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日是第35個“世界艾滋病日”。

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7月發佈的《2022全球艾滋病防治進展報告》顯示，2021年有65萬人死於艾滋病相關疾病，約有150萬艾滋病病毒新發感染，比全球目標要多出100萬例。

艾滋病對人類的健康產生了極大威脅，《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中明確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我國艾滋病全人羣感染率分別控制在0.15%以下和0.2%以下。

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10月底，我國報告現存艾滋病感染者114萬例。艾滋病進展雖然能夠控制，至今卻未研製出用於根治和預防的特效藥物。與此同時，這一疾病仍然面臨着被“污名化”的問題，依然有不少人“談艾色變”。

在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感染病中心主任蔡衛平教授看來，我國艾滋病防治從“無藥可醫”到有免費抗病毒藥，再到創新藥物進醫保，從抗病毒治療上成效顯著，逐漸與發達國家接軌。海南省人民醫院感染科副主任醫師高慧表示，每個HIV（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又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是受害者，提高社會對艾滋病的正確認知也是預防疾病傳播的有效途徑，抗擊艾滋需要責任共擔。

我國艾滋病疫情維持低流行水平，專家：感染數沒有真正下降

國家衛健委發佈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10月底，全國報告現存艾滋病感染者114萬例，我國艾滋病疫情總體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呂繁曾介紹，2021年的1到10月份報告的感染者是11.1萬。艾滋病防治的重點人羣包括易發生高危行爲的人羣、流動人口、青年學生等。

蔡衛平是我國艾滋病防治領域的資深專家，年逾六旬的他已經是一名和艾滋病戰鬥了三十多年的“老兵”。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他表示，2021年我國新報告HIV感染者人數是12.9萬，比2020年有所減少。但在他看來，我國HIV感染人數總體來說沒有真正意義下降。

“我國現在發現的HIV感染者中，60%到70%的感染者都是通過醫療機構發現的，這幾年一直沒有太大變化，並不是在主動監測中發現。”蔡衛平表示，2021年的數據下降可能和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有關係。

高慧介紹，艾滋病沒有特異性的症狀。早期急性感染時，病人會出現發燒、咳嗽、流鼻涕、拉肚子、腹瀉等症狀，很多人都會以爲是胃腸炎或是普通感冒，導致沒有進一步檢查，尋求救治，最終延誤了早期發現艾滋病的時間。

不少人認爲，一旦感染HIV，就成了艾滋病患者。高慧表示，事實上，感染了HIV並不意味着就是艾滋病患者。艾滋病主要經由性行爲、血液接觸或母嬰接觸傳播。人體在感染艾滋病毒後，免疫系統受到毀滅性破壞，出現艾滋病相關症狀，纔會發展成患者。

多種藥物進入醫保目錄，及時用藥能阻斷艾滋病

專家表示，我國對艾滋病的研究越來越深入，藥物研發也在跟進，但目前艾滋病沒有疫苗進行預防，也沒有徹底治癒的方法。

蔡衛平表示，我國真正有抗病毒藥應該是在1999年，而且品種少、價格貴，很少有人能用得起。早期我國關於艾滋病的抗病毒藥物嚴重不足，藥物副作用很大，很多人喫不起，患者負擔很重。

“中國這幾年一直在推行抗病毒治療，成績還是不錯的。”蔡衛平表示，推廣抗病毒治療可以起到兩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大幅度減少已經感染患者的病死率；二是可以通過治療降低體內的病毒，甚至可以達到完全檢測不到感染者體內病毒的水平。

早年艾滋病的死亡率非常高，現在感染者死亡的情況已經很少了。高慧介紹，發生感染艾滋病毒的高危行爲後，一定要第一時間就醫或聯繫當地疾控部門，諮詢暴露後預防用藥事宜，越早使用阻斷藥，越有機會獲得更加顯著的效果。

最恰當、最黃金的時間是在發生高危行爲後72小時之內。高慧表示，如果在發生高危性行爲後2小時之內及時用藥，阻斷的成功率能達到99%以上。

當前我國抗病毒治療是免費方案、自費方案和醫保支付的“三駕馬車”的支付模式。國家免費藥已經能夠滿足基本的臨牀需求，創新治療藥物在療效、安全性等方面具有優勢，但價格一度讓HIV感染者望而卻步。

