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的角度，即便疫情不能夠徹底結束，我也能正常生活，儘可能地正常生活，就是說我不能把我保持身心健康建立在疫情完全控制住的前提下。否則你會不停地挫敗，會反覆地挫敗。

2022年12月7日，防疫“新十條”發佈，進一步優化落實疫情防控的通知，不再對跨地區流動人員查驗覈酸檢測陰性證明和健康碼，不再開展落地檢。根據防疫工作需要，可開展抗原檢測。圖爲抗原檢測試劑盒。

文丨新京報記者 朱清華編輯丨陳曉舒校對丨楊許麗

疫情帶來的心理創傷，像看不見的隱形傷痕。負性情緒產生的過程被心理諮詢師比作樹根的生長，當人沉浸其中，負性情緒就向下越扎越深，再想剷除時，可能需要一個更漫長的過程。

2020年武漢疫情產生的心理危機，更多體現在對新冠病毒認知的缺乏，生與死咫尺之隔的恐慌。今年以來，北京、上海、成都、重慶、廣州等各個城市相繼出現疫情，人們的情緒共性，由原來對病毒的恐慌，逐步過度到對封控的焦慮。

12月以來，全國各地先後出臺優化防控的舉措，逐步取消核酸查驗，自由進入一部分公共場所。在50個城市核酸“減碼”的背後，人們的心理也在悄然轉變。

對病毒缺乏客觀認識的人、家裏有老弱羣體的人、身體免疫力低下的人，對未來充滿了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焦慮的情緒在他們之間傳遞，漫天觀點各異的互聯網信息也在侵擾內心的平靜，不同羣體之間如何心理互助？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我們能做什麼？

我們採訪了北京大學臨牀心理學博士、和睦家醫院執業精神科醫師徐凱文，他曾近距離觀察過新冠感染者的心理；我們還採訪了上海精神衛生中心心理治療師柳少豔，在今年春天上海疫情暴發期間，她曾在方艙醫院開展心理救助。以下是新京報記者和他們的對話。

“現在所有這些情況都是新的情況”

新京報：近段時間，各地在優化防疫措施，比如不查覈酸了，可以出入一部分公共場所， 迴歸日常生活的同時，也有一些人出現了短期不適應的心理。我們怎麼理解當下新出現的一些心理狀況？

徐凱文：首先我想說，現在所有這些情況都是以前沒遇到過的，不一定有很成熟的應對方法，這是一個基本前提。第二，這場疫情在我看來是一個嚴重的集體創傷，它打破並改變了人們習慣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和他人連接的方式。

第三，目前大家的心理和情緒的反應，不僅僅是對於現實情況的反應，也是對三年來積累的各種負面情緒的一個結果。比如說一點都不焦慮分值是0分，崩潰是100分，那疫情前可能我們已經有60分，現在變成80分，是個累積的結果。

在原來已經焦慮水平很高，甚至有一些抑鬱傾向的情況下，遭遇新的挑戰，新的情況，會出現不適應。我們的反應爲什麼有的時候比較偏激或者有些反應比較強烈，好像是非理性的，就因爲它不僅僅是急性的創傷和應激，它也是長期的慢性的創傷應激。

柳少豔：就上海來說，大家從3月份到現在經歷了很多，我個人感覺大家適應變化的能力已經提升了。

焦慮是我們每個人面對這種不可控環境下都會產生的情緒，其實關鍵在於第一步我們要認識到有這種情緒，然後接納這種情緒，允許這種情緒存在，不和它對抗。我們不要想着我不可以焦慮我不可以緊張，這樣反而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

然後要知道在這樣的情緒引導下，我們會意識到去做點什麼來面對這個環境。採取一些相應的措施來保護我們自己。比如說我要戴好口罩，勤消毒，勤洗手。

情緒是有一個度的，適當地緊張和焦慮，就會讓我們動起來，去做一些事情。但是過度了之後，情緒太強烈的話，就被這個情緒淹沒掉了，可能會把整個人凍住。

這個時候需要做一些放鬆，比如深呼吸，快速穩定情緒，或者用一些冷水刺激，讓自己的理性部分能夠恢復，讓自己情緒的強度降下來。包括正念冥想、瑜伽等等，這些都無效的情況下，就需要藥物干預了。

