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養老服務保障,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

國家統計局2月28日發佈的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2年末全國人口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這意味着中國人口迎來了負增長。

這是中國人口發展形勢發生變化的標誌性事件。人口負增長將帶來哪些影響?我國在養老服務保障和生育支持政策等方面又該如何應對?3月5日下午,新京報邀請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傑華,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人口學系主任楊凡進行了解讀。

“沒想到人口負增長來得這麼快”

“知道人口負增長肯定會來,但是沒有想到來得這麼快。”陸傑華表示,在上個世紀末,人口學者預測人口負增長的時間節點大概是2030年後,十多年前人們認爲負增長可能在2027年出現。“所以,應該說是有些意外,不過這兩年生育率非常低,出現人口負增長也在意料之中。”

在陸傑華看來,2022年人口進入負增長,大概率意味着一個長期的負增長,而且不可逆轉。“這個進程會呈現近期慢、遠期快,到2050年我們的人口負增長速度將會更快。”

楊凡也認爲,人口負增長到來時間比想象的要快。現在育齡婦女人數在大幅度下降,生育意願也在下降,生育的進程也在延緩,種種因素導致出生人口在下降。另外,雖然隨着醫療水平提高,每個年齡段的死亡水平在下降,但是由於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占比在上升,所以死亡人數也有所上升。兩種因素共同導致負增長快速到來。

“這兩方面的動因都是社會進步的結果,這樣的趨勢未來還會加速。”

人口負增長並不一定會引起經濟萎縮

在陸傑華看來,人口負增長對社會的影響將是全方位的,不僅包括經濟、社會層面,也包括政治、文化、技術等方面。

“第一個重要的影響就是改變我們以往的思維定勢。過去,做經濟社會發展規劃都是按照人口增長型的趨勢進行規劃,現在出現負增長,意味着思維觀念要改變了。但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我們人口的存量還是比較大的,只是結構發生了變化。所以社會經濟發展要適應負增長的變化。”

未來勞動力的規模和比例會下降,這是對經濟發展產生的第二個重要影響。

不過,在陸傑華看來,不必悲觀地看待人口負增長,“畢竟我們現在的發展不是靠人口總量,而是靠人力資本、人才紅利”。

楊凡同樣表示, 從實際情況看,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也經歷了人口負增長,有的甚至已經20多年了,但並沒有觀察到人口負增長一定會給其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因爲兩者之間的機制是非常複雜的,不是說人口負增長一定會帶來經濟發展的減速。有觀點擔心負增長會造成勞動供給的下降和消費市場的萎縮,並不盡然。從生產方面看,雖然人口數量下降了,但是人口質量在提高,受教育年限還在增加,這些都可以彌補人口數量減少帶來的負面影響。”

從消費方面看,楊凡認爲, 過去20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原來的四萬多億元增加到44萬億元,增長了8倍多;而在此期間,人口只增長了12%,“可見,人口因素只是決定消費的諸多因素中的一種,更重要的是要促進消費結構的升級,關注大家收入的提高和社會保障的加強,要保障大家願意花錢、有能力花錢、敢花錢。所以,雖然人口出現負增長,但不必過於悲觀和焦慮,還有其他的變量可以調節。”

要從勞動力數量紅利走向質量紅利

在陸傑華看來,我國過去40多年的經濟發展,得益於人口紅利,也就是勞動力數量的增長和年輕的勞動力數量的增長,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現在人口負增長時代已經來了,我們要從過去的勞動力的數量紅利走向勞動力的質量紅利。要在世界上參與競爭,人是第一要素。人不是過去的人了,而是受到更好的教育、具備更高的素質的勞動者。”

“我們不僅要關注人口進入負增長會帶來什麼樣的風險,而且更關鍵是要化解風險,把風險降到最低,把機遇抓好。”

雖然人口進入負增長,但陸傑華表示,區域之間的差異還是較大的,有些地區還處於正增長的狀態。

“不同地區的迴旋餘地是不一樣的,去年好幾個省份人口是正增長的,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大多是正增長。另外,像合肥、武漢、鄭州、成都等中西部城市,人口都在增長。這說明即使我國整體上進入人口負增長,但區域增長仍然呈現出多樣性、多元性的鮮明特點。現在交通越來越便利,像中西部地區一些城市,已經形成了新的經濟發展輻射中心,人口增長也是正常的。”

