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一種「大衆化書店」,主要銷售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書籍。在這種書店中,「有名的」文學作品往往能佔一席位,例如,《唐詩三百首》和《金瓶梅》之類。
在「三級書刊」氾濫的局面下,《金瓶梅》仍然有它的市場,這大概跟它「古今第一淫書」的稱號有點關係。
說到底,性描寫對某些讀者是有吸引力的,《金瓶梅》以此聞名,容易引起普通人的好奇心。
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如果有人說《金瓶梅》中的性描寫是出自太監的手筆,這觀(還不能說是發現)大概也算夠新奇了!但是,這只是丁朗《金瓶梅與北京》(北京:國社會出版社,1996的多項新見之一。
我們說是「觀點」,而不是「發現」,因爲丁朗並沒有找到歷史證據證明是哪一個太監寫了《金瓶梅》,丁朗只是從《金瓶梅》內文對太監的態度推導出這個新看法。
作者問題又牽涉到另外兩個論題,也就是「時間論」和「地域論」。此書的新見解,主要和這三個層面相關。以下我們作一番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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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像本與詞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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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作者論

《金瓶梅》的作者是大名士還是底層文士?《金瓶梅》的作者是誰?從來就是一個謎。坊間的俗本大多題上「笑笑生著」。
丁朗此書的第一章標題是:「蘭陵笑笑生不擁有《金瓶梅》原作的著作權」。
正當各方學者對「蘭陵笑笑生」這五個字無比重視、苦苦考證追索之際,丁朗這個標題怎會不引人注目?
關於《金瓶梅》著作權的論爭,有兩個很重要的焦點。
一個是「大名士」之說,另一個是「蘭陵笑笑生」之說。
大名士之說出自明朝學者沈德符《萬曆野獲編》。
沈德符生活的年代和《金瓶梅》面世的日子相近,但他對誰是作者這一問題已是含糊其辭:「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
這一說法後來和嘉靖朝名人王世貞拉上關係,流傳很廣,更兼文人踵事增華,因此我們讀清代人的筆記,就會發現文人對「王世貞着《金瓶梅》」言之鑿鑿。
1932 年,在山西發現一部《金瓶梅詞話》。這個本子上有一篇欣欣子序,開頭就說:「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
這個「笑笑生」馬上引起論者的興趣。論者揣測很多,諒讀者未必有興趣瞭解,因此筆者只簡略報告一下:「笑笑生」顯然是個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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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詞話》介休本(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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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大陸復旦大學黃霖教授首先提出笑笑生是屠隆,臺灣魏子云隨即撰文呼應,後來更有寧波師院的鄭閏和上海華東大學蔣星煜加以補證,使這一說法更具說服力。
丁朗卻一筆掃開「蘭陵笑笑生」,他說:「蘭陵笑笑生的出現,實際上是對我們追蹤原作者的一個極大的干擾。(頁2但他怎樣面對黃霖、魏子云、鄭閏的說法呢?
朗的做法有二:一是質疑笑笑生的存在。二是否定欣欣子序。
這兩點似有商榷的餘地。
丁朗認爲:笑笑生不存在,因爲已知的明人筆記中並無提到蘭陵笑笑生。然而,我們知道,笑笑生留下了一些蹤跡。
明末《花營錦陣》春宮畫第二十三幅圖後有「笑笑生」題詞〈魚遊春水〉。這個笑笑生會不會是欣欣子序提及的笑笑生?