2022年12月1日，廣東省廣州市海珠區，市民在鷺江地鐵站乘坐地鐵。隨着廣州市多個區陸續發佈關於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解除相關區域的臨時管控措施，各行各業有序復工復產，民衆生活“煙火氣”漸濃。

新京報：防控政策優化之後，什麼樣的人羣更容易感到焦慮？

徐凱文：現在更恐慌的人，易感焦慮的人，可能本身的社會支持是不夠的，來自家庭、親朋好友的支持可能也很缺乏。以及那些本來焦慮水平就比較高的人，對於他來說，怎麼去處理這件事情，都會沒有安全感，這也是焦慮的特徵，就是他想掌控，但他掌控不了。

當他掌控不了的時候，他就更想去掌控，那他試圖掌控的努力也會讓他感到更焦慮——你越想控制越容易失控。可能無論怎麼樣去做，這種焦慮的情緒始終是存在的，對個體反應比較強的個案要爲他們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持。

柳少豔：不管你是在方艙裏面還是在方艙外面，本身焦慮水平高的人，遇到事情會雪上加霜。那些適應能力很強的人，他們進了方艙其實對他們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我在方艙醫院支援的時候，一個樓層有400個人，並不是400個人都會出現心理問題，其實有很大一部分人能夠適應這個環境，他們也會緊張焦慮，但是他們能通過看視頻或者跟別人聊天得到緩解。

新京報：對於更容易焦慮的人羣，他們出現了焦慮和擔憂，甚至不敢出門，在心理上，他們應該如何自我調適？我們能幫助他們做點什麼？

柳少豔：比如說有人害怕與人接觸，害怕被病毒感染，他減少出門，甚至不出門，其實從心理上來說，這是一種逃避現實的行爲，它的結局可能是越來越遠離真實的社會，陷入孤獨的境地。

我們要不斷地學習去面對它，去掌握儘可能降低風險的方法，不斷地回到社會里面去建立關係，去跟他人交流。迴避行爲在短時間內有效，但是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它其實是危險的，會因爲恐慌而帶來其他更嚴重的心理問題。

因爲迴避會讓我們越來越退縮，很難聽得進理性的聲音，很難去過一種本來應該過的生活。

在這個時候，一些老年人需要家庭的支持。我相信他的家庭裏面不會大家都認爲應當恐懼，不會大家都認爲不能出去，對於這樣的一些老年人來講，家人的關懷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老人因爲害怕，說我不能出去，子女應該看到其實老人是沒有安全感，他需要別人的關心和支持。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做好防護措施，帶着他一起走出去，慢慢增加一些社會活動。

徐凱文：高危人羣更加需要科學認識，面對現實。他可能需要更嚴格的自我防護措施，更積極的自我防護態度，這種積極的態度不是否認現實。我們可以用我們掌握的科學數據和事實去跟他們交流，傾聽陪伴本身就是支持，讓他能夠說出來。即便說出來以後，問題也不會完全解決，但是一個人知道他身邊是有人支持他的，這個行爲本身就會極大地削弱他的不安全感和恐懼感。

我們需要去提供這樣的社會資源，比如現在已經有很多心理熱線或者遠程的心理諮詢去幫助這類人羣，給他一些心理上的安慰和支持。科學知識也應該持續地大量普及，我想會對緩解整個社會的焦慮水平有幫助。

新京報：如果我們確診了新冠陽性，心理上我們會面臨什麼狀況，如何應對？

徐凱文：最近這兩天我有兩個同事就被感染了，陽性了，但是沒有什麼症狀，被感染，心理上還是有壓力。我覺得一方面在最開始的時候會有否認的心理，因爲沒有症狀，而且之前核酸都是陰性，起初我們會不太願意接受這個事情。

