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解放日報

張進和“渡過”社羣的夥伴在辦線下活動。 均受訪者供圖

張進在“渡過”社羣內授課。 ■本報記者 楊書源 張凌雲

一個人的名字很少會這樣高頻地出現在行業論壇會上。但1月7日在北京舉辦的“多變環境下青少年抑鬱防治的探索與實踐”論壇上，幾乎每位上臺說話的人，都要提及一個名字——張進。

論壇本該在去年12月17日舉辦，但不得不推遲半個多月，因爲推動、籌劃這次論壇的靈魂人物張進離開了。“我們的想法是一致的，張老師離開了，但論壇還是要辦，我們不能被悲傷吞噬。”接手“渡過”的負責人李香枝說。

2012年，財新傳媒創始人之一張進被診斷爲抑鬱症。痊癒後，他以親身經歷爲引子，着手抑鬱症科普，開創了在全國頗具影響力的抑鬱症互助社羣“渡過”。

56歲的張進離世後，一個龐大、複雜的抑鬱症互助社羣失去了把人們捏合在一起的人。

“渡過”究竟該如何“渡過”？一個細節或許能說明核心團隊的決心：張進離世3天后，“渡過”公衆號上大量悼念張進的文章中，略顯生硬地夾了一篇《渡過簡介（2022版）》。

李香枝解釋緣由：“那幾天很多新人因爲張老師的離世關注‘渡過’，問‘渡過’是做什麼的？我們覺得應該在這時候，把他們留在‘渡過’。”

艱難的告別

1月7日的論壇發言，讓李香枝多少有些忐忑，直到7日上午，她流利清晰地介紹完“渡過”針對青少年抑鬱症患者生態療愈模式的架構，心才落定。

這些演講的內容，是張進和她在過去幾年裏反覆琢磨出來的。舉辦論壇的那兩天裏，李香枝總覺得，張進就像無形的線，把在場的所有人串聯在一起。

張進是個什麼樣的人？和張進2014年相識的尚善公益基金會創始人毛愛珍回憶：張進總是騎着一輛老舊的自行車，汗流浹背到她辦公室來說幾句話，商量完事情就走，看起來精神抖擻、不知疲倦……

“他從來不開車，一點不講究穿。他喜歡走路、爬山。他個頭不高，但步頻快，一不小心就被他甩得老遠了……”“張老師愛喫愛烹飪，每年冬天我都要給他做四川的臘腸……”每個熟人回憶起張進，都是質樸的生活畫面。

張進離世幾天後，鴻雁（化名）艱難啓動了她的鈴木牌微型小車。她的丈夫因抑鬱症自殺兩年後的2017年夏天，張進來景德鎮採訪她。當時她開着這輛車去接張進。他坐在副駕，看到她中規中矩開車的樣子，讚歎道：“你真了不起！”

2020年，鴻雁已成了“渡過”的陪伴者計劃負責人。冬日夜晚，“渡過”工作組在線上開會，當時鴻雁在開車，路燈一明一暗的。張進湊近了屏幕，然後開心地說：“鴻雁，那邊下雪了！”這個瞬間，無數次在鴻雁開車時閃回。

張進離開那天，“渡過”社羣負責人金美髮現自己陷入了患抑鬱症20多年來的“能量低谷”。她把微信頭像換成了一根白色蠟燭的悼念圖像。那一週裏，她收到了上百個“渡過”社羣內的人打來的問候電話。去年12月13日，張進的告別會，金美從煙臺趕到北京。負責簽到時，她發現很多人和她一樣，是帶着行李從外地趕來的。

“我現在撐不下去了，會去微信羣裏看看羣友聊天。”趙雲麗回憶在張進離開一個月裏她的狀態。趙雲麗早年也在媒體工作，是張進近20年的老友。她總是記得張進的笑臉。當初看到湧入“渡過”的患者越來越多，她有點擔心：“我會不會被他們的情緒感染？”張進笑着說：“沒事兒，這個病不傳染。”

