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正月初三,周英(化名)工作的村衛生室在下午時分暫無病人到訪,今年過年期間,大概每天僅有10人左右就診。在村民們熱鬧歡快地過春節時,這處略顯簡陋的村衛生室已經恢復了平靜。

周英是安徽省池州市東至縣瓦壠村人,從醫近30年,當鄉村醫生也有20多年了。她表示,2022年12月末至2023年1月初,是她從醫以來最忙的時候。在這差不多兩週的時間內,村衛生室平均每天要接診100多例患者,最多時一天要接診200多例患者。如今,到村衛生室就診的感染者很少了,春節期間來就診的患者也很少。

“很多七八十歲的老年人也都平安度過了。我接診的一個吊了幾天水後形成白肺的老人,在進一步轉院診治後,最近也健康出院了。”作爲一名鄉村醫生,周英的感受是,這次疫情的過峯就像一場猝不及防的“龍捲風”,“來勢洶洶,卻又去也匆匆”。

春節期間,由於外地返鄉車輛扎堆,瓦壠村附近的公路出現了擁堵,周圍的煙花爆竹聲也從未停止,整個瓦壠村沉浸在節日的氣氛中。由於病人很少了,周英也能和家人正常過春節。

周英表示,村衛生室、鄉村醫生對於農村來說,還是非常重要的,“雖然(平時)沒人關注,但是我們的工作還是有價值的。”

正月初三下午​​​​​​3點到5點,瓦壠村衛生室沒有患者到訪。實習生 張玲圖

“確實是一場硬仗”

東至縣瓦壠村位於丘陵地帶,是我國中部地區一個普通鄉村。該村的衛生室由一排平房組成,分別是治療大廳、藥房、檔案室等,僅三四個房間撐起了村民們日常的就醫需求。衛生室裏沒有一張病牀,這意味着病人在這裏接受治療只能坐着,甚至是站着。

瓦壠村有3000多人,村衛生室常駐醫生只有3人,一個是藥房藥師,周英和另一位醫生則負責門診和輸液。周英說,如果患者比較嚴重,在村衛生室“坐不住了”,會送往鎮醫院、縣裏的醫院。

1月25日,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探訪瓦壠村及村衛生室發現,春節期間,村衛生室恢復了平靜,不再像之前一段時間人滿爲患,村內到處洋溢着歡度春節的氣氛。當地村民表示,多數村民之前都陽過,基本都康復了。

今年50多歲的周英也是瓦壠村村民,自1995年開始就在當地醫療系統工作。2001年,她開了個人診所,並於2010年響應國家新型合作醫療政策,同其他幾個個人診所一起合併,組建成了如今的瓦壠村衛生室。

多年在村裏行醫,周英對鄉村醫生的理解是,雖“名不經傳”,但也得是“全才”,不管是診斷、輸液、開藥、抓藥,還是配合縣鄉統一部署的檔案建檔存檔工作,都需要“一把抓”,樣樣都會點兒。

去年12月,瓦壠村衛生室也遭遇考驗。“確實是一場硬仗,還是沒什麼準備的那種。”周英表示,去年的12月末到今年1月初,是她從業近30年以來最忙的時候。在這兩週裏,村衛生室平均每天要接診患者100多人,最多時每天進出村衛生室的患者有200多人,“患者將這幾間瓦片平房圍得水泄不通,有時甚至連空地上都要支起幾個杆子用來輸液打針”。而在平常,村衛生室每天的接診數字最多不超過30人,且多以常見的感冒、炎症、腸胃問題等疾病爲主。

“最大的困難肯定還是缺藥。”周英說,退燒藥、止咳藥、抗生素、抗病毒四類藥物受前期防控措施影響,受到了相對嚴格的購買限制,受此影響,直到2022年底,瓦壠村衛生室對於這些藥物的儲備量嚴重不足。

