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4萬億退稅減稅降費落地，去年小口徑宏觀稅負降至近年新低，遠低於主要國家，專家預計今年會略有回升，未來中國宏觀稅負會趨穩

不少人將宏觀稅負作爲衡量企業稅負的一個重要指標，隨着去年4.2萬億元力度空前的稅費支持政策落地，中國宏觀稅負再創新低。

財政部最新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稅收收入約16.67萬億元，同比下降3.5%。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約121.02萬億元，同比增長3%。據此小口徑的宏觀稅負（稅收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約爲13.8%，較上一年（15.1%）下降了1.3個百分點，創近年來新低。

專家認爲，去年大口徑（政府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宏觀稅負預計也有下降。由於這一統計口徑更爲複雜，官方尚未公佈最新數據，不過2021年爲25.4%。

多位財稅專家告訴第一財經，爲了給企業紓困，去年中國實施力度空前的退稅減稅緩稅費政策，這使得中國宏觀稅負降至新低，在世界上處於較低水平。而隨着經濟回暖，階段性特殊稅費支持政策逐步退出等，預計2023年小口徑宏觀稅負將有小幅回升，2022年或是階段性最低值。宏觀稅負並非越低越好，也不是越高越好。隨着政府公共服務水平穩步提高，兼顧企業等市場主體負擔，未來中國宏觀稅負將基本穩定。

宏觀稅負爲何降至新低？

在國民經濟大蛋糕中，政府、企業、居民分得多少總在變化。爲了激發市場活力，降低企業等成本，中央在2016年首次提出降低宏觀稅負。在此之前宏觀稅負已略有降低，而2016年之後宏觀稅負更是有了明顯下降。

所謂宏觀稅負，是指一國在一定時期政府收入佔經濟總量的比重，體現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佔的份額，及政府與企業、居民個人之間佔有和支配社會資源的關係。由於中國政府收入中，大頭來自企業，因此宏觀稅負也被視爲企業稅負變化的一個重要指標，因而備受市場關注。

目前官方常常引用的宏觀稅負有兩個口徑，一個是大口徑宏觀稅負，即前述政府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另一個是小口徑宏觀稅負，即稅收收入佔比。

根據財政部數據，按國際可比口徑計算，我國（大口徑）宏觀稅負水平從2016年的28.1%降至2021年的25.4%，2022年數據尚未公佈。小口徑宏觀稅負更是從2012年的18.7%降至2022年的13.8%，11年下降了近5個百分點。

中國財政學會副祕書長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小口徑宏觀稅負反映政府以稅收形式在國民收入中獲得的份額，去年13.8%確實相當低，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沒有這麼低的水平。

“不管從大口徑還是小口徑的宏觀稅負來看，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一直處於低位，遠低於OECD國家的平均值。而經過這幾年的減稅降費改革， 我國小口徑宏觀稅負進一步下降，低於絕大多數的OECD國家。”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田志偉告訴第一財經。

爲何去年小口徑宏觀稅負大幅下降？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恆告訴第一財經，2022年的宏觀稅負下行與經濟下行有關，但政策性的大規模留抵退稅的影響更大。

去年疫情衝擊加大，爲了給企業紓困，國家加大稅費支持力度。稅務總局數據顯示，去年全年新增減稅降費及退稅緩稅緩費超過4.2萬億元，其中增值稅留抵退稅高達2.46萬億元，新增減稅超8000億元。受此影響，去年全國稅收收入出現下滑（-3.5%），爲1969年以來最低增速。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施正文告訴第一財經，正是由於去年一攬子稅費支持政策力度空前，短期造成財政減收，得宏觀稅負明顯下滑，企業負擔減輕。不過去年經濟形勢嚴峻，爲了應對經濟下滑而在短期出臺了特殊的階段性的大規模稅費支持政策。而且去年留抵退稅將部分行業企業的未來年度的存量稅額一次性在當年退還，增值稅收入大降，另外疊加去年製造業等緩稅費等，使得小口徑宏觀稅負明顯下跌。

田志偉也認爲，2022年中國宏觀稅負較低，是有一些暫時性因素在其中的，包括了存量留抵退稅與緩繳稅負。若不考慮稅費制度的進一步調整，則2023年，我國宏觀稅負有望小幅回升。這主要是因爲我國2022年宏觀稅負的基數太小，且隨着存量留抵稅額的不斷消化，2022年的留抵退稅金額會大幅減少，而緩繳稅款將會在2023年補繳。

