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22日，癸卯兔年安靜地到來。歷時三年，讓人無處躲避的疫情攜風帶雨，壞了四季，也亂了人心。生命錯落，對於我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生活從來不是遠大希望和偉大探險，而是一種莫之能御的洪流。時間的大鐘已停止了敲打，深深的河水卻繼續滾動。在經歷了周邊世界的支離破碎和自身情緒的起起落落之後，我們雖然急於與上一個週期作別，但當告別真正來臨的時候，我們還是選擇平靜地說再見。夕陽西下，我們來到這個城市的高處，透過鹽和清水沖洗過的天空，注視着不遠處的萬家燈火。“目光所及，不經意間，便已聚就了人間”（託妮・莫里森）。沒有濃烈的煙花和震耳的爆竹聲，燈光裏、空氣中瀰漫翻騰着的煙火氣以另外一種方式宣佈：我們從未被生活罰出場；我們一直在生活。

疫情改變了時間的度量方式，直接把這個時代簡單、粗暴地劃分爲疫情前和疫情後。曾幾何時，我們是如何熱切地期盼着重啓疫情後時代，去拯救那個屬於我們的、唯一有可能被拯救的生活。然而，時代早已悄然變化，與疫情相關或是不那麼相關的“槍炮、病菌與鋼鐵” 加劇着文明的分化甚至對立，強烈衝擊舊有的秩序和我們習以爲常的規律。曾提出“平庸的惡”這個觀點的漢娜・阿倫特一度對上個世紀的那個年代做出瞭如下論斷：“沒有頭腦的魯莽，無可救藥的迷茫，或是自鳴得意地背誦已變得空洞瑣碎的真理——在我看來是我們時代最顯著的特徵” 。令人不安的是，這些特徵會不會也適用於描述我們這個時代？

“在時間的大鐘上，只有兩個字：現在”（莎士比亞）。從現在出發，站在沒有標識的十字路口，我們將以什麼樣的方式開啓疫情後的時代？既然拒絕全球化不是選項，空洞的道德說教也不解決問題，我們將如何理解迎面而來的這個時代的歷史意義？我們必將置身其中的這個時代，會是人類歷史長河中能被辨識出的一個偉大時代嗎？

偉大時代，從來沒有門牌號。真正定義和塑造一個時代的，是這個時代的人物、這些人物的品性、他們的抉擇與判斷以及他們在困境中所展現出的力量。變革時代和混沌之地是智慧和思想誕生的地方，而思考的深度和清晰度直接決定我們認知和行動上的優勢。我們需要積極和勤奮的思想者。他們不囿於成見，不固守在自己熟悉的認知體系裏，堅持通過不斷的學習去深刻把握經濟社會發展沉澱形成的底層邏輯，並以此爲基礎理解我們這個時代在浩瀚歷史中的位置，進而通過對因果關係的分析識別出那些必需但又難以解決的關鍵問題。

進入後疫情時代，關於中國未來的各種觀點紛爭大多可以溯源到對一個最關鍵問題的不同回答：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空間還有多大？（即，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率是多少？）。因爲改革開放以及工業化進程的快速推進，我國在疫情前保持了超過四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其中，推動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因素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平均年增速更是高達到4%以上，遠超美國1870-1970年推進工業化進程時年均2.1%的水平。然而，進入本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之後，因爲完成了工業化進程，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開始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目前已經降到2%以內。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一般情況下其增長的一半是由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來貢獻的，習慣了對歷史進行線性外推的人們很容易得到結論，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率應該在3%左右；如果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年增速能夠從目前2%實現一個V型反彈提升到2.5%或以上，那麼我國的長期增長率將在未來較長時間保持在5%左右。然而，翻遍歷史書，我們並沒有找到支撐這種可能性的現成答案。

我們應該接受基於歷史規律的裁決，還是努力尋找並實現那些驅動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能夠實現V型反彈的動能？這包括：以數字化轉型和能源轉型爲核心的再工業化、與再工業化相關的新基建、大國工業、更徹底的改革和更高水平的開放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推進碳中和帶來的徹底且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這五個因素，再加上相應的大量的投資以及實現它們所需進行的經濟運行底層架構的改革甚至重塑，勾勒出一個完全不同的宏大敘事，指向歷史一種新的可能性。

著名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曾在《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中這樣敘述：“一個國家之所以偉大，條件之一就是既能夠吸引別人的注意力，又能夠持續保有這種吸引力。當西方剛剛接觸中國時，中國就明顯表現出這種能力；幾個世紀以來，流行風潮的無常，政治情勢的改變，也許曾使中國的光彩暫且蒙塵，但是中國的吸引力卻從未完全消失過。無論是中國在西方引起的強烈情感，一波又一波嘗試描述並分析這個國家及其人民的企圖，還是西方人對有關中國消息的強烈興趣，都明確道出了這個國家所散發的魅力。” 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必然充滿挑戰和各種不確定性，但是有可能創造一種歷史新的可能性本身，就已經註定這個國家走向的是一條不凡而偉大的路。