根據當地規定,村衛生室採購藥品,採用縣總醫院的統一藥物採購系統,即從縣總醫院進藥後再在系統中結算,並進行符合新農合程序的報銷。去年12月開始,當地很多人陸續感染,患者增加,縣總院的儲備藥量同樣處於緊缺狀態,無法保證下面村衛生室的藥品供應。

周英透露,他們有一個藥物供應配送羣,疫情高峯的兩週內,羣內“缺藥”“催藥”的消息“從早響到晚”,“農村老人多,接觸信息沒有那麼及時,壓根不知道要買藥備藥,有藥的家庭基本上都是子女從外地帶回來、寄回來的。”

除了缺藥,另一個問題是藥品漲價,加重了村民們應對疫情的成本。“以前那種最普通的感冒靈顆粒,10塊多一盒,那段時間我們從縣醫院進價就得20多塊。那種好牌子的感冒靈顆粒,我們根本進不到。”周英介紹說,由於縣總醫院的藥品儲量不夠,村衛生室面臨“無藥可用”的處境,他們只能通過個人渠道、網購等方式去買藥,這部分的藥品無法進行醫藥報銷,價格也往往更高。

另一方面,由於藥品貴,村民看病成本上漲,部分村民把怨氣發泄在村醫身上。

“我每天接診這麼多人,總能聽到有人說藥太貴。但是我們也沒辦法,我們都是零差利賣藥,進價就是賣價,另外進來的藥也根本不夠賣,像布洛芬片這種退燒藥,我們只能來了患者,發燒了,才零零散散地開兩粒,恨不得一粒藥掰成兩粒用,多餘的藥是真的一點都沒有。”周英說。

自己陽了,也堅持上崗

在應對疫情過峯時,人手緊缺是另一難題。在頂峯到來的那兩週,瓦壠村衛生室幾乎是村裏最“熱鬧”的地方,“門檻幾乎都快被踏破了”。三名村醫原本的分工被打破,3個人都得兼顧“接診-輸液-開藥-抓藥”的流程,忙得連軸轉。

“我們原本是早上8點多開門,晚上5點左右關門。但那兩週,我們早上7點半就得開門,中午也休息不了,一直連軸轉給人吊水。有時要忙到八九點,什麼時候給人吊完水什麼時候下班。”周英表示,對於那兩週的工作記憶,印象最深的是不停地輸液、開藥。三名醫生都陸續“中招”了,都堅持上崗,手中“連軸轉”的工作沒法停下。

後來,村醫們意識到即使奧密克戎的致病效果已經不高,但是長期高強度的工作依然會爲身體帶來不小的風險。

“從那以後,我就每天晚上5點半準時關門,要看病的,我就提醒他們早點來,關門以後我還要回家讓我愛人給我打針。”周英笑着說,“還好我和我愛人都是醫生,還能互相打針、互相幫助。”

新冠康復後,周英準備全力投入“戰役”,此時來村衛生室的人也慢慢變少了。不知不覺中,疫情過峯了。“我們大概是2023年1月初就過峯了,粗略估算感染率在95%左右。村子裏甭管是下地幹活的,還是歲數大了在家嗑瓜子的,基本上都‘陽’過了,都集中在那兩週。接診的年紀最大有90多歲的老人,沒有基礎病,走動也很靈活,打打針,喫點退燒藥,康復得也還不錯。但是有心血管病之類的基礎病的,哪怕才50多歲,我們治不了,就得往更高的鎮衛生院、縣醫院送了。”周英說。

周英表示,相比往年,聽聞當地老年人去世的情況要多一點。她所在的瓦壠村,因疫情離世的比較少,“很多70多歲、80多歲的老年人也都平安度過了。我接診的一個吊了幾天水後形成白肺的老人,在進一步轉院診治後,最近也健康出院了”。在周英看來,這次疫情的過峯就像一場猝不及防的龍捲風,“來勢洶洶,卻又去也匆匆”。

“我們的工作還是有價值的”

