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余永定

在宏观经济领域真是“已行的事，后必再行。阳光之下，并无新事”

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1988年秋负笈牛津之前，我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从事世界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对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的实际问题关注不多。1991年，我选择了“中国宏观经济和稳定政策设计”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一是我对宏观经济理论有兴趣；二是我自认为应该比西方学者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写出他们写不出的东西。为了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我开始恶补中国宏观经济和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知识。1994年8月论文答辩通过，我于同月打道回府。回国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成为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

《太阳之下无新事》这本文集收录了我回国后撰写的有关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文章。我的宏观经济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宏观经济中、短期变化趋势的判断；二是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些争议问题的理论探讨。

中国经济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致经历了五个主要阶段：1990年—1997年、1998年—2002年、2003年—2008年、2009年—2010年以及2010年至今。

在整理自己横跨20多年的宏观经济文章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当前学界所争论的大部分重要宏观经济问题，在20多年前就已经争论过了。我现在的许多观点其实在20多年前就说过，而且所用的语言也几乎同现在完全一样。当然，我并非想说自己有什么先见之明，或思想如何一以贯之；相反，我想说的是，在宏观经济领域真是“已行的事，后必再行。阳光之下，并无新事”。

或许，这种感觉源于宏观经济自身的“重复性”：尽管每次重复都不尽相同，但模式是相同的。这样，研究宏观经济史、宏观经济调控史，研究说对了什么、说错了什么、为什么会做出错误判断，对在今后不重犯过去的错误就显得很有意义了。年轻一代学者在技术分析层面早已超过我们这一代人。但他们并未亲身经历两个（更不要说三个）以上的经济“周期”，如果他们能够通过了解我们的思想历程，感受到什么是“阳光之下，并无新事”，或许就可以不必再次回到原点，不犯或少犯我们这些过来人所犯的错误。

《太阳之下无新事》，余永定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回顾过去20余年中国宏观调控的历程，所有这些经验教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增长是硬道理

回顾过去20余年中国宏观调控的历程，我们可以抽象出许多具有理论价值的经验教训。我认为，所有这些经验教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增长是硬道理。

无论人们能够就宏观调控政策对中国政府提出什么批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国维持了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而这一事实最雄辩地说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非常成功的。

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我没有资格做出评价。我过去曾经开玩笑：“中国经济之所以成就斐然，是因为中国经济决策者不懂经济学。”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经济学是指西方教科书式的经济学。作为一个长期研究西方经济学，受过尚属严格的西方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我现在所能做的也仅限于认真回顾以往的思想历程，看看哪些地方想对了，哪些地方想错了，并找到其中的原因。

青年学者一方面需要系统地掌握作为一个自洽的概念体系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另一方面又应能批判地对待传统宏观经济学中的概念、逻辑、理论和方法。只有不断发现实践同理论之间的矛盾，并不断修正对理论的认识乃至对理论本身加以修正，经济学家才能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从而形成自己的思想。希望本书对青年学者在这方面有所帮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