羅志恆預計，隨着大規模留抵退稅完成以及緩稅部分重新入庫，2022年的低點可能將成爲過去，2023年宏觀稅負可能較2022年有所回升。

“當然，這還取決於未來財政政策的實施方向，是以收入政策還是支出政策爲主，如果還以追求規模型的減稅降費，那就還可能下降，實際上支出政策在經濟下行期更合理，效果更好，能直接擴大需求支撐企業信心。”羅志恆說。

施正文預計，2023年小口徑的宏觀稅負可能恢復至15%左右的水平，跟2020年和2021年基本相當。

未來宏觀稅負趨穩

近些年宏觀稅負持續降低，使得企業稅費負擔下降，但宏觀稅負是否越低越好？

馮俏彬認爲，宏觀稅負並不是越低越好，而是要穩定在一個合理的水平。而這個合理的水平，是由政府的職能範圍和所提供的這個服務和社會管理的成本所決定。如果政府取得的稅收越低，那麼勢必會影響到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管理、社會服務的質量，這並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宏觀稅負需要尋求一個平衡點，使得宏觀稅負水平一方面能被企業和社會接受，另一方面要滿足政府提供基本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需要。

羅志恆表示，宏觀稅負反映政府憑藉政府政治權力的收入汲取能力，其高低不僅取決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有關；而且取決於徵稅成本、市場主體的納稅遵從度，與信息化水平和法治化程度有關。

“宏觀稅負水平既不是越高越好，越高意味着政府從國民收入分配中獲得的份額大，留給企業和居民的收入佔比偏低，政府在其中分配的話語權更大，不利於調動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對政府自身運行效率和資源配置能力的要求高；也不是越低越好，越低意味着正常的公共服務得不到提供，政府運轉困難，進一步影響市場的正常運轉。”羅志恆說。

田志偉發現，發達國家的宏觀稅負一般要高於發展中國家，這是因爲一定量的宏觀稅負是國家行使其職能的重要保障。因此，宏觀稅負不是越低越好，應該保持在一定水平之上，這樣才爲社會提供治安、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良好的營商環境，保障經濟的平穩增長與社會的長治久安。

羅志恆表示，西歐福利型社會需要較高的宏觀稅負支撐，高福利、高稅負是一體的；我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改革發展穩定任務重，要保持一定的財政汲取能力，宏觀稅負下行要有度，否則要麼導致債務攀升，要麼導致公共服務不足，既要看到宏觀稅負下行對社會活力的積極意義，也要看到潛在風險。

那麼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宏觀稅負可能呈現怎樣的走勢？答案是穩。

財政部部長劉昆去年底撰文提到，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要保持宏觀稅負基本穩定，財政相應處於緊平衡狀態，必須加強資源統籌，集中財力辦大事。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中，政府公共服務保障水平需要不斷提高，宏觀稅負宜保持總體穩定，爲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財力保障。”劉昆此前公開表示。

田志偉表示，近年來中國實施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有效減輕了企業負擔，宏觀稅負降至合理區間，而且公共服務水平不斷提高，民生支出保持增長。未來宏觀稅負降低空間不大，應該以穩定爲主。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國間的博弈更加激烈。保持穩定宏觀稅負，是國家財力穩定、積極應對國際形勢的現實需要。

宏觀稅負趨穩，但政府收入結構仍可以進一步優化。

施正文認爲，稅收收入作爲政府最爲公開、透明、規範的收入，目前在政府收入中比重應該進一步提高，未來應該不斷優化稅制結構，一方面提高直接稅比重，降低間接稅比重，另一方面推動費改稅。因爲未來大口徑的宏觀稅負可能保持穩定，但隨着稅收佔政府收入比重提升，小口徑的宏觀稅負可能上升，而企業總體負擔穩定。

劉昆此前也公開表示，在保持現階段流轉稅、所得稅雙主體稅制基本穩定基礎上，不斷優化稅制結構，更好發揮稅收功能作用。健全直接稅體系，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進一步完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健全地方稅體系，培育地方稅源，結合立法統籌推進消費稅徵收環節後移並穩步下劃地方。

田志偉認爲，由於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已經基本達到了合理區間，短期內不宜繼續出臺新的普適性的減稅降費政策，應加強對科技創新、收入分配、綠色發展，以及經濟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的稅收支持政策的研究。從中長期審視，未來應在保持宏觀稅負基本穩定的前提下，着力推進稅制結構優化調整，重點加快推進降低間接稅比重改革，包括增值稅簡併稅率檔次、規範優惠範圍、降低標準稅率等，通過“減間接稅”爲“增直接稅”騰挪空間，從而提高直接稅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