周英的微信加了很多羣,配藥送藥的、衛生系統監督的、檔案交付的……平時羣裏消息不斷,疫情高峯那兩週,除了求藥的聲音,這些微信羣都陷入了沉默。周英和其他醫務工作者一樣,全身心投入戰鬥中。過峯後,這些羣又開始熱鬧起來,周英意識到,大家的工作恢復正常了。

周英表示,村裏的老年人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閉塞,當他們來到衛生室就診時,他們清楚這是新冠,通過看新聞、刷視頻等對這個病有所瞭解,“這些老百姓還是相當瞭解自己的情況的,接診的時候也沒有出現特別恐懼的狀況。”而周英的任務就是對症下藥,“有炎症就消炎,有發熱就解熱,能做點什麼我們都會嘗試去做。”

86歲的劉彩蘭(化名)是瓦壠村一名新冠康復的老人。由於年事已高,她不會使用網絡,對網購、快遞等均感到陌生,對新冠疫情也只有一個模糊的認知。即便每天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她還是被感染了。

在劉彩蘭感染前,她在外地工作的小女兒李雲(化名)和女婿已經感染,由於症狀較爲嚴重,兩人只能在家躺着休息。當時,劉彩蘭很着急,“沒人給你們燒飯可不行!我去照顧你們!”李雲擔心母親年紀太大了,不方便出行,只好憋着咳嗽,表現出一副“沒什麼事,很輕鬆”的表情跟母親說,“我很好,這病一點也不嚴重,別來了!”

當劉彩蘭感染後,李雲的症狀已經好轉,她想回村照顧母親,但怕傳染給村裏的其他人,甚至發生交叉感染。此時,劉彩蘭反過來安慰女兒,“一點也不難受,就是小感冒”。

實際上,劉彩蘭可沒少喫苦頭,“突然爬都爬不起來,痛得不行。”但幸好,她的子女提前寄回了一些藥品。康復後,劉彩蘭說,“剛開始發燒的時候,別人說是新冠,我還以爲自己要不行了。難受是真難受,每天躺着,也不能動,實在是痛,喫藥也沒什麼用,只能去打吊針,打完針,不那麼痛,又能挺一會兒了,這麼挺着挺着,就好了。”

周英接診過劉彩蘭,她表示,像劉彩蘭這樣的老人,雖然沒有基礎病,但是身體機能退化,症狀反應也會很嚴重,“別人可能就是咳嗽,老人的話可能發燒胸悶氣短痰多,喘不上氣,演化成肺炎的可能性也更大。”

順利過關後,劉彩蘭把子女寄來的藥品分給了鄰居、親朋好友等。她的女兒得知這一舉動後,也非常贊成,“人嘛,不是幫別人就是被別人幫,沒有守望相助,就沒有渡過難關。”

這個春節,當地很多人返鄉了,瓦壠村附近的公路出現了大面積擁堵,周圍的煙花爆竹聲音從未停過,昔日的春節氣氛和年味又回來了。

在兒女無法回家的那些日子裏,劉彩蘭曾偷偷流淚。這個春節,李雲舉家回鄉,陪在劉彩蘭身邊。李雲表示,“只要父母還在,家還在,日子還是能照常過,家的味道,年的味道就在。”

“孩子們能回家了,就是好的。”如今,劉彩蘭身上幾乎看不出疾病侵襲過的痕跡,腿腳依舊很麻利,春節期間還一直忙碌着爲回鄉的兒女們做飯。

在這次考驗中,周英和她的同事們挺了下來,用他們的辛勞守護了村民們的健康。周英表示,作爲鄉村醫生,他們的事很多,既要看病,也要寫材料,忙起來沒日沒夜的,但工資也不高,大家也有怨言。

“村鎮衛生系統對於農村人來講還是很重要的,雖然(平時)沒人關注,但是我們的工作還是有價值的。這次疫情顯而易見嘛,沒有我們,這些農村老百姓怎麼辦呢?”周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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