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濟南時報

今年年初，關於《滿江紅》《無名》《流浪地球2》的熱烈討論裏，少了些農村觀衆的聲音。即便是智能手機和互聯網已經普及、下沉的今天，社交網絡上也難見他們對當下院線熱門電影的關注。

農村電影放映員知道農村觀衆喜歡看什麼電影。今天的農村觀衆自有他們喜歡的電影，也自有他們喜歡看電影的理由。

再有不到一個月時間，今年的山東農村電影公益放映工程即將啓動。屆時，全省4000多支放映隊伍將在7萬多個放映點流動放映。對農村觀衆來說，這是屬於他們的電影季，也是屬於他們“狂歡”的公共藝術空間。

另一種電影文化生態

《流浪地球2》《滿江紅》等影片在城市院線票房、口碑雙豐收，但任克勝認爲，“它們在農村觀衆那裏可能不會受到同樣的歡迎。”

任克勝是山東省安丘市電影發行放映有限責任公司的一名職工，從事農村電影放映工作已經20年。據他和同事們的放映經驗，有些爲城市觀衆所追捧的特效大片，農村觀衆可能並不喜歡。此前，《流浪地球》結束城市院線之旅後，也曾在農村流動放映，反響並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熱烈。據任克勝的觀察，它雖然也是很好的影片，但是農村觀衆感覺“好像有點太誇張”。有些其他院線影片在農村放映時同樣如此，“我看着也挺好，大製作，但是在農村確實就反響平平。”任克勝解釋，在農村觀衆眼裏，有的影片裏一些鏡頭太激烈、太火爆，不太能夠接受。

濟南市歷城區的農村電影放映員王玉寶也注意到了這個現象，有一些大片在農村放映“達不到一定的效果”，相較而言，通俗易懂的影片更受農村觀衆的歡迎。2022年，他放映了《棗鄉喜事》《鄉醫老牛》《同合村的“孝”聲》等農村題材的影片，“這些片子都挺好，《同合村的‘孝’聲》是兒媳婦孝敬公爹的事，都挺感人，‘奇葩胖嫂’扮演的，這個效果很好。”

在任克勝和同事們所負責的那些放映點，《鄉醫老牛》也是大受歡迎。“這是歌頌鄉村醫生美德的一部影片，因爲它是用呂劇的形式，所以老百姓能聽懂，它裏面還穿插着喜劇色彩，還有一些地方的風俗、一些親情元素，還有一些金錢與信念之間的選擇，”任克勝說，“這影片拍得很感人。”

《棗鄉喜事》也因爲契合當下農村高價彩禮、新事新辦的現實而引發農村觀衆的共鳴。東營市廣饒縣的農村電影放映員來延志發現，除了農村題材的故事片，關於種植、養殖、安全、反詐的一些題材也很受農村觀衆的歡迎。

任克勝深切地感覺到，當下農村的人口結構與他剛轉入農村電影放映工作時截然不同。20年前，在農村還可以看到很多年輕的面孔，現在則越來越少。在他去過的那些村莊裏，50歲已經算是年輕，更多的是六七十歲的老人，再有就是父母外出打工不得不被留在村裏的孩子。因此，農村電影觀衆主要以老年人、兒童爲主，他們更喜歡看一些身邊發生的故事，“樸樸實實的”。

《鄉醫老牛》《棗鄉喜事》正是這類影片，它們的敘事結構並不複雜，故事內容也非常簡單，但這樣的表達恰恰也契合了當下農村的一種生活。山東新農村數字電影院線有限公司服務部經理徐吉明解釋，一些快節奏的城市院線影片，農村觀衆看了之後感覺離自己很遠，而他們拍的一些現代戲曲電影，比如前幾年放映的呂劇電影《家長理不短》《鄉醫老牛》等，劇情設計直白明朗，觀衆看得“挺帶勁”。

我們車上都打着“公益電影”

除了人口結構變化，農村觀衆對電影的偏好還與信息獲取途徑的豐富有關。如今，互聯網爲他們打開了更多的渠道信息，因此電影更需要去主動選擇適應觀衆。顯然，農村觀衆與電影之間的奔赴方向已經發生變化。

今天，農村觀衆更喜歡貼近生活的影片，也就是電影在一點點靠近他們，而在很多具有農村生活記憶的人那裏，他們總是費勁辛苦地奔向電影，珍惜難得的銀幕時光。電影是他們通向外面的世界的一扇窗，爲他們造夢。

來延志還記得1970年代的時候，一聽說哪裏放電影，放學回家拿個饅頭，搭伴走十幾里路去看，有時候緊趕慢趕還是耽誤了。幕前人滿了擠不進去，他就跑到幕後去看，字幕是反的，影像是反的，也不那麼清楚。電影結束了，一羣人往回走，各回各村，各回各家，一路上都是回味的聲音，講電影裏有趣的情節。

王玉寶關於電影的火熱印象與大雨有關。1992年夏天，他在唐冶放映電影《渡江偵察記》，故事情節好，觀衆聽到打雷聲也不捨得走，直到傾盆大雨落下來。“那時候開一輛東風三輪車，唐冶、郭店一帶是土道，中間存水不好走，那個水把東風三輪的軲轆都淹過了，電瓶就短路了，打不着火。我們怎麼也得回去，就把三輪車一個門卸下來，一個人推着車把，一個人用銀幕繩子向前拉，打着手電，到了郭店都深夜2點多鐘了。”

任克勝稱那是一個農村電影放映的“輝煌”時期。“我們家是兩代電影人，我父親是1958年開始從事電影放映工作的，在我們縣城的話算是第一代電影放映工作者了，我是從小看着電影長大的。我還沒上學之前，剛剛懂事的時候，就開始跟着父親到各個村去放電影，可以說見證了那個時期電影的輝煌，到每個村去都是人山人海。”