抒發悲痛與哀傷是走出悲痛的第一步。“渡過”成立了危機干預小組。第一輪悲傷處理是對核心成員、陪伴者和“渡過”的各羣羣主的，大家邀請了心理諮詢師，“他們需要最先整理好情緒，社羣內其他成員還需要他們提供支持。”李香枝解釋。

與此同時，社羣裏大家開始沉下心來探討一個問題：張進老師生命的意義究竟何在？

“我們做了很多假設，如果是記者張進、精神科醫生張進或者心理諮詢師張進，他的人生會和現在一樣充滿光嗎？”鴻雁知道，探尋張進生命的意義這一步很重要，從張進的人生價值實現出發，這讓很多人從悲傷慢慢走向理性。

張進離世一週後，李香枝開始向各個“渡過”社羣羣主發佈消息：大家不要過度沉溺於悲傷，能開的課程和講座要繼續做下去。

書寫“抑鬱”

按照“渡過”的傳統，2022年的最後一天需要在“渡過”公衆號上發表一篇新年獻詞。以往，這篇新年獻詞的起草者都是張進。

但這次，沒有了“張進色彩”的磅礴文章，大家決定換種方式：在獻詞的每一個小標題下，均以張進的話開頭，隨後展開新的一年“渡過”在相關領域上的展望和計劃。這樣的獻詞平實，但能讓社羣裏的患者相信：“渡過”還在路上。

李香枝很清楚，對於“渡過”而言，文字的力量有多重。張進作爲一位媒體人，尋找抑鬱症的出口，也是從零散記錄自己患病經歷開始的。

2011年，抑鬱症在張進身上初現端倪：失眠，記憶力下降……幾天後，張進完全喪失工作能力。最後，他被朋友們架上一輛出租車去安定醫院看病。

在財新傳媒同事的提議下，張進寫下並發表了《地獄歸來——我與抑鬱症抗爭的日子》。他對患病狀態的描述，如“大腦都像灌了鉛，或者像被一個無形之手攥住”“說話磕巴”“胸口火燒火燎地難受”，讓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抑鬱症患者的痛楚，也擊中了無數抑鬱症患者的心。

他在2016年創辦的“渡過”微信公衆號很快收到了大量讀者稿件。2017年，他啓動了抑鬱症患者尋訪計劃，開始從記錄個人經歷轉向對抑鬱症羣體的書寫，陸續出版了《渡過》系列圖書。

寫書時，張進刻意讓這些他採訪的患者、家屬自己書寫故事。根據他自己的康復經驗，寫作是很好的心靈療愈手段。爲此，他專門開設了一個線上寫作培訓課，共5講，每講2小時，每節課收5元，交不交錢都可以聽。他那時說：“很多病友給我寫文章，有的甚至發了兩三萬字，但也沒有表達清楚他想說的。我想趁春節在家，給大家開一個線上寫作培訓課，讓大家以後能把想說的寫下來。”

即使後來離開媒體，張進也從未放棄過寫作。“我不但沒有改行，反而更專注於此……記錄本身就是記者的職業所在，我想爲轉型期的中國精神健康事業發生的變化做一個記錄。”

張進再次回到對自己生命歷程的書寫，是在2022年的一場大病以後——4月8日，張進在北京醫院做CT複查，結果顯示“考慮惡性肺腺癌”。

對彼時的張進而言，“如果不能處理好負面情緒，並因此陷入抑鬱，不僅對癌症治療不利，更意味着多年心理成長的失敗，將來還有何臉面帶領‘渡過’往前走？”

手術一週後，張進嘗試重回日常生活：他在家裏把每個角落打掃一遍，牀單被褥統統拆洗；給陪伴者職業學社線上答疑、做課件；看《渡過》再版清樣；和精神科醫生一起完成給羣友的一次聯合諮詢……

他不是沒有思考過死亡。他寫道：“我想了想，對於‘渡過’，該做的事情已經做完，心願已了，此生無憾，即使死亡也能坦然面對。”