另外，會擔心影響家人影響自己的孩子，這個影響不僅僅是體現在我真的生病了，而是在於它會改變我們的生活狀態，它會影響到和我們密切接觸的人，比如孩子、老人。包括可能也會擔心被排斥被嫌棄，這些方面都是新的焦慮和壓力的來源。

這個時候，我們身邊所有同事都去支持他。一起幫他買藥，安排地方隔離，聯繫醫療資源，總之這種社會支持特別重要。但是這個社會支持跟其他的災後救援不一樣，你去幫助他本身這個行爲可能會使我們自己受感染，所以無論是感染者還是身邊支持的人，多少都會有這樣的壓力。但是互相撐一把，仍然是有效的。

科學事實縫合人們立場上的裂痕

新京報：當下，人們對新冠感染者康復的文章，奧密克戎致重症率等科學數據有了更多關注，看這些文章和視頻是否對我們的心理有所幫助？

徐凱文：肯定是有幫助，但應該是基於事實的嚴肅科普，不誇大也不隱瞞。比如感染新冠後幾天能痊癒，有科學的平均數據，但也會有特殊個案，我們要實事求是地接收這些知識。我跟我新疆的學生直播連線，她感染過新冠，也確實經歷了痛苦的過程，她沒有打疫苗，所以她花了20多天才轉陰，也進了方艙，她的先生可能四五天就好了。只要你前期瞭解了每個個體康復的週期不一，在充分掌握這些科學信息的情況下，你就會有一個合理的心理預期。

一定要給公衆傳遞科學的權威的信息。每個人都不要從立場出發，比如說我希望放寬措施，所以我就只想它輕微的好的那一面；或者我贊成繼續封控，我就反覆強調重症。需要有大樣本量的數據事實來縫合人們立場上的裂痕。

新京報：很多爭論都是基於各自不同的立場，或者說都只看到自己想看的信息，關於這種漫天的爭論，從心理學方面怎麼去緩解？怎麼重建共識？

柳少豔：我覺得爭論的目標好像是要對方接納自己的觀點，但其實我們要先接納對方觀點裏合理的部分，然後再提出我們合理的部分，就是雙方要能夠看到我們合作的那個點在哪裏。你如果只是想說服對方，其實沒有意義，不要試圖去改變，而是說我們在基於事實的前提下，採納共同觀點的基礎上，尋找到最大公約數。

如果一個人總是爭論，然後被憤怒的情緒所佔據，那豈不是辜負了自己的生活。是不是也要去思考一下，爲什麼一定要讓自己的生活充滿了這麼多憤怒的情緒？你處在情緒的旋渦裏面，什麼也不能做。

徐凱文：我個人覺得爭論沒有意義，怎麼樣照顧好老人，怎麼樣幫助小孩纔是更應該關注的。

從我的角度來說，其實這一場疫情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是非常大的，而且會持續很長時間。這兩年，孩子們長期上網課，不能正常學習和同學交往，甚至正常的戶外運動都受到影響，更容易出現焦慮抑鬱，而孩子們應對焦慮抑鬱自我調節能力又弱，就我瞭解的某些城市，中小學生極端事件的發生率是遠遠高於疫情前的，是疫情前的兩三倍。

2022年12月6日，重慶北站，返鄉學生依次進站。

未知中仍有可知的趨勢

新京報：今年6月，世界衛生組織發佈的精神心理健康報告顯示，2020年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全球增加了5000多萬抑鬱障礙患者和7000多萬焦慮障礙患者。這種長期的集體創傷，會持續多久，如何治癒？

柳少豔：這樣的經歷，其實也可以讓我們思考，對於我們個人來說生活當中什麼最重要。有一些人可能會發現興趣愛好也挺重要的。我有一個朋友在疫情期間去學吉他，他覺得學音樂的過程當中，能感覺到音樂帶來的療愈。有的人可能會看書，有的人可能會畫畫，這點我覺得很重要，就是找到讓你感受到被滋養的或者是有療愈作用的一些東西。

