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春榮認爲，俄烏衝突對德國經濟的衝擊力其實還沒有釋放完畢。

迫於各種壓力，德國總理朔爾茨最終還是決定向烏克蘭提供“豹”式主戰坦克。這一決定不僅引發了德國民衆的強烈擔憂和抗議，也再次將德國推上了國際輿論的風口浪尖。

德國媒體5日報道，儘管朔爾茨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就俄烏衝突持不同看法，但朔爾茨確認，在他與普京在援烏坦克問題後的首次通話中，後者從未威脅過他本人或德國。

作爲默克爾的繼任者，外界在持續關注朔爾茨能否“穩住”德國，甚至是歐洲。“對朔爾茨來說，剛剛過去的一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年。”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主任鄭春榮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上臺初期，他雄心勃勃，旨在將三個政黨打造成進步聯盟，還有很多雄偉的計劃有待實施。但事實上，朔爾茨也清楚聯合政府內部也有很多掣肘。最重要的是俄烏衝突爆發後，把原先計劃全部打亂。”

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近日聯合發佈的《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22）》（下稱“藍皮書”）指出，俄烏衝突對全球經濟的前景構成了壓力，並帶來了巨大的政治不確定性。能源和原材料的短缺，價格持續走高，給德國經濟和社會方方面面帶來挑戰。

在俄烏衝突和疫情等因素影響下，“後默克爾時代”的德國、歐洲經濟的火車頭將開向何方？

“俄烏衝突對德國經濟的衝擊力還沒釋放完”

藍皮書指出，當時，聯合政府的一個設想是，德國經濟快速實現疫後復甦，這樣德國就有財政資金投入綠色與數字化等結構性轉型措施中，而且可以同時不破壞“債務剎車”機制。而如今，這一“如意算盤”已經不復成立。

去年2月底，俄烏衝突爆發，驅散了彼時德國尚存的默克爾時代餘溫。鄭春榮認爲，對朔爾茨來說，如何使德國在俄烏衝突中的應對中既能夠給德國國內老百姓有交代，又能得到盟友的認可，是關鍵。“總體來說，朔爾茨應對得非常不容易。他有自己的執政理念，更希望通過對話、談判等外交手段來應對俄烏衝突。”鄭春榮告訴第一財經，“但隨着局勢升級，他認識到這是不行的，再這樣走下去，西方盟友只會疏遠，因此他調整了對俄烏衝突的立場，發佈了‘時代轉折’的講話，宣佈了德國外交安全政策的轉型，以應對對俄製裁後帶來的反噬效應，比如能源短缺和物價飛漲等。”

俄烏衝突爆發後，朔爾茨在聯邦議會發表演說時提到，這標誌着“我們大陸歷史上的一個時代轉折”。此後，德國的經濟和能源政策出現調整，朔爾茨政府也開始砸重金武裝德國軍隊。在朔爾茨使用這個詞後，“時代轉折”頻頻出現在德國媒體。朔爾茨還在去年12月的美國《外交事務》雜誌上，以“全球時代轉折”爲主題撰文分析當前國際政治形勢、闡述德國立場。

鄭春榮認爲，目前總體來說，德國政府內部的確在多個領域有矛盾和分歧。“以前難民危機時，（德國）政府內部甚至到了能不能繼續維繫下去的地步。但這一次卻沒有出現這種情況。“他說，“俄烏衝突爆發伊始尚不清楚的是，朔爾茨本人在社民黨黨內是否有足夠的支持，目前來看主要矛盾還是來自其他黨派的挑戰。”

藍皮書也指出，在2022年5月中旬德國ZDF政治晴雨表的調查中，共有近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認爲“交通燈”聯合政府將能持續到2025年秋季的下一次聯邦選舉。但是，德國民衆對朔爾茨政府的滿意度在持續下降，去年6月的一份民調顯示，多數受訪者（56%）對朔爾茨政府執政不太滿意乃至不滿意。今年1月的最新民調顯示，不滿的比例上升至63%。

但是，民調顯示，多數受訪者認爲俄烏衝突只能通過談判以及外交手段結束，對朔爾茨政府的不滿更多的是集中在德國政府應對俄烏衝突時給德國經濟社會帶來的民生問題上缺乏有力手段。

1月29日，包括德國經濟研究所、德國世界經濟研究所、萊布尼茨經濟研究所和伊弗經濟研究所在內的德國主要經濟研究機構發表聯合報告稱，由於技術工人短缺、能源進口價格高昂等原因，德國經濟將面臨持續多年的疲軟，預計中期的經濟年增長率將低於1%，遠低於過去30年的平均水平。

鄭春榮認爲，未來德國經濟的走勢不僅取決於能源價格、通脹的趨勢，還取決於全球經濟的大環境，包括美國究竟會吸引多少德國企業赴美投資發展等供應鏈的調整，“要看到，俄烏衝突帶來的反噬效應對德國經濟的衝擊力其實還沒有釋放完畢”。

“中德需要挖掘新合作領域”

在“時代轉折”背景下，鄭春榮認爲，短中期來看，中德關係要回到默克爾時期穩定、務實的發展，比較困難。

在西方不斷提出“與中國脫鉤”論之際，朔爾茨本人多次強調，中國是德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即便德國經濟的“多元化（發展）已經全面展開”，也不應該與所謂“脫鉤”的說法混淆。去年11月，朔爾茨率領德國國內12家大企業訪華，成爲疫情三年來首位訪華的西方國家領導人。朔爾茨一行以實際行動，證明了中國市場對德國企業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中國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2022年，中德貿易額達2276億美元，較去年同期下降3.1%。德國聯邦與外貿投資署（GATI）的最新數據也顯示，中國與連續7年成爲德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儘管德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可能在2022年創下新紀錄，但隨着中國重新放開，對德國的出口而言是個良好的信號。”GATI分析道。

今年1月22日，德國《世界報》（Die Welt）報道稱，德國“交通燈”執政聯盟高層明確表示，德國不可能全面退出中國市場，德企在中國目前正在進行數十億美元的投資。德國財政部長、自民黨（FDP）領袖林德納在接受採訪時說：“讓我們的經濟與中國市場‘脫鉤’不符合德國的就業利益。”

鄭春榮解釋道，其實在德國國內存在着以總理府和以外交部、經濟部爲代表的兩股力量正在進行博弈，即究竟是延續默克爾時代對華務實合作的立場，還是更加突出價值觀因素並表現出強硬立場。

藍皮書也認爲，當前德國政府對華政策出現了若干調整。比如，強化投資和貿易防禦機制；尋求歐洲採取統一的對華戰略；尋求加強與美國的立場協調等。

對此，鄭春榮認爲，儘管如此，德國國內還是有很多理性的聲音，尤其是以亞太經濟委員會（APA）爲代表的經濟界。在鄭春榮看來，未來中德可以努力挖掘新的合作點，比如人工智能等，這些新領域中彼此競爭不是那麼激烈，“一方面合作潛力巨大，另一方面也利於緩解當前雙邊關係中的緊張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