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抵達烏克蘭。這是一次沒有預先公佈行程的訪問，岸田及其隨行人員奔波了一個通宵。21日晚，疲憊的岸田文雄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舉行聯合記者會，宣佈追加一系列對烏援助，並確認澤連斯基將視頻出席即將於5月在日本廣島舉行的七國集團（G7）領導人峯會。
3月21日，岸田文雄訪問基輔，會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圖：烏克蘭總統辦公室）
作爲G7領導人中最晚踏上烏克蘭領土的一位，岸田此行仍頗具歷史意義：這是二戰結束以來，日本首相第一次進入戰區。引發東亞各國特別關注的是：岸田文雄在基輔的記者會上宣佈，日本將通過北約信託基金，向烏克蘭提供3000萬美元以獲取“非致命性武器”。
伴隨着日本國內關於“打破限制推動對烏軍援”的呼聲日益增加，利用烏克蘭衝突局勢推動日本突破“和平憲法”束縛，似乎已成爲自民黨的政策目標。西方媒體尤其注意到，對日本國內，岸田推動這一進程的說法並不是“日本要支持烏克蘭”，而是“今天的烏克蘭可能是明天的東亞”。
艱難的祕密訪問
岸田文雄的烏克蘭之行幾乎是在“最後時刻”才完成的。2023年1月，澤連斯基和岸田文雄在電話會談中提出，邀請日本首相來訪。
此時，除了岸田，G7領導人們基本已完成一輪對烏克蘭的訪問。連去年秋天纔剛剛上臺、被外界認爲“對烏克蘭問題不甚積極”的意大利總理梅洛尼也在今年2月完成了自己的烏克蘭之旅。
3月21日，岸田文雄訪問基輔，會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圖：烏克蘭總統辦公室）
“必須在5月廣島峯會前完成出訪，在峯會前表達對烏克蘭的堅定支持”，是日本政府設下的底線。但這對日本而言尤其困難。首相行程必須向國會通報的問題，並不難解決。到2月底，在自民黨幹事長茂木敏充等黨內大佬的協調下，日本朝野各黨已對首相可以祕密出訪烏克蘭達成諒解。
問題是，其他G7國家都動用本國軍隊和特勤機構爲領導人前往烏克蘭提供便利，但日本領導人自二戰結束以來從未訪問戰區，也沒有法律賦予自衛隊參與此類行動的權力。
3月19日夜，一架私人公務機從東京羽田機場起飛，標誌着祕密行動正式開始。這架小飛機僅能乘坐10人，由日本政府官員在幕後租賃，比岸田文雄訪問印度的專機早三個小時左右抵達新德里。
會見完印度總理莫迪後，岸田偷偷登上該私人公務機，於20日午夜飛抵波蘭東南部邊境。此時他的行程仍嚴格保密，日本媒體和公衆以爲他會在21日結束訪問印度的行程後回國。
21日凌晨1時30分左右，NHK記者看到岸田在波蘭邊境小鎮普熱梅希爾（Przemysl）登上火車，視頻畫面顯示，除了極少數日本隨員外，岸田身邊似乎有來自歐洲或西方國家的安保人員伴隨左右。
哪些國家爲岸田的行程提供了安全保護，仍不清楚。在基輔的記者會上，岸田只提到這趟旅程得到了烏克蘭政府的大力幫助。
拉夫羅夫的“酒友”爲何轉變？
3月21日到達烏克蘭後，岸田文雄先訪問了去年4月發現大量平民遇害事件的小鎮布查。他屈膝將一束白花放在紀念碑前，然後和隨行人員一起鞠躬哀悼。他說，他親眼目睹暴行發生地後“深感憤怒”，日本“將與烏克蘭站在一起，直到這片美麗的土地恢復和平”。
日本媒體報道岸田文雄在布查獻花
岸田還回顧了自己在外相生涯中兩次訪問基輔的歷史。那是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和頓巴斯戰爭發生後，日本是唯一一個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的亞洲國家。該地區的其他發達國家如韓國、新加坡等，都僅選擇譴責而沒有行動。
但岸田沒有提及的是，當時日本的制裁被視爲“被迫的”和象徵性的，其制裁既不包括能源和國防部門，也顯然不包括此後一系列訪問日本的俄羅斯高官。立命館大學研究員Maria Shagina指出，當時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與俄羅斯的關係和烏克蘭問題分開，希望解決日本與俄羅斯長達七十多年的領土爭端”。
身爲安倍政府的外相，岸田文雄在2022年之前並未和烏克蘭人建立什麼密切關係。相反，他被視爲西方領導人中少數能和俄羅斯高層對話的橋樑人物。他以過人的酒量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建立了私人友誼，雙方在岸田外相任內會晤九次。
2018年3月，拉夫羅夫在生日當天訪問日本，岸田文雄特別贈送他生日禮物：日本頂級威士忌“響21”。拉夫羅夫非常高興，後來特別回贈了一瓶伏特加作爲回禮，而且將禮物做成書籍的包裝，並和岸田開起玩笑：“我想岸田君更喜歡（裏面）這個禮物，而不是書。”
然而，2022年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改變了這一切。截至岸田出訪時，日本對烏援助總額已突破70億美元，日本政府在危機升級一週年之際發佈一系列應對措施表示，日本已還向烏克蘭提供了無人機、防彈背心、頭盔等物資，並在官方文件中多次強調“俄羅斯犯下戰爭罪”、“應該嚴正追究俄羅斯戰爭罪行的責任”。岸田文雄本次烏克蘭之行，再次表現了日本政府明確的站位。
岸田文雄爲何有如此轉變？自民黨外交安保政策顧問細谷雄一稱，除了國際局勢、東亞局勢整體緊張，美日軍事同盟不斷強化之外，日本認爲“正在進行的戰爭是兩種國際秩序立場之間的衝突”，而日本必須反對“大國主導型的國際秩序”，以避免“任何無核武器的國家淪入無法自主決策、受俄羅斯或美國等大國控制的局面”。
簡單來說，烏克蘭危機升級，觸動了“和平憲法”轉向期日本國內的深層焦慮。民調數據亦反映了這一結果：共同社民調顯示，86%的日本民衆贊成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只有5%的民衆對俄羅斯仍存好感。
不過，也有分析認爲，日本政府決策和公共輿論可能落入了自民黨的話語陷阱。細谷雄一即強調，對烏克蘭的支持“並不意味着日本應該參與軍事行動，而是應該參與構建未來的國際秩序”；至於具體秩序，則是：“聯合國和多邊機制未能阻止衝突升級，所以多邊機制應該輔之以軍事安排，包括美日軍事同盟”。
代表性的政策轉向是：去年12月，日本政府通過新“三大安保文件”，宣稱日本面對地區新安全形勢須具備“反擊能力”，並將軍費預算提高到僅次於美國和中國的程度。
有專家指出，修改憲法第九條走向“正常國家”，是日本執政黨自民黨本世紀以來長期努力的方向。自安倍政府2014年解禁“集體自衛權”、2015年通過新安保法後，將武力使用方式從“專守防衛”轉向“可以反擊”，是必然的“下一步”。而烏克蘭危機，已成爲現政府推動這種轉向的理由。
“不論如何，日本一直以來在外交安保戰略中奉行的‘微妙平衡’，將越來越難以維持。”美國智庫CSIS指出。
記者：曹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