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诗、词、散文、书、画，造诣颇高，彪炳文坛。他与辛弃疾开创了豪放词的先河，是北宋中期文坛上的领军人物，也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

苏轼毕生丰富又复杂，有喜有悲，尝尽人间百味，大起大落，阅尽人间百态，很像一幅浓墨重彩的画，把一生表达得酣畅淋漓。他从四川眉山到开封，又去登州（蓬莱）、杭州、黄州（黄冈）、惠州、海南儋州等地，仕宦40余年，足迹几乎踏遍大半个中国。有趣的是，他每到一地，必有雅号。如“老泉山人”“谪仙人”“东坡居士”“西湖长”“铁冠道人”等。他的雅号之多，历代文人鲜有可比者。这些雅号，有的是他的自称，如“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前赤壁赋》）自称为“苏子”。有的是他任职一方，颇有政绩，受到百姓爱戴而馈赠的。有的是苏轼任职的地名，如苏徐州。有的是他的官衔，如苏翰林。这些雅号，有的严肃端庄，不容亵渎；有的平易随俗，张口可呼；有的亦庄亦谐，形象生动；还有的让人不堪回首。几乎每一个雅号，都分享了苏轼一段不寻常的经历，都打上了他仕宦生涯的烙印，也印证了他豁达、开朗、乐观、正直、无所畏惧的豪放真性。

东坡居士

东坡居士（后人惯称苏东坡）是苏轼雅号中叫得最响亮的一个，仅次于父亲给他取的名字“苏轼”。然而，这个雅号却浓缩了苏轼凄风苦雨又悠然闲适的一段岁月。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沈括在苏轼的诗集中搜集个别诗句，报告给监察部门，诬苏轼攻击朝廷新政。御史台的四个恶吏舒亶、李定、张璪、何正臣，趁机联手，从苏轼例行公事的《湖州谢表》中，挑出片言只字陷害苏轼。宋神宗被搅得头昏脑胀，下令查办。

苏轼四月刚到湖州上任，七月即被押到京师，关在御史台监狱。御史台监狱，柏树常有乌鸦群栖，后称“乌台”。

在牢狱，苏轼受尽凌辱。高太后、刑部侍郎范镇、宰相吴允极力为苏轼辩白、求情。生死关头，王安石说了一句十分有分量的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宋神宗免苏轼一死，以团练副使贬黄州。至此，中国封建社会“文字狱”典型的案件“乌台诗案”画上了句号。

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苏轼只携长子，在一片鞭炮炸响中骑马出京城，一路奔波劳顿，二月抵达黄州。

苏轼先是住在黄州城的寺庙定惠院。五月，苏辙带领他们的家眷前来会合。十多口人，生计成了最大的问题。苏轼谪居黄州，生活拮据。他在《答秦太虚书》信中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虑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幸好，他的好友马正卿找到黄州太守徐君猷，把黄州城东门外一块荒废的营房旧地给了苏轼。这块地有近50亩。苏轼从小不事稼穑，就请教当地的农民，带领家人，除荆棘，灭荒草，修水渠，终日开荒种地，“自种自收还自足”，乐在其中。一年下来，足以解决一家人的温饱。

农耕劳作之余，苏轼遍游黄州名胜，从“乌台诗案”的阴影中逐渐走了出来。《初到黄州》这首七律，首联、颔联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苏轼认为，谪居黄州的这一段经历，“与乐天大略相似”。苏轼有“乌台诗案”，白居易因《新井篇》被赶出京师。于此，苏轼“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原来，白居易贬忠州刺史时，在州治东门外的一处山坡上开辟一园，名叫“东坡”，并留下了两首传世诗篇：《步东坡》《东坡种花二首》。苏轼对白居易尤为敬佩，直接表白倾慕白居易的心情，亦取“东坡”为号。在躬耕期间，写下了五言组诗《东坡八首》，集中描述了开垦荒地的艰辛和收获后的喜悦，与白居易东坡诗隔代对唱，足见苏轼对白居易的敬慕。

从此，苏轼自称“东坡居士”。

陆游在长篇散文《入蜀记》里，记录了他经过黄州营地时的见闻：“十九日早，游东坡。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有屋三间，一龟头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颇雄，四壁皆画雪，是为雪堂。……又有‘四望亭’，在高阜上，览观江山，为一郡之最。”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在黄州自称“东坡”期间，文学、书画创作达到了高峰， 写了许多千古传诵的诗文。如誉为豪放词之冠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赋体散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也书于这个时期，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西湖长