楊凡表示,人口學中把人口轉變過程中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大於50%的時期稱爲人口機會窗口。在2035年之前,我國還有八億的勞動年齡人口,甚至到2050年還能維持在六億以上,勞動力的佔比也能達到50%以上,所以說,機會的窗口並沒有關閉。

“除了數量以外,更重要的是質量,怎樣發揮勞動力的潛能,提高勞動者的生產率,這纔是關鍵。”

讓經濟結構適應人口負增長的形態

陸傑華表示,隨着城鎮化水平提高,鄉村人口向城鎮移動,城鎮人口出現增長。同時,城市人口也向很多中心城市聚集,像中西部省份的人口向合肥、武漢、成都等省會城市聚集。

“當然,城鎮人口在聚集的過程中也會有出現收縮的。人口收縮的大多是過去以資源型爲主的城市。有聚集也就有收縮,這是非常正常的。未來的經濟發展一定是人、土地和資本的優化配置,如果沒有人,光有土地、光有資本那也是不夠的。”

陸傑華認爲,按照以往對疫情的預判,人的可流動性有可能下降,但和五年、十年之前相比,整體上人口的流動性卻增大了。“這說明交通越來越發達,城市越來越包容。這是需要特別去關注的。”

從五普到六普數據來看,陸傑華表示,過去人口的跨省流動佔很大比例,但如今,省內的人口流動活躍度在增大。“過去,大家都說到東部到最發達地區工作是最能賺錢的,現在交通發達、經濟發展,人們就在家鄉周邊實現了就業和置業。人口趨勢出現了很多過去我們沒有想到的新變化。”

在楊凡看來,在人口負增長背景下,中西部地區一些省會城市的人口出現正增長,其實是有跡可尋的。“一個可能是,由於國家這些年對中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加大,中西部承接東部沿海產業的轉移,有產業就肯定吸引人過去。”

楊凡認爲,人口負增長是一個大的趨勢,各地現在要有所準備,讓經濟結構適應人口負增長的社會形態。

怎麼樣適應人口負增長,去研究人口和經濟、人口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在陸傑華看來,這是一個重要議題。

前段時間,有城市對三孩、二孩實行生育補貼。“大家很關注這個。但我們不僅要關注那個津貼,還要關注你的托育服務怎麼樣,不是說只需要生育、養育和教育,其實涉及全生命週期,包括教育、養育,還有就業、養老、住房、稅收,這些都應包括在生育體系中。”

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環境和氛圍

在陸傑華看來,關於生育的觀念也在慢慢改變。

“例如生孩子這件事,對個體來說,你是存人還是存錢?存人就是生孩子,存錢也是養老。現在很多人覺得存人是負擔,但其實得把這個因素變成積極的。家裏有兄弟姐妹其實是最大的財富,現在很多人沒有這個觀念,覺得自己挺好。當然這個觀念也在改變之中。”

楊凡則表示,首先重要的是要穩定生育水平,要建立起全方位、全生命週期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

“在很多歐美國家,有一些實踐能給我們帶來啓示,比如經濟支持政策。除了育兒補貼、生育津貼等,同時,還要降低生育、養育、教育的成本。在我們國家,現在比較大的負擔有兩方面,一是教育,二是住房。針對這方面要精準降低成本,對首次置業的羣體、年輕的育齡羣體,在住房、購房、租房方面應該給予政策的優惠。”

楊凡認爲,現在很多地方面向二孩、三孩有一些政策支持,但其實不僅要鼓勵二孩、三孩,還得鼓勵一孩,讓“生不起、不敢生”的家庭至少能夠實現一孩生育。

同時,政策還要涉及生育假期體系方面的內容。現在一些地方開始實行育兒假,但成本的分攤機制還沒有落實,對企業來說負擔很重,下一步可考慮如何在個人、企業、政府之間更好地分攤休假的成本。

此外,在楊凡看來,構建生育友好型的社會氛圍和生育文化很重要。“尊重生育的價值,尊重家庭氛圍的培養,方可讓大家能夠感受到婚姻、育兒帶來的正向的影響。婚姻、育兒過程中是有一些磕磕絆絆,不應過分誇大它,婚姻中、育兒中也有美好的時刻,我們也要宣傳它。”

新京報記者 柯銳

編輯 鄭偉彬

校對 劉越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