至於說欣欣子序是出版商爲招徠而加上去的,那就更沒有實據了。看來,只從笑笑生三字着眼,新論是立不穩的。
於是,丁朗再從時、空二元來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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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營錦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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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時間論

《金瓶梅》寫的是嘉靖朝還是萬曆朝?《金瓶梅》的故事背景是北宋末年,情節中卻混有種種明朝的痕跡,「借宋寫明」之意昭然若揭。
但是,《金瓶梅》寫的是明朝哪段史事呢?明朝人說是嘉靖朝人寫嘉靖朝事:
《萬曆野獲編》說:「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
謝肇淛〈金瓶梅跋〉說:「相傳永陵中有金吾戚里,憑怙奢汰,淫縱無度,而其門客病之,採摭日逐行事,匯以成編,而託之西門慶也。(永陵,明世宗的陵號。
屠本畯《山林經濟籍》說:「相傳嘉靖時,有人爲陸都督炳誣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託之《金瓶梅》。
《金瓶梅詞話》中的廿公〈跋〉也說:「《金瓶梅》,傳爲世廟時一鉅公寓言,蓋有所刺也。(「世廟時」即明世宗嘉靖時期。
可是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著名學者鄭振鐸提出了《金瓶梅》成書於萬曆年間的說法。這一說法在臺灣學者魏子云手中發展到極致。
魏子云的主要論說可以簡化爲「諷喻萬曆宮闈寵幸事件」,主要論點是:
酒氣財氣四貪詞影射萬曆十八年雒於仁的〈四箴疏〉;首回有關劉邦項羽的那首詞影射萬曆帝偏寵鄭貴妃,有廢長立幼之心;第七十、七十一回有所謂一年兩冬至,影射萬曆帝到天啓皇帝的政爭;第七十一回政和改元問題也是影射改朝換代之事。
以上種種當然取決於「影射」,而「影射」都指向萬曆朝。有趣的是,運用相同解讀手段的丁朗卻認爲《金瓶梅》主要是影射嘉靖朝,尤其是嚴嵩父子和朝臣(參第五章)
豈不是回到明朝文人的舊路上(嘉靖說)去嗎?怎能說有新見?
丁朗的新見主要在第六章:《金瓶梅》寫的是宋朝的事,卻有十幾個明朝的人在活動,他們主要活躍於嘉靖朝。丁朗最重大的發現是王相和李銘這兩個人物。
原來王相和銘正是嘉靖帝的親家公,而在小說中這兩個人物卻是賣唱侑酒的行院子弟,社會地位極爲卑下,人們以「王八」稱之(書中的春梅接連罵了李銘二十二個「王八」)
這真令人大感詫異了!
第七章仍沿着這條思路考索,結論是:在嘉靖朝的糾紛中,《金瓶梅》作者諷刺嚴嵩、陸炳,同情宦官。
諷刺嚴、陸是陳見(《萬曆野獲編》已如此說),同情宦官卻是丁朗的新解。
從這一點,丁朗又聯繫到《金瓶梅》的性描寫與太監發泄性慾有關。
如果《金瓶梅》的作者真的與太監有關,那麼,研究者的視線應移往太監最多的地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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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野獲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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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地域論

《金瓶梅》寫南方還是北方?丁朗此書特意標榜「北京」,自然全書是以此爲重心。
事實上,除了第五章、第六章涉及北京的政局外,丁着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也都着眼於北京:
第三章有二十七小題目,談的全是《金瓶梅》中的北京風物;第四章講的是《金瓶梅》所用語言的流行地域─北京。這兩項都是聚訟紛紜的題目。
《金瓶梅》故事發生在山東,於是,起初大家都以爲是山東人用山東話寫成(魯迅、鄭振鐸都如此說)
後來,欣欣子序提到「蘭陵」,學者自然想起山東的蘭陵:張遠芬提出書是山東嶧縣人賈三近寫的;王勉認爲是山東高邑的趙南星寫的;朱星認爲是山東臨朐人馮惟敏所作。
可是,南方也有一個蘭陵,江蘇武進古稱蘭陵,因此論者也能舉出南方合資格的作者來:屠隆是一個,王穉登是另一個(魯歌、馬徵二人倡此說),謝榛又是一個(王螢、王連洲主此說)
