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月19日，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致信國會稱，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達到31.4萬億美元的法定債務上限。但近十天過去了，美國國會還是沒有通過提高債務上限的法案，美聯邦政府將無新錢可花。與此前幾次危機相比，此次債務上限危機更爲敏感，外界預期也更爲悲觀。很大程度上，美式債務上限風險產生的國內政治根源是其兩黨結構，國內經濟根源是其依靠債務推動經濟的發展模式，國際經濟根源則是美元的全球貨幣地位。

在兩黨政治博弈的背景下，談判很可能會被拖延到“最後一刻”。此次債務達到上限之時，恰逢美國衆議院共和黨取代民主黨成爲多數黨的權力交接時刻。無論是基於自身的政黨理念，還是由於兩黨之間的鬥爭，共和黨都主張嚴格控制債務規模，強調不能讓國債擴張成爲拜登政府各項開支的“無限額信用卡”，並提出了“限額提高與支出縮減”掛鉤的要求。上一次在2021年年底進行的債務上限談判之所以較爲順利，是因爲國會也由民主黨控制。而從以往債務上限談判的經歷看，一黨控制國會、另一黨控制白宮的談判，花費的時間總歸更長些。

在國內政治因素的推動之下，兩黨勢必將圍繞債務限額談判展開長時間的拉鋸戰，通過政治博弈以更多維護本黨主張和利益。尤其是共和黨，將會充分利用債務限額問題，逼迫民主黨讓步。加之美國衆議院新議長麥卡錫當選不順，需要表現出更加維護共和黨利益，展示對民主黨的強硬態度，兩黨圍繞債務上限的談判恐怕更爲不易。可以預見，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將再次遊走於債務懸崖。

由此可見，美國國內政治持續延宕債務上限談判時間，最終可能導致美聯邦政府陷入停擺，但不論是美國自身還是全球經濟，都已經承受不起這些代價。

首先，當前美國經濟走勢並不支持國內圍繞債務限額進行長期政治博弈。2023年以來，外界有關美國經濟衰退的擔憂日益加深。近期美國股市的表現，以及美國各大科技公司大幅裁員的決定，都反映了對美國今年經濟增長的悲觀預期。即便美國經濟能夠避免衰退，但極低速增長也勢成定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今年美國經濟增速爲1%。聯合國日前發佈的《2023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更是預測，今年美國經濟增速只有0.4%。

其次，美國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賴於巨量債務擴張。爲應對新冠疫情、刺激經濟增長，美國聯邦政府最近幾年大舉借債。2020年初，美聯邦債務規模尚在23萬億美元。但到了2023年初，僅僅過了三年，美聯邦債務規模便陡然攀升至31萬億美元，增長了約8萬億美元。相比之下，這三年美國的GDP從21萬億美元增至26萬億美元。換言之，美國聯邦債務新增規模比其GDP還要多2萬億美元。如果債務限額談判遲遲未能達成，或者以聯邦政府開支緊縮爲代價，美國經濟將會面臨巨大壓力。這將會進一步動搖市場信心，引發金融市場劇烈波動，反過來又會拖累美國經濟。

第三，美國債務限額不僅僅是美國的問題，也已成爲影響全球經濟的問題。2023年世界經濟脆弱性加深，正承受着嚴重的下行壓力，需要一個較爲穩定的發展環境。如果短期內，美國國內無法就其債務上限盡快達成一致，將會導致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增大，勢必衝擊世界經濟穩定，讓其他國家不得不共同承擔美國政治頑疾造成的後果。

如果說去年一整年，世界經濟都經受着美國通貨膨脹考驗，那麼新年伊始，世界經濟就又不得不直面美式債務上限風險。只要美國國內兩黨黨爭狀況不改，其債務上限問題將會反覆出現；只要美國依靠債務推動經濟的發展模式不變，其債務上限將始終制約美國經濟增長；只要美元作爲全球貨幣的格局不變，美國債務上限也將不斷衝擊世界經濟。如何突破經濟增長的美債上限風險，恐怕是世界必須要認真思考的重大問題。（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