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正月初三，周英（化名）工作的村卫生室在下午时分暂无病人到访，今年过年期间，大概每天仅有10人左右就诊。在村民们热闹欢快地过春节时，这处略显简陋的村卫生室已经恢复了平静。

周英是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瓦垅村人，从医近30年，当乡村医生也有20多年了。她表示，2022年12月末至2023年1月初，是她从医以来最忙的时候。在这差不多两周的时间内，村卫生室平均每天要接诊100多例患者，最多时一天要接诊200多例患者。如今，到村卫生室就诊的感染者很少了，春节期间来就诊的患者也很少。

“很多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也都平安度过了。我接诊的一个吊了几天水后形成白肺的老人，在进一步转院诊治后，最近也健康出院了。”作为一名乡村医生，周英的感受是，这次疫情的过峰就像一场猝不及防的“龙卷风”，“来势汹汹，却又去也匆匆”。

春节期间，由于外地返乡车辆扎堆，瓦垅村附近的公路出现了拥堵，周围的烟花爆竹声也从未停止，整个瓦垅村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由于病人很少了，周英也能和家人正常过春节。

周英表示，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对于农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平时）没人关注，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价值的。”

正月初三下午​​​​​​3点到5点，瓦垅村卫生室没有患者到访。实习生 张玲图

“确实是一场硬仗”

东至县瓦垅村位于丘陵地带，是我国中部地区一个普通乡村。该村的卫生室由一排平房组成，分别是治疗大厅、药房、档案室等，仅三四个房间撑起了村民们日常的就医需求。卫生室里没有一张病床，这意味着病人在这里接受治疗只能坐着，甚至是站着。

瓦垅村有3000多人，村卫生室常驻医生只有3人，一个是药房药师，周英和另一位医生则负责门诊和输液。周英说，如果患者比较严重，在村卫生室“坐不住了”，会送往镇医院、县里的医院。

1月25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探访瓦垅村及村卫生室发现，春节期间，村卫生室恢复了平静，不再像之前一段时间人满为患，村内到处洋溢着欢度春节的气氛。当地村民表示，多数村民之前都阳过，基本都康复了。

今年50多岁的周英也是瓦垅村村民，自1995年开始就在当地医疗系统工作。2001年，她开了个人诊所，并于2010年响应国家新型合作医疗政策，同其他几个个人诊所一起合并，组建成了如今的瓦垅村卫生室。

多年在村里行医，周英对乡村医生的理解是，虽“名不经传”，但也得是“全才”，不管是诊断、输液、开药、抓药，还是配合县乡统一部署的档案建档存档工作，都需要“一把抓”，样样都会点儿。

去年12月，瓦垅村卫生室也遭遇考验。“确实是一场硬仗，还是没什么准备的那种。”周英表示，去年的12月末到今年1月初，是她从业近30年以来最忙的时候。在这两周里，村卫生室平均每天要接诊患者100多人，最多时每天进出村卫生室的患者有200多人，“患者将这几间瓦片平房围得水泄不通，有时甚至连空地上都要支起几个杆子用来输液打针”。而在平常，村卫生室每天的接诊数字最多不超过30人，且多以常见的感冒、炎症、肠胃问题等疾病为主。

“最大的困难肯定还是缺药。”周英说，退烧药、止咳药、抗生素、抗病毒四类药物受前期防控措施影响，受到了相对严格的购买限制，受此影响，直到2022年底，瓦垅村卫生室对于这些药物的储备量严重不足。

根据当地规定，村卫生室采购药品，采用县总医院的统一药物采购系统，即从县总医院进药后再在系统中结算，并进行符合新农合程序的报销。去年12月开始，当地很多人陆续感染，患者增加，县总院的储备药量同样处于紧缺状态，无法保证下面村卫生室的药品供应。

周英透露，他们有一个药物供应配送群，疫情高峰的两周内，群内“缺药”“催药”的消息“从早响到晚”，“农村老人多，接触信息没有那么及时，压根不知道要买药备药，有药的家庭基本上都是子女从外地带回来、寄回来的。”

除了缺药，另一个问题是药品涨价，加重了村民们应对疫情的成本。“以前那种最普通的感冒灵颗粒，10块多一盒，那段时间我们从县医院进价就得20多块。那种好牌子的感冒灵颗粒，我们根本进不到。”周英介绍说，由于县总医院的药品储量不够，村卫生室面临“无药可用”的处境，他们只能通过个人渠道、网购等方式去买药，这部分的药品无法进行医药报销，价格也往往更高。

另一方面，由于药品贵，村民看病成本上涨，部分村民把怨气发泄在村医身上。

“我每天接诊这么多人，总能听到有人说药太贵。但是我们也没办法，我们都是零差利卖药，进价就是卖价，另外进来的药也根本不够卖，像布洛芬片这种退烧药，我们只能来了患者，发烧了，才零零散散地开两粒，恨不得一粒药掰成两粒用，多余的药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周英说。

自己阳了，也坚持上岗

在应对疫情过峰时，人手紧缺是另一难题。在顶峰到来的那两周，瓦垅村卫生室几乎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门槛几乎都快被踏破了”。三名村医原本的分工被打破，3个人都得兼顾“接诊-输液-开药-抓药”的流程，忙得连轴转。

