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通財經觀察到,日本央行是否會在實施多年的大規模刺激措施之後出現可能引發市場震盪的政策變化是近段時間以來投資者爭論的問題。在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看來,工資增長狀況是這一問題的中心。黑田東彥堅稱,日本央行的超寬鬆貨幣政策必須持續下去,直到有跡象表明,更強勁的薪酬增長能夠實現可持續通脹。

隨着日本通脹率達到40年來的最高水平,多家日本大公司已經採取措施大幅提高工資水平。若這一勢頭得到推動,日本經濟似乎將走向一個拐點,而這可能會被證明日本央行在4月份開始的新行長任內作出變革是合理的。

不過,現實並非如此簡單。日本勞動力市場缺乏美國或英國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幾十年來,日本主要工會將工作保障的重要性置於薪酬之上。此外,儘管黑田東彥曾表示,工資增長3%將支撐2%的可持續通脹,但目前還不清楚加薪需要多廣泛、或者哪個工資指標可能觸發政策轉向。

日本工會和企業之間的春季工資談判爲該國每年的工資增長定下了基調。初值通常在3月公佈,7月則公佈包括中小企業數據在內的最終結果,而最終結果通常會向下修正。在這一談判中,整體工資增長由基本工資增長和基於資歷的增長組成。如果沒有基本工資的增長,整體工資的增長勢頭基本上會保持不變,因爲其他的增長無論如何已是計劃好的。高盛預計,日本今年整體工資將增長2.8%,但基本工資將僅增長1.2%。

儘管有春季工資談判,但談判結果對許多員工來說並沒有太大意義。雖然在員工人數超過1000人的公司中,加入工會的員工比例接近40%,但整體的日本員工加入工會的員工比例僅爲16.5%,創下新低。此外,日本約76%的勞動力受僱於員工人數不足1000人的公司。春季工資談判的結果只反映了少數人的工資水平。

就業類型也很重要。兼職、合同工和季節工(統稱爲非正式員工)佔勞動力的三分之一以上。與簽訂長期合同的員工不同,他們很容易失業,這一事實在疫情期間再次得到證實。平均而言,這些非正式員工的工資比正式員工低33%,但這部分就業市場的流動性更大,這意味着他們可能會獲得更高的收入。不過,對他們來說,更高的工資僅是縮小與正式員工的差距,而不是加快整體工資的變化。

日本厚生勞動省每月報告的一個更廣泛的工資指標反映了包括加班費和季節性獎金在內的工資變化,覆蓋了所有員工。在判斷實際工資動態方面,這些數據可能比受到密切關注的春季工資談判的數據更有幫助。過去十年,這一工資指標的平均漲幅約爲0.3%,不過在過去9個月中,有3個月的漲幅達到2%,而上一次漲幅超過3%還是在1997年1月。不過,數據仍然顯示實際工資已連續8個月下降,無法跟上不斷加速的通脹。

勞動力市場喫緊有助於支撐工資增長。但日本過去的歷史證明,對員工的強勁需求本身並不會導致工資增長加速。在疫情爆發之前,日本的職位空缺與求職者之比飆升至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每100名求職者對應164個職位空缺,但這仍不足以推動工資增長達到黑田東彥目前主張的水平。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正式員工更看重工作穩定、而非工資增長,以及其他工作不穩定的員工的工資基礎較低。不過,至少勞動力市場趨緊以及通脹更能產生工資增長的跡象,從而證明日本央行可能進行的變革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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