徐凱文：我還是以青少年爲例，他們需要跟同伴交往，他們需要有自己感興趣的事情，我們要對孩子有更多的陪伴，然後注意不把自己的負面情緒傳遞給他們，也許可以利用隔離在家的時候，去跟孩子一起做他們喜歡做的事情，儘可能創造一個好的環境。

同時，當我們有情緒的時候，要去找人傾訴，就是我能夠把我自己的情緒表達出來，這個特別重要。情緒不能表達，它就會更容易變成病和問題。我們需要相互地去助力各自的情緒，而不是傳遞焦慮的情緒和壓力。把精力轉移到有價值和有意義的事情上來，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覺得復學復工是緩解整體社會情緒的一個有效的方式。

當你不去試圖完全控制焦慮，焦慮反而會減少甚至消失，這是焦慮情緒本身的特點和規律。

新京報：心理專家同時也是疫情下的當事人，你們自我應對的方法中有哪些是普通人可以學習的？

徐凱文：用一些認知的方法，比如說我現在就考慮最壞的情況發生的時候怎麼辦，當我們知道最壞的情況發生的時候，我們有辦法應對，能夠接受，那麼我們的焦慮和抑鬱的狀態會好很多。

我們現在都有一些廣泛性焦慮的症狀，就是我們對沒發生的事情有過度的擔心和恐懼。他在焦慮什麼呢，他不知道自己在焦慮什麼。或者說他焦慮的那個事情根本就沒有發生。

比如說，你覺得你現在所住的房間，突然倒塌的幾率是多少？你把時間放得足夠長，這個樓倒的概率可能是百分之百，但是下一秒鐘它倒的可能性有嗎？也有，但是是一個小概率事件，那我們有沒有因爲害怕倒塌而不敢在裏面正常居住呢？

所以我們說人的心理健康的一個重要標準是，忽略小概率的危險。

如果它真發生了我也做好了準備去應對，我準備好了藥，如果我陽了，我該進醫院進醫院，我該隔離就隔離，但就算我做了所有的事，它還是有一定的概率成爲重症，甚至死亡，但是誰能夠保證明天一定活在這個世界？

2022年12月6日，晚餐時分，市民在北京市朝陽區一家餐廳內用餐。當天起，北京市調整新冠肺炎防控措施，逐步有序恢復堂食。

柳少豔：通過觀察自己的身體來觀察自己的情緒，比如說我是不是心跳加快了，我是不是肌肉緊張，我是不是出汗了，我是不是頭皮發麻了，當出現這些狀態的時候，說明我在緊張了、我在焦慮。要對自己的情緒有覺察。

我會推薦正念冥想。正念其實它指的是活在當下，專注於當下，對昨天發生的事情我們沒辦法改變，那麼明天的事情其實我們也沒辦法掌控，我們就圍繞今天的事情，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可以做什麼，讓自己的生活更豐富更幸福。正念冥想是需要不斷地去練習的，它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雖然它不是萬能的，但這種訓練可以降低焦慮患者的焦慮水平。其實，保持內心平靜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持續地覺察自己的身體和心理，持續地練習，是有可能提升自己內心世界的穩定性的。

新京報：政策優化後，未來將會出現什麼情況，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未知的，面對未知，我們在心理上能做什麼準備？如何自我疏導？

徐凱文：我也是醫生，至少我所受的教育對病毒的認識是這樣的：它一定是會長期存在的，這肯定也不是人類遇到的最後一場疫情。

所以從科學、從人類和病毒關係的歷史上來說，總的大趨勢肯定是緩解的，它並不是一個不可知的情況，但是它什麼時候能結束這件事情是不可知的。

目前來說每天新增的感染人數仍然是一個沒完沒了的狀態，從我的角度，即便疫情不能夠徹底結束，我也能正常生活，儘可能地正常生活，就是說我不能把我保持身心健康建立在疫情完全控制住的前提下。否則你會不停地挫敗，會反覆地挫敗。

我覺得這場疫情在告訴我們，這個世界本身就是不確定的，所以要接受這個不確定性，順其自然，爲所當爲，該幹什麼幹什麼，讓我們的生活繼續前進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