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沙特阿拉伯王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北京發表三方聯合聲明,宣佈沙伊恢復中斷了七年的外交關係。

隨後,一股和解浪潮在中東北非地區出現。

19日,伊朗總統辦公室一名官員說,沙特國王薩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齊茲已向伊朗總統易卜拉欣·萊希發出訪問邀請,萊希對邀請表示歡迎。

伊朗總統辦公室負責政治事務的副主任穆罕默德·賈姆希迪在社交媒體發文說,在致萊希的信函中,薩勒曼歡迎沙特和伊朗這“兩個兄弟般的國家”同意恢復外交關係,邀請萊希訪問沙特首都利雅得。

賈姆希迪說,萊希“對邀請表示歡迎”。他沒有提及萊希訪沙的時間表。

中東緩和與和平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長期以來,中東一直是衝突、戰爭和對抗的頻發區域。但近期中東地區緩和與和平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中東地區局勢出現顯著變化。

近期中東地區緩和,有多方面特徵。首先,中東地區大國矛盾逐漸冰融。2023年3月,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中國的斡旋下,在北京發表中、沙、伊三方聯合聲明,承諾沙特和伊朗將恢復外交關係。近日,沙特邀請伊朗總統萊希訪問,顯示沙特和伊朗雙邊關係恢復進程進展順利。

除了沙特和伊朗,中東其他主要大國間的和解進程也不斷取得突破。以色列和阿聯酋、巴林等海灣阿拉伯國家各領域合作不斷推進;2022年下半年,土耳其和以色列恢復了從2018年之後中斷的外交關係;2023年3月,埃及和土耳其宣佈,將會盡快恢復中斷了十年的雙邊外交關係。

其次,中東地區的敏感問題出現和平契機。由於多重因素的影響,敘利亞問題、伊拉克問題、也門問題和巴以問題等地區衝突長期持續,影響了地區國家間的相互關係。隨着地區局勢的緩和,這些地區熱點議題也迎來了和平機遇。

最後,中東國家都期盼爲本國人民謀求發展的紅利。近些年,中東國家普遍關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一些相對富裕的中東能源國家,希望擺脫能源依賴的經濟結構,謀劃多元化的發展藍圖;相對較爲貧窮的中東國家,也發佈了自己的經濟發展願景,希望吸引投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新能源和新技術產業,進而推動本國經濟的全面騰飛。

在多種動因作用下,中東形勢出現新的變局。

中東地區迎來大變局的多個動因

中東地區和平發展的趨勢和變局,是多方面原因共同推動的。

首先,美國的中東戰略,遭到了越來越多中東國家的反對。冷戰後的三十多年裏,美國的中東戰略大體上經歷了“直接干預”和“遙控指揮”兩個時期。在從克林頓到小布什時期,美國積極干預中東地區事務,甚至直接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力圖在中東地區推行“美式”價值觀和西方政治體系,結果不僅損兵折將,而且造成了巨大災難。

奧巴馬時期開始,美國逐漸調整了地區戰略,力圖藉助美國地區盟國自己的力量,重塑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結果,在“有限介入”的前提下,保持美國在中東地區事務的決定權。但是美國的“直接干預”,引發了中東地區人民對於美國的普遍不滿與仇視。美國“遙控指揮”,又讓地區國家政府喪失對美國的信心,認爲美國不願再承擔應盡的地區責任和義務。

美國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的下降,使得地區國家意識到,需要新的地區秩序,來維護地區穩定,謀劃地區發展。

其次,中國的外交理念和正面的國際形象,獲得了中東國家的普遍好感。與美國在中東“劃分陣營”“攛掇獨立”的策略不同,中國在中東地區沒有任何私利,尊重中東國家主人翁地位,反對在中東搞地緣政治競爭,不去填補所謂“真空”或搞排他小圈子。中國始終認爲中東的未來應當掌握在中東國家手中,始終支持中東人民獨立自主探索發展道路,支持中東國家通過對話協商化解分歧,共同促進地區長治久安。

中國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在巴以問題、敘利亞問題、也門問題、利比亞問題、阿富汗問題等地區問題上,一直積極扮演着重要的建設性作用。中國正面公正的國際形象,被中東國家廣泛接受,中國的地區和平使者和發展夥伴的作用,也被地區國家廣泛期待。

另外,中東國家意識到了,發展、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冷戰結束後,尤其是2011年之後,中東地區經歷了多起地區衝突,造成了大量人員死傷和財產損失。衝突和戰爭所引發的難民危機、人道主義危機和經濟發展難題,至今仍未解決。中東國家普遍意識到,衝突無法解決當前面臨的各類矛盾,只能徒增新的仇恨;和解對話纔是解決國家和地區分歧的重要手段,發展纔是建設地區未來的重要路徑。這也意味着,中國與中東國家安全合作的平臺將更多元,層次將更豐富,渠道將更暢通,成效將更顯著。

美國仍然是影響未來中東局勢重要變量

當然,中東國家的和解,地區問題的解決,不會一帆風順。未來中東國家間關係仍然會受到多方因素的挑戰。

首先,由於美國頁岩油快速發展,美國吸取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教訓,不願意再在中東繼續投入大量精力,從中東削減投入已經成爲定局。然而,美國仍然是影響未來中東局勢的重要變量。

其次,一些國家間的矛盾仍然錯綜複雜,涉及政治話語、宗教分歧、社會對立、經濟結構、領土爭端等複雜議題。

在國際體系中,沙特和美國在安全和防務合作仍十分緊密,而伊朗與美國的關係仍然緊張敵對。在政治話語層面,沙特的伊斯蘭遜尼派瓦哈比教義主導下的王國政治體制,同伊朗伊斯蘭什葉派“教法官監國”政治體制,相互對立,難以彌合。

在地區議題上,沙特和伊朗就如何結束也門內戰,如何開啓敘利亞重建進程,如何解決伊拉克和黎巴嫩境內的遜尼派和什葉派關係,分歧仍然存在。沙特和伊朗兩國在巴勒斯坦、黎巴嫩、阿富汗等國,支持的政治派系相互對立。

再者,一些地區問題涉及多個域外和地區當事方,各方秉持的立場差距仍然較大,在短期內難以完全彌合。

比如敘利亞問題上,不僅涉及敘利亞和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同樣涉及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國家。敘利亞同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和解進程,需要得到來自於伊朗的支持,敘利亞北部的局勢走向,也同樣需要考慮到土耳其的利益。

在也門問題上,沙特和伊朗的立場固然重要,但是也需要考慮阿聯酋的立場,還需要考慮到北部胡塞武裝、也門政府和南部也門地方獨立勢力的利益。中東地區議題往往涉及多個博弈方,相互關係盤根錯節,難以在短期內實現突破。

由於地區博弈的消耗,中東主要強國也需要調整相互關係,迎來新一波的緩和。但是由於地區議題複雜,未來中東地區仍然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緩和與風險仍將長期並存。

文/王晉(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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