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苏轼赴任杭州通判，无实权。他深入了解民情，兴修水利，改建引水管道，让城内居民喝上西湖的淡水，以纾民难。苏轼还捐黄金50两，修建安乐坊，为民治病，受人称道。还留下了描写西湖的名篇《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之后，文人题诗西湖，大都发出了类似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叹。

元佑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第二次赴杭州任知州。第二年，开始疏浚西湖。那时，西湖淤塞，湖水半干涸，野草丛生，荒芜破败。苏轼率民工在湖水最深处立三塔，即今天的“三潭印月”；用淤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即现在的“苏堤”。

元佑六年（1091年）八月，苏轼任颍州太守。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治理，建水闸，修航道，使颍州西湖的面貌大为改观，其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奇特的园林建筑各显其秀。苏轼在一首七律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

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苏轼被贬至惠州。不久，他就向州官提出了“两桥一堤”治理方案，解决民众出行难的问题。惠州丰湖，比杭州西湖面积大两倍之多，苏轼建议主政改造。他刚到惠州不久，游了一次丰湖。丰湖秀丽柔美的风光，使苏轼朦胧欲醉，一首七律随口吟出，尾联：“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到西湖。”以后，“丰湖”逐渐被“西湖”所代替。

苏轼在多首诗中提到西湖。后人说，东坡到处有西湖。他写三地西湖的诗，现在已成了宣传西湖的名片。

此后，人们送给苏轼一个雅号——“西湖长”。苏轼也常常以此雅号自称，甚为怡悦。

南宋文学家杨万里出使广东，游惠州丰湖，曾赋诗一首，后四句：“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汝颍及罗浮。东坡原是西湖长，不到罗浮那得休。”既赞誉了苏轼的功绩，也有点调侃的味道。

铁冠道人

苏轼一生尊道学道。他对道家鼻祖庄子十分推崇，对《庄子》一书反复研读。他20岁左右时即博通经史，对《庄子》所涉及的哲学、政治，以至于文学、审美学等赞同认可，曾感叹庄子所言正是他日思夜想的道理。“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庄子》博大精深的哲理深深地影响了苏轼的人生观。

苏轼年幼时，就拜眉山道士张易简为师。谪居黄州时，常常身穿道袍，以示道家之人。每到一地，亲自拜访当地的名山道士，谈天地的本源，论人、物存在的价值；用“无为”之道参与政治和修身养性；认同“物与我皆无尽也”的观点，主张物我一致、天人合一的道家理念。这些理念都渗透在苏轼从政、处世、生活当中。

苏轼一生写了许多与道教相关的诗文。他任徐州知州时，拜访云龙山人张骥，写了一篇散文《放鹤亭记》。文中极力赞赏云龙山道人超尘出世的姿态。在《后赤壁赋》里，又以道人入梦结束全篇：“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开户视之，不见其处。”在贬惠州路上，经过道教圣地罗浮山，特去拜山。晚上与道士葛洪促膝长谈，心情昂奋，提笔写了诗一首《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称与葛洪“真契早已交前生”，意为神交已久的老友。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又一次被贬，四月离开惠州，去海南儋州。这对宋朝官员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的重刑。一叶小舟载着苏轼及小儿苏过漂泊于茫茫大海之上。60多岁的老人，一脸沧桑，抚今思昔，感慨万千，明知生死未卜，还自语取乐，“在海上尝自称铁冠道人”。

铁冠，是古代御史所戴的法冠，法冠后部上端卷曲着两根铁柱，借指御史。苏轼自称“铁冠道人”。道人，固然是苏轼悟透人生的意象。那么，铁冠，联想苏轼从儋州回京路上写的一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能品出个中滋味。读此诗，晚年沧桑的苏轼仍有一贯旷达不羁的风味；细品，却是带泪的自嘲。御史台等一帮佞臣三次贬谪苏轼，深深伤残了苏轼的身心。如果望文生义，铁冠岂不是千钧压顶残害“道人”。这个自称，苏轼是否隐含此意，无从考究。

编辑：朱阳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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