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最高懸賞1372萬元，提供線索者將獲得鉅額賞金。

1月12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發佈執行懸賞公告，查找一位被執行人可供執行的財產線索。

被執行標的包括人民幣1.37億元、逾期利息、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執行費。北京一中院將按照實際執行到位案款10%的比例向提供線索者支付賞金。

被執行人是曾被稱爲“大數據狂人”的王叄壽。他擁有多重身份，九次方大數據信息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九次方”）創始人、貴陽大數據交易所原執行總裁、上市公司羣興玩具曾經的實控人。

對於資本市場而言，王叄壽曾在2020年因佔用羣興玩具資金而備受關注，也正是從那一年開始，王叄壽頻頻因圍繞九次方產生的糾紛而成爲被告，“大數據狂人”隕落。

大進大出“大數據公司”

2010年，王叄壽創辦九次方。公開信息顯示，九次方初期主營企業相關的大數據業務，基於數據彙總的平臺做一些模型，給銀行和金融機構提供一些風險控制和精準營銷的服務。

九次方副總裁王亞川曾介紹說，公司早期曾開發一個平臺，2014年時已經覆蓋幾百萬家企業，針對每家企業都有70多項指標，進行交叉分析統計。

當銀行工作人員拿着帶有GPS定位的終端出去掃樓，每走到一個地方，附近辦公樓裏有哪些企業，這家企業的基本工商數據、業務範圍、經營數據、產業鏈分析數據等都一目瞭然。這便是九次方初期給銀行和金融機構提供的精準營銷服務。

隨後，九次方的定位被明確爲“政府大數據資產運營商”，王叄壽曾把公司比喻爲城市的“自來水公司”，數據就像“地表水”和“地下水”，公司要做的就是把“地表水”和“地下水”匯聚、利用起來變成有價值的東西，實現數據資源化、資產化、資本化。“激活北京市政府這二三十年來的數據資源，就相當於10個阿里巴巴。”

2015年以後，九次方密集地在貴州、廣東、雲南、福建、內蒙古、新疆等80多個地方與國資合資成立政府大數據應用、政府數據資產運營及管理公司，並在北京、南京、深圳等地區設立了6個研發基地。

這些公司更多被冠以“大數據”的名號，例如2016年成立的青海省大數據有限責任公司，便由青海省綠色發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九次方分別持股51%與49%，被稱爲“青海首家大數據公司”。而多家九次方參與投資的“大數據公司”都有類似的股權結構。

天眼查的招投標信息顯示，青海大數據有限責任公司中標項目的採購人包括青海省環境保護廳、住房和城鄉建設廳等，中標金額從十幾萬元至上千萬元不等。

對於九次方參與投資的一系列“大數據公司”的角色，有長期參與各地智慧城市項目招投標的人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如同土地財政時代各地的城投平臺公司一樣，當下針對地方政府信息化、智能化改造的需求，各地依然存在一些“城投平臺公司”，它們在通過招標建設完成基礎智慧能力後，一方面可以通過政府採購出售給政府，另一方面也可以出售給其他實體。

王叄壽甚至稱，數據是繼土地之後政府手裏最值錢的資產，土地的價值基本上釋放完，下一步釋放政府手裏的數據價值。“‘數據資產’就像幾十年來的‘土地資源’一樣，挖掘價值充分盤活，‘數據財政’將帶來中國未來可持續的新增長。”

在他看來，政府數據資產運營中最關鍵的一步便是生產“自來水”，實現數據資產化。“在經過脫敏、清洗、建模、分析等流程後，海量數據就由可開發的‘地下水’變成商業上可用、公衆可感知的‘自來水’，這些‘自來水’數據將會被應用於各個領域。”這難免讓人想到城投平臺公司對土地進行平整等熟化操作。

在“政府大數據資產運營商”的定位下，自2015年1月獲得IDG資本、德同資本、博信資產三家投資機構兩億元A輪融資後，九次方獲得數十家投資機構的多輪融資，曾在2019年10月以70億元位列“2019胡潤全球獨角獸榜”第264位。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發現，2020年以來，九次方陸續撤出多家曾經參與投資的“大數據公司”，如內蒙古大數據產業發展有限公司、廣西大數據產業發展有限公司、山西大數據產業發展有限公司、德陽智城大數據產業有限公司等，其中多數公司的股權已完全由國資控制。