社羣的力量

去年12月底的一天上午，張進的愛人高燕菁因處理他的身後事，打開了張進的手機。

成千上萬條工作羣信息、患者求助信息湧來，手機瞬間癱瘓了。“這是他以前每天要應對的日常。”高燕菁感慨。

張進曾說自己“閒不下來”。以往只要張進在“渡過”的線下場合出現，就會被前呼後擁。“倒也不是盲目崇拜，但是被抑鬱症困擾的人都知道，只要和張進建立連接，他總能幫你找到適合你資源的接口。”有“渡過”的羣友說。很多人提到張進有秒回微信的習慣。一位記者記得，她在張進病後發來問候，只是順口提起了下一期的線下營，張進立即回覆：“你有什麼好的建議嗎？”他還時常會陪着患者去看病，替那些已經有溝通障礙的患者向醫生訴說病症。

爲何他對身邊形形色色的人有無限耐心？在好友趙雲麗眼中，他是個充滿好奇心的人，自從抑鬱症成爲他的人生命題後，他想深入這些患者，從而獲得邏輯自洽的疾病認知體系。

張進曾說過：“‘渡過’從無到有，漸成規模，最大的成就，不過是聚了一羣人……這個羣體在主流社會被誤解、被忽視、被貶低、被排斥，而在‘渡過’，他們卻成爲主流，逐漸匯聚爲一股力量。”他認爲這是“渡過”的生存邏輯。

羣友王臘梅（化名）平時在縣城靠做些小生意爲生。她想起2017年4月張進曾問過她，“臘梅，如果讓你一分錢不帶到北京生存，你會怎麼過？”“那我去打工，誰都會要我的，我會說、會做，然後我就拿打工掙的錢擺小地攤。”王臘梅回覆。張進立刻發來：“臘梅，你有像小草一樣的生命力。”後來王臘梅才知道，張進當時正考慮從財新傳媒離職、全職管理“渡過”。那是他在努力從“渡過”汲取力量。

開線上寫作班時，有學員提出希望建立讀者羣。金美主動請纓。她記得當時讀者羣公告發布第一天，就有幾百人入羣，建滿了一個立即開下一個……2020年初，“渡過”社羣開始了團隊化發展，分類也愈發多樣：地域羣、興趣羣、主題療愈羣以及迅速裂變的抑鬱症青少年家長羣……

社羣初具規模後，張進給社羣聯盟制定了24字方針：“獨立社羣，共同理念；民主議事，羣務公開；思想自由，協同行動”。

“張進是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的人。你看給社羣制定的24字方針，這哪是患者社羣的規矩？更像是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的原則。”趙雲麗說。

但10萬人的患者和家屬分散在200多個微信羣中，在管理社羣時難免生出別的聲音。兩年前，有羣主在羣主工作羣發表了一些不利於社羣團結的言論，張進看到了，立即表態“這觸碰到了我的底線”。在金美的記憶裏，這是張進第一次如此嚴肅在社羣裏說話。

接下來的幾個月內，張進臨時接管了社羣。他帶着社羣元老成立了管理小組，在幾個月內和數百名羣主完成一次透徹的談話。

“無論‘渡過’未來發展成什麼樣，社羣都是我們的大本營，是永遠的根基。”直到現在，金美覺得張進的這句話還在耳邊。

需求驅動

整個社羣似乎都是因爲“張進”聚在一起，現在這一切會隨他消逝嗎？李香枝很確信：不會。就像張進說的“‘渡過’的創建和發展，每一步都是被需求所推動……”

應需求而行，“渡過”正逐漸走上專業化道路。在1月7日、8日的論壇上，各個領域專家常提及一組詞彙：“生物、心理、社會”，這是公認科學的治療抑鬱症的現代醫療模式，也是“渡過”近幾年來的路基。