等任克勝也開始跟父親做一樣的工作之後，卻發現銀幕前的人變少了。他不覺得這是什麼遺憾，農村電影放映員的勞動依然在給農民帶來快樂，而且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直站在高高的風頭浪尖上。具有40多年農村電影放映經驗的王玉寶也沒有什麼惋惜，他認爲農民的娛樂生活豐富了，正說明社會進步了。

在王玉寶看來，與他1982年剛開始進入電影放映隊相比，如今的農村電影放映越來越規範了，“有統一的幕布，有放映架子，配備供觀衆看電影時坐的塑料凳子，都是咱們帶着。”去各個放映點時開的車也像樣了，每次行駛在路上，他都提醒自己不能違反交通法規，維護這份工作的形象。

這種“規範”的轉折點始於2007年正式啓動的山東省農村電影放映工程，全省每村每月免費放映一場公益電影。由於氣候原因，放映時間一般集中在每年的4月初到10月底。今年同樣如此，待到4月天氣穩定轉暖，全省4000多支電影放映隊伍將在70000多個放映點流動放映。

“我們車上都打着‘公益電影’，一開到村裏，車頂上一個小喇叭廣播今天晚上在文化廣場播放電影，什麼片子，這樣圍着村莊轉一圈，老人、小孩就都知道了。”來延志說，其中的公益屬性讓他感到自豪。

“我們免費爲村民理髮，當然我們理不出什麼漂亮的髮型，就是能夠幫他們把頭髮剪短。我們每個放映員都配了一個電推子，有些老人現在確實騎不了電動車，又沒有公交車，到鎮上理髮店可能要走三四里路，來回就要半天時間。但是我們在放電影的同時，還能給他們理髮、修修家裏的老舊線路、換換燈泡什麼的。”任克勝說，這些活兒對他們來說是舉手之勞，但是那些老人踩凳子、上梯子去換燈泡都很費勁。

等待電影開始

任克勝覺得，農村電影或許正在迎來一個新的“輝煌”。他預感20年後的農村又將是另外的模樣。

在一些村莊放映時，他遇到了返鄉創業的年輕人，其中有一對30多歲的夫婦，“他們原來也是一直在城裏打工上班，現在回去種了大概50畝地。”任克勝說，這對夫婦種植蜜薯、黃煙等經濟作物，“現在他們開始僱工、機械化，我聽他們算賬，一年下來比在外面打工可能還要多一點，這樣既可以在家裏照顧父母，還不受在外面打工的約束。”

返鄉的年輕人意味着農村發展的一種生命力，也會成爲農村電影的新觀衆。但是任克勝所認爲的“輝煌”不僅與觀影人數有關，還在於電影在農村延伸的觸角。在安丘，包括任克勝在內的35名放映員要在一個放映季裏走到1200個放映點，完成9600場放映。這些放映點，有動輒二三百名觀衆的大村，也不乏偏遠的小山村。

很多放映員經歷了電影在農村的起伏，但幾乎沒有人會認爲電影將在農村消失。在他們看來，農村觀衆是一個不能忽視的羣體，他們有觀影需求，也自有藝術審美。

在任克勝看來，農村觀衆對一些經典影片依然念念不忘，對於好的影片，一些農村觀衆會要求反覆放映。“去年我在放映的時候，他們就提到一部反映改革開放農村生活的電影叫《咱們的牛百歲》，也是說的我們山東這邊的故事，他們說那部影片比較貼近生活，演員在裏面說的臺詞一看就是我們農村人說的話。”

東營市利津縣的農村電影放映員綦冬梅則認爲，公益電影可以幫助農村觀衆解決觀影消費的問題。她發現，很多人在提及農村電影的時候，會說路修到農村，公交車也通到農村，農村和縣城的距離在縮短，農民可以去縣城電影院看電影。但是據她多年來對農村的瞭解，在那些距離縣城遙遠的農村，即便交通工具不是問題，也鮮少有人專門花時間去縣城電影院看電影，而且他們的消費習慣也不允許他們去縣城電影院買票看電影。

任克勝還注意到，電影正在搭起農民之間的一個新的社交平臺。據他觀察，平時他們各家忙各家的，但在電影放映現場，大家就坐到了一起，“比如說到了一個種西瓜的村，他們也會說今年種的什麼品種，用的什麼化肥，這幾天需要打什麼藥，在一起看電影同時交流交流；再比如搞養殖的，坐在一塊兒的時候就把經驗或者遇到的問題說了。”

山東師範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研究生導師、山東大學影視文化藝術傳播研究中心祕書長李超認爲，電影爲農民提供了一個公共空間，組織起一場具有文化慰藉功能的聚會。

李超說，電影之前承擔的探尋外部的求知功能、娛樂功能、情感慰藉功能等已經被其他媒介形式所分化，但是，農業社會人們需要聚集，需要共同協助，比如誰家遇上紅白喜事，都是全村互助幫忙。這種守望相助源於農業社會的傳統，對今天的農村依然具有重要意義，而電影就提供了這樣一個儀式性的空間。比如農村的留守兒童，他們平時其實很難看到村裏幾十口老人坐在一起聊天，當電影來了，他們也親身參與到這場文化大聚會中，看到村民作爲一個集體出現時，他們對村莊的根也就紮下了。

“電影是帶有狂歡性質的公共藝術空間。爲什麼是‘狂歡’？就是全村老少爺們在這裏嬉笑打鬧，等待電影開始。”李超說。

（濟南時報·新黃河客戶端記者江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