實現歷史這樣一種新的可能性，我們需要大量勇敢、敏捷、韌性的行動者。他們不解釋、少抱怨，坦然地接受命運的各種捶打；他們是這個時代的夢想者、實幹家、美好生活建設者、市場經濟忠實的守望者。中國過去四十多年經濟高速發展留下的最大一筆財富是1.6億個大大小小的市場主體和支撐這些市場主體崛起的企業家精神。這1.6億個市場主體以及背後的企業家、創業者以及建設者把他們對美好生活的祈望、對更多財富的追求反映到以市場交易爲基礎的各類經濟活動中，把構成中國經濟的各個部分聯結形成一個密度極大的生產網絡。針對處於網絡節點位置的行業（節點行業）的投融資、技術進步、產業政策沿着生產網絡外溢，帶動上下游的發展，形成對總體經濟的一個倍數擴張效應，極大地推進中國工業化進程和總體經濟的高速增長，這也是中國經濟過去四十多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底層原因之一。可以說，正是這些市場主體以及隱身其後的行動者們最終使得市場機制基本成爲我們這樣一個具有顯著“差序格局”特徵的經濟體資源配置的決定性方式，沒有迷失在現代化的進程中。

營造更爲有利的營商環境，特別呵護這1.6億個市場主體尤其是其中數量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業者的信心，將短期的經濟增量政策和長期的結構性改革舉措儘可能向民營企業和小微經營者傾斜，讓他們成爲政策和制度變遷最大的受益者。這一切直接決定迎面而來的這個時代在歷史中可能出現的位置。

實現歷史新的可能性，我們需要專注於解決衆多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做必需但是難以改進的事。後疫情時代，科技突破成爲經濟社會發展最重要的驅動力。研發特別是基礎科學研究更是科技突破的基礎，2022年，我國研發投入首次超過3萬億元，佔到GDP的2.55%，達到了工業化國家的平均水平。但是，我國研發開支中真正用於基礎研究的經費佔比僅僅爲6.32%，這個數字在美國是17.2%，在法國更是高達25%。基礎研究方面的投入不足，嚴重製約了我國原創性、引領性科技的創新能力，讓我們在諸多領域受制於人。“如果你不能變成大海，那麼你每天都會暈船”（萊昂納德·科恩）。我們能否在未來將用於基礎研究的經費提升到研發總額的15%？

收入和發展機會不平等一直是制約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痼疾，而這種不平等集中體現爲城鄉差距——2022年，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的2.45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TFP）水平相對較低和農業轉移人口無法實現真正的市民化是形成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主要原因。縮小城鄉差距，一方面需要大力增加對農業、農村和農業人口的投資，提升農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增加農村居民的首次分配收入；另一方面，需要讓農村用地能夠真正流轉起來，這樣既可通過集約化生產提升農業的TFP，又可通過土地使用權的市場化交易提升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

更爲重要的，我們需要極大地提升數量龐大的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我國目前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已經超過65%，但是按戶籍人口計算的城鎮化率只有47%。有無戶籍這個身份認同帶來稟賦資源（例如，教育、醫療資源、就業機會、跨越階層的可能性等）的差異、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收入和發展機會不平等……這些在宏大敘事中並不顯眼，往往令人忽略的細節折射出一個時代的溫度，真正反映了一個時代的偉大與否。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18個百分點差距能否逐漸減少並最終趨近0，應該成爲衡量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指標之一。

……

三十多年前，在那個偉大的80年代，有一個叫海子的詩人在一首名叫《夏天的太陽》的詩中寫道：“你來人間一趟，你要看看太陽；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瞭解她，也要了解太陽。” 在這太陽下長大，我們必須明白，是時代選擇了我們，將它的今天和明天交予我們決定。我們需要了解這個時代，瞭解它的鑽石與鐵鏽（diamond and rust）、偉大與卑微； 我們需要去定義這個時代，去竭盡全力打一場好戰，爭取實現歷史一種新的可能性。

讓所有這一切從現在開始。你好，2023！

2023癸卯年正月初五

於北京海淀區頤和園路5號

劉俏，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金融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十四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2017年《中國新聞週刊》“影響中國”年度經濟學家。劉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實證資產定價、市場微觀結構與中國經濟研究等方面擁有衆多著述，其著作包括《我們熱愛的金融——重塑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金融》、《從大到偉大2.0 —— 重塑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微觀基礎》等。

責任編輯：戴明 SF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