在張進離世後，鴻雁發現“陪伴者”平臺上的求助訂單增多了，不少患者是因爲張進離世的悲痛而來。“讓我覺得敬佩的是，那幾天我們在線的陪伴者數量並沒有減少。”鴻雁說。

“陪伴者計劃”是2018年張進提出的抑鬱症患者全過程陪伴的社會支持項目。他認爲鑑於精神疾病的特點，最好的陪伴者，往往是精神疾病臨牀治癒者或康復者。在“陪伴者職業學社”的班主任娜娜的理解中，張進想讓“陪伴者”能成爲一羣人得以謀生的職業，走上專業化的道路。所以從2020年開始，“渡過”開始走向公司化運營、成立“渡過”心理諮詢中心；2020年“渡過”診所獲得了醫療備案，在北京開業……

2018年，大家發現“渡過”社羣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轉向：青少年患者及家長求助者的比例遠超過了成年患者。

循着這些需求，2018年秋天，“渡過”杭州第一次親子營落地。一週時間內，20個家庭的父母和子女在一家青年旅舍同喫同住。有家長在分別時留言：“親子共訓營營造了一個桃花源，但很快我們就要抽離出這種美好，回到各自的軌道……”

2020年，團隊把基地選址定在了杭州富春山腳下一座荒廢的鄉村小學，距杭州市區50多公里。這是“渡過”第一個投資超過了千萬元的大項目。經歷了疫情衝擊、兩次追加投資、被山洪沖毀等狀況後，2022年3月，杭州基地終於第一次開辦了青少年月度營。

去世前半個月，張進做了在“渡過”的最後一個決定，他要把北京總公司和杭州基地公司的成員召集到一起，提出一體化運營方案。

1月7日論壇議程過半時，現場播放了兩段紀念張進的短視頻。這兩段視頻是“渡過”的年輕人帶着幾位青少年抑鬱症康復者剪輯的。“這是‘渡過’這幾年把重心放在青少年抑鬱症羣體得到的一種迴音。”李香枝說。

未來與“影子”

新年以後，“渡過”的標識體系做了一次升級。大夥兒想起了張進喜歡海，每次一見到海他整個人都抖擻了起來，決定以“藍色+黃色”爲主色調。“這個新標識，有種星辰大海、破浪前行的感覺，張老師一直在背後護佑着我們。”李香枝解釋。

這些年，張進對她提醒最多的就是：“抗抑鬱症領域沒有成熟的經驗，不要想到完美了再來做，患者等不起……”

1月初，“陪伴者”的公益分享按照張進離世前的頻率進行着。鴻雁熱切地在社羣裏推送“陪伴者”線上分享會的消息。

“我們就像是張老師留在這個世界上美好而巨大的遺產：他教會了我們寫作、攝影，也是他真的讓我們懂得用開放的心態理解別人和自己。”鴻雁說。

這些天，在農村老家自主創業的“渡過”羣友陳想（化名）家的柿餅滯銷了。羣主二月花無意間聽說了，提議要幫她消化一些柿餅。

“我們繼續在日常生活裏建立連接。”二月花覺得她在“渡過”的每一次人際交往，都有張進的影子。

這幾天，一位羣友翻出了一段塵封已久的羣裏的聊天記錄，那是2021年10月的一天，張進和“渡過”的羣主們線上聊起了“生命與死亡”。有一位羣主問了他一個問題：“張老師，如果生命還有一天，你會做什麼？”

當時張進的回覆是：“一如既往。因爲我已經這麼做了，百年如同一日。”

在張進離世以後，羣友鄒峯常覺得後悔，因爲在張進今年患病動手術後，他一直想爲張進做一個採訪，記錄他從小到現在創辦“渡過”的全部人生經歷。“以前總是他在採訪別人的經歷，我也想爲他做這件事。”鄒峯甚至想好了報道的名字，就叫《歸來仍是少年》。

鄒峯說：“他在我心裏，永遠是那個清瘦、勤奮的少年模樣，在生命的激流裏一路敏捷輕快小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