“我们原本是早上8点多开门，晚上5点左右关门。但那两周，我们早上7点半就得开门，中午也休息不了，一直连轴转给人吊水。有时要忙到八九点，什么时候给人吊完水什么时候下班。”周英表示，对于那两周的工作记忆，印象最深的是不停地输液、开药。三名医生都陆续“中招”了，都坚持上岗，手中“连轴转”的工作没法停下。

后来，村医们意识到即使奥密克戎的致病效果已经不高，但是长期高强度的工作依然会为身体带来不小的风险。

“从那以后，我就每天晚上5点半准时关门，要看病的，我就提醒他们早点来，关门以后我还要回家让我爱人给我打针。”周英笑着说，“还好我和我爱人都是医生，还能互相打针、互相帮助。”

新冠康复后，周英准备全力投入“战役”，此时来村卫生室的人也慢慢变少了。不知不觉中，疫情过峰了。“我们大概是2023年1月初就过峰了，粗略估算感染率在95%左右。村子里甭管是下地干活的，还是岁数大了在家嗑瓜子的，基本上都‘阳’过了，都集中在那两周。接诊的年纪最大有90多岁的老人，没有基础病，走动也很灵活，打打针，吃点退烧药，康复得也还不错。但是有心血管病之类的基础病的，哪怕才50多岁，我们治不了，就得往更高的镇卫生院、县医院送了。”周英说。

周英表示，相比往年，听闻当地老年人去世的情况要多一点。她所在的瓦垅村，因疫情离世的比较少，“很多70多岁、80多岁的老年人也都平安度过了。我接诊的一个吊了几天水后形成白肺的老人，在进一步转院诊治后，最近也健康出院了”。在周英看来，这次疫情的过峰就像一场猝不及防的龙卷风，“来势汹汹，却又去也匆匆”。

“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价值的”

周英的微信加了很多群，配药送药的、卫生系统监督的、档案交付的……平时群里消息不断，疫情高峰那两周，除了求药的声音，这些微信群都陷入了沉默。周英和其他医务工作者一样，全身心投入战斗中。过峰后，这些群又开始热闹起来，周英意识到，大家的工作恢复正常了。

周英表示，村里的老年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闭塞，当他们来到卫生室就诊时，他们清楚这是新冠，通过看新闻、刷视频等对这个病有所了解，“这些老百姓还是相当了解自己的情况的，接诊的时候也没有出现特别恐惧的状况。”而周英的任务就是对症下药，“有炎症就消炎，有发热就解热，能做点什么我们都会尝试去做。”

86岁的刘彩兰（化名）是瓦垅村一名新冠康复的老人。由于年事已高，她不会使用网络，对网购、快递等均感到陌生，对新冠疫情也只有一个模糊的认知。即便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还是被感染了。

在刘彩兰感染前，她在外地工作的小女儿李云（化名）和女婿已经感染，由于症状较为严重，两人只能在家躺着休息。当时，刘彩兰很着急，“没人给你们烧饭可不行！我去照顾你们！”李云担心母亲年纪太大了，不方便出行，只好憋着咳嗽，表现出一副“没什么事，很轻松”的表情跟母亲说，“我很好，这病一点也不严重，别来了！”

当刘彩兰感染后，李云的症状已经好转，她想回村照顾母亲，但怕传染给村里的其他人，甚至发生交叉感染。此时，刘彩兰反过来安慰女儿，“一点也不难受，就是小感冒”。

实际上，刘彩兰可没少吃苦头，“突然爬都爬不起来，痛得不行。”但幸好，她的子女提前寄回了一些药品。康复后，刘彩兰说，“刚开始发烧的时候，别人说是新冠，我还以为自己要不行了。难受是真难受，每天躺着，也不能动，实在是痛，吃药也没什么用，只能去打吊针，打完针，不那么痛，又能挺一会儿了，这么挺着挺着，就好了。”

周英接诊过刘彩兰，她表示，像刘彩兰这样的老人，虽然没有基础病，但是身体机能退化，症状反应也会很严重，“别人可能就是咳嗽，老人的话可能发烧胸闷气短痰多，喘不上气，演化成肺炎的可能性也更大。”

顺利过关后，刘彩兰把子女寄来的药品分给了邻居、亲朋好友等。她的女儿得知这一举动后，也非常赞成，“人嘛，不是帮别人就是被别人帮，没有守望相助，就没有渡过难关。”

这个春节，当地很多人返乡了，瓦垅村附近的公路出现了大面积拥堵，周围的烟花爆竹声音从未停过，昔日的春节气氛和年味又回来了。

在儿女无法回家的那些日子里，刘彩兰曾偷偷流泪。这个春节，李云举家回乡，陪在刘彩兰身边。李云表示，“只要父母还在，家还在，日子还是能照常过，家的味道，年的味道就在。”

“孩子们能回家了，就是好的。”如今，刘彩兰身上几乎看不出疾病侵袭过的痕迹，腿脚依旧很麻利，春节期间还一直忙碌着为回乡的儿女们做饭。

在这次考验中，周英和她的同事们挺了下来，用他们的辛劳守护了村民们的健康。周英表示，作为乡村医生，他们的事很多，既要看病，也要写材料，忙起来没日没夜的，但工资也不高，大家也有怨言。

“村镇卫生系统对于农村人来讲还是很重要的，虽然（平时）没人关注，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价值的。这次疫情显而易见嘛，没有我们，这些农村老百姓怎么办呢？”周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