蔡衛平表示，從2019年國談開始，越來越多國際上比較新的抗病毒藥物進入到醫保目錄裏，患者可以通過醫保報銷來獲得相對新的藥。“目前已經進入醫保的抗病毒藥物目錄，一天喫一片的抑制劑已經有四種，這爲HIV的治療帶來了很大變化。無論是醫生還是患者，都能夠有更多的選擇。”

蔡衛平提到，在相關治療藥物沒有進入醫保目錄前，很多人想喫療效好一點、方便一點的藥，又不能接受它的價格，就出現了黑市仿製藥的市場，“他們從印度或泰國等周邊國家購買仿製藥，就和電影《我不是藥神》中的情況差不多。”

在蔡衛平看來，仿製藥和原研藥有很大差距。仿製藥的價格低有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沒有研發費用，成本較低；二是材料方面沒法保證。“呼籲感染者無論服用原研藥、自費藥，還是購買仿製藥，都必須定期去醫院做檢查。”

防治工作達到“三升三降”，消除歧視仍任重道遠

儘管整體持續處於低流行水平，但防治工作仍任重道遠。專家提到，我國在1985年發現了第一例艾滋病後，已經深刻認識到艾滋病對個人和國家的危害，採取了多種措施。

“比如說我們會禁止用一些進口或是國外的血製品，加強對國際上的衛生檢疫，對一些艾滋病高發國家採取重點的檢疫措施。”高慧介紹，我國一直在加強對艾滋病工作的監測，如對重點人羣進行艾滋病的血液監測。

高慧表示，在2021年，我們國家針對艾滋病的防治在重點地區呈現了“三升三降”的良好態勢。“三升”是指：感染者發現率由81.70%提升到90.52%，治療覆蓋率從41.10%提升到94.81%，治療成功率從57.50%提升到94.80%；“三降”包括：新發感染率較基線下降到68.75%；母嬰傳播率從9%下降到3.66%，降幅達59.33%，夫妻一方感染艾滋病家庭配偶傳播率從7.05/100人年下降到0.85/100人年，達到1.0/100人年的目標。

在治療藥物上，蔡衛平表示，現在主要的進展就是在最大限度抑制病毒的同時，能減輕患者的用藥負擔和藥物毒副作用的影響。

“目前現有的治癒病例可以分爲根除性治癒和功能性治癒。根除性治癒就是完全把病毒清除掉，體內沒有病毒。功能性治癒是實際體內有病毒，但不會對免疫系統造成影響，即所謂的‘帶毒生存’。根除性治癒肯定是追求的最終目標，但目前離艾滋病徹底根除性治癒能被推廣還很遠。”蔡衛平說。

高慧表示，在保護自己，預防艾滋病病毒感染面前，絕不可心存僥倖。發生無保護性行爲；接受不安全的注射、輸血；共用牙刷和剃鬚刀、刮臉刀等可能會劃破皮膚的個人用品……諸如此類的行爲都屬於艾滋病高危行爲。

但研究表明，艾滋病病毒在人體外不易存活，離開人體幾小時後就會失去活性，因此像擁抱、握手等社交行爲；共用餐具等一般性接觸；以及蚊蟲叮咬等等都是不會被傳染艾滋病病毒的。

高慧表示，雖然我們需要對艾滋病的傳播保持警惕，但警惕並不等於無限度地放大恐懼，更不是歧視。“我們應該害怕的是艾滋病，而不是艾滋病人。”

如今，社會上“恐艾”現象仍然存在。蔡衛平提到，不少患者會擔心使用醫保購藥會泄露隱私，其實並不會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國家醫保的隱私保護機制還是比較好的。醫生看不到，用人單位更不可能看得到。”

高慧認爲，讓艾滋病不再被妖魔化，首先應正確認識艾滋病，加大對艾滋病的宣傳教育力度，消除錯誤認知。同時也要加強對感染者的心理干預，提高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另外，要促進感染者與社會羣體的接觸和交流，減少社會對他們的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