家指出,从实证数据来看,财产性收入与消费有较高的相关性,当居民拥有较为持久的财产性收入时,才会形成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才能使居民的持续性消费量大幅增长,财产性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扩大最终消费。

边际消费倾向还存在递减的规律,即收入越高,边际消费越低;收入越低,边际消费越高。比如,每月可支配收入2000元的人,当其收入增加到3000元,增加的1000元可能较多地会用来增加消费。

以城乡对比来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307元,比2012年累计名义增长77.2%;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5916元,比2012年累计名义增长138.7%,增速远高于城镇居民。

在当前发展阶段,要想促进消费,提升相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至关重要,而提升城镇化率是途径之一。2021年,全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为农村居民的1.9倍,这意味着,随着城镇化率的提升,居民收入增加,整体消费支出也会随之增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就曾提出,如果把农民工转换成城镇户口,即使工资没有提高,都能提升27%的消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及其预期因素,导致了非户籍人口的低消费倾向。

除了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变化之外,消费行为还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包括消费场景、个人对未来的收入预期等等,如果消费场景受限,一些服务型、发展享受型消费尤其会受到冲击,而如果个人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则会倾向于削减开支、增加储蓄等,进而导致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减弱。

以过去几年的情况来看,2020年,全国人均消费支出对比2019年出现了小幅下降,也是近年来唯一出现下降的年份。但实际上,2020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2019年仍然在上涨。2021年,随着疫情形势趋稳,人均消费支出又出现了较大的回升,比上一年名义增长13.6%。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促消费扩内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促消费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当前,最重要的是促进市场主体的稳定、促进就业,切实增加居民的经营、工资收入,而从更长时间尺度来看,需要通过推动改革,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以及建立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居民增加消费的后顾之忧,对未来的收入、保障有更稳定的预期,从而真正地增强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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