海峽兩岸的金學交流,也曾環繞地域問題發生爭辯。
臺灣的魏子云持「作者是南方人」之說,而大陸的徐朔方認定是北方人。1991 2 11 日中新社報導,「魏徐之爭」當時被稱作南北大戰。
用語雖然誇張,卻顯示出雙方各不相讓。如今丁朗的說法可稱爲「北派」,重點卻不再是山東。
丁朗自承是「語言學的門外漢」,但第六章「《金瓶梅》講的是哪裏話?」長達四十幾頁,可見他還是下過一番功夫的。
這一章的寫法和其他章節的寫法不一樣。其他章節對近代學者的論點引述不多,而這一章從已有的成果出發,對《金瓶梅》的語言現象作一番綜合考索。
《金瓶梅》既有山東方言的特點,也確有吳語的成分,甚至保留了湘、鄂、川、黔,乃至晉、陝、冀、遼方言的某些特點。
丁朗的結論是:《金瓶梅》的語言,是近古時期末葉曾經流行於中國京城一帶的語言。這個觀點,也是相當新鮮的。
劉輝在丁着的序言中指出,研究《金瓶梅》,應當把它放在整個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長河裏,放在明清長篇小說大的氛圍裏,研究它們發展的共同規律,而不是孤立地拈出一部作品來立論。
劉輝只是籠統說丁朗此書「並非完美無缺」,沒有提出具體事例。
劉輝本人主張「世代累積集體創作論」,這一點似乎和丁着不同。
其實丁着本身也是傾向於《金瓶梅》成書於衆手。本文上一節未曾論及的第二章、第八章正涉及這一問題。
第二章談的是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出自別手的問題,而第八章討論《金瓶梅》是怎樣從宋元話本中吸取養料的問題。丁朗在末章甚至認爲後二十回另有一個執筆者。
比起空泛的「集體著作說」,丁朗的論點已是實在得多。
世人研讀《金瓶梅》最喜歡用諷喻化讀法(allegorizing)和歷史化讀法(historicising),綜觀丁着,我們覺得他兼用二法。如果說他「孤立地拈出一部作品來立論」,這裏倒是可以提出一個具體問題。
丁朗說:「肯定他〔作者〕:或者和太監有着非比尋常的關係,或者他本身就是個太監;二者必居其一。(頁236
這個結論的前半截建基於作者同情宦官這一詮釋,但也有論者(如葉桂桐)認爲作者其實憎惡中官。
新論的後半截是建基於對太監特殊性心理的認識。然而,明代縱慾成風,色情小說繁多,《金瓶梅》作者會不會是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呢?
《金瓶梅》之成書真的「肯定」和太監有關?《金瓶梅》和《如意君傳》的性描寫有雷同之處,應作何解釋?我們不妨把《金瓶梅》和《癡婆子傳》《繡榻野史》《燈草和尚》等書一起考慮。
這其實是更徹底的「歷史化」讀法。讀者諸君認爲怎樣?
最後,丁朗的「太監著書說」,是不是受到張竹坡的啓發?張竹坡在《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說過:「作者必遭史公之厄而著書」。
衆所周知,太史公司馬遷受腐刑而發憤著書。
(1997 年初稿;2014 年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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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這篇短文原刊於香港《讀書人》雜誌。雜誌所設稿例對投稿人有不少限制,所以,這篇小文沒有附加詳細的註釋。讀者鑑之。
陳詔《金瓶梅小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對丁朗的說法提出了一些商榷:《金瓶梅》有北京的場景不等於在北京創作。陳詔認爲《金瓶梅》是在江南寫成的。
丁朗又有《金瓶梅里那些人那些事兒》(北京:團結出版社,2010)。據丁朗自己說,《金瓶梅里那些人那些事兒》是《金瓶梅與北京》的增訂版。
新書認定:《金瓶梅》的原作者是說書藝人,且與北京城的太監有特殊關係。(2014 年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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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單位: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獲授權發表,原文收錄於《洪濤<金瓶梅>研究精選集》,2015,臺灣學生書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轉發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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