正是在2020年，彼時王叄壽擔任實控人的羣興玩具發佈公告曝出他佔用公司資金的情況，稱自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公司自有資金共計3.27億元轉至實際控制人關聯方的賬戶，構成公司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方非經營性佔用資金情形。此後，王叄壽與九次方頻繁被各地法院列爲被執行人、限制消費人員、失信被執行人。

而之後與王叄壽、九次方完成切割的不僅是多地的“大數據公司”，還有一家公衆更爲熟悉的公司——貴陽大數據交易所。

“全國第一家數據交易所”，然後呢？

2015年4月14日，貴陽大數據交易所正式掛牌運營。當年2月，貴陽大數據交易所完成投資人變更，九次方前身“九次方財富資訊（北京）有限責任公司”以22%的持股比例位居第二大股東，王叄壽成爲執行總裁。

在貴陽大數據交易所當時的股權結構中，三家國資股東共持股35%，餘下65%皆爲民營股東。

其實從2015年之後九次方在各地參與投資的“大數據公司”的業務範圍來看，大數據交易所並非其慣常涉足的領域。

副總裁王亞川也曾介紹，參與貴陽大數據交易所源自一次“機緣巧合”。“到了2014年，一次機緣巧合，貴陽開始發展大數據產業，九次方起初是作爲大數據應用企業去貴陽落地的。但在一次研討的過程中，我們偶然提到了數據交易這樣一個概念，意識到它的重要性後，我們很快把它正式提上了日程。隨後半年多時間，我們完成了交易的規則制定等前期工作。此後，貴陽大數據交易所落地，直到2015年4月14日正式掛牌運營。”

雖然頂着“全國第一家數據交易所”的光環，但王叄壽曾在2018年的一場論壇上表示，貴陽大數據交易所的發展走了很多彎路。一方面是交易規則，2016年，大數據交易所的交易規則從佣金制改成增值式交易服務模式。另一方面是交易系統研發，逐漸認識到數據交易低頻交易、高頻應用的特點使其與商品交易系統不同。他坦言感謝貴州省的領導、貴陽市的領導營造的“容錯機制”。

“彎路”的直觀體現便是交易所的目標從“日交易額100億元”慢慢變成“全年力爭突破億元”，並且到2018年時，已經不再通過官網等渠道對外公佈交易額、交易量等動態。

這並非貴陽大數據交易所獨有的困境。其成立時，正趕上各地數據交易所成立的熱潮。

上海數據交易所研究院院長、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黃麗華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從2014年三個數據交易平臺、交易所（中關村數海大數據交易平臺、北京大數據交易服務平臺和香港大數據交易所）成立開始，國內數據交易所數量迅速增長，但是2017~2019年這3年比較冷清，先後幾家數據交易所官宣後並未落地。

直到2020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其中將數據作爲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之後的第五大要素，並表示要引導培育大數據交易市場，依法合規開展數據交易。2021年，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上海數據交易所先後成立。

“上海數據交易所揹負的使命之一便是探索一套可以複製的制度體系，解決制度供給不足的問題。”黃麗華認爲，此前社會並未對數據流通與交易達成共識，對於作爲中介的數據交易所而言，面向的市場可能根本不存在。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制度供給不足，導致數據供方認爲在數據交易所出售數據沒有足夠的制度保證。比如在調研三大運營商時他們對於開拓這項業務並不積極，因爲他們也不確定到數據交易所出售數據是否合規、合法，何必多此一事？而對於一些真正有數據需求的企業來講，依然有其他替代方案，比如可以通過合規的方式實現點對點的交易，無非承受更高的交易成本。”

202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對外發布《關於構建數據基礎制度 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提出建立合規高效、場內外結合的數據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

不過這些與王叄壽不再有關，貴陽大數據交易所已經完成與他的切割。

2022年3月，貴陽大數據交易所完成投資重整，如今已由貴州雲上數據交易有限公司100%持股，完全爲國資控制。8月，《貴州日報》刊文稱，貴陽大數據交易所交易額節節攀升，截至目前，累計交易額突破億元大關，入駐數據商282家，上架產品347個。

貴陽大數據交易所成立之初，王叄壽曾表示，未來3~5年交易所日交易額會達到100億元，預計將誕生一個萬億元級別的交易市場。

短短几年，他畫的大餅未兌現，卻因1.37億元的被執行標的被懸賞。

記者：陳惟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