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觀新聞消息,每個週末念安都會帶着孩子去媽媽家做晚餐,她負責打下手,父親變着花樣做拿手菜,看着母女兩人大快朵頤,父親會倒上一盅白酒,半眯着眼睛享受這天倫之樂,媽媽再聊聊過往的事情。

“這是一份充滿愛的自由職業。”在唸安看來,她現在的狀態屬於“眼前沒有好機會,所以停下來看風景”。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成爲“全職女兒”的她不需要承擔來自生活的壓力——爸媽每個月給她4000元,不夠了還可以再要。

這幾乎成爲當下最爲流行的“職業”之一。與傳統意義上的“啃老”不同,網絡上對“全職兒女”的解釋是,一種新型的脫產生活方式:年輕人脫產寄居父母生活。他們一般有着較高的學歷和清晰的職業規劃,但受限於近幾年漸趨激烈的競爭環境選擇暫時在家作爲過渡,付出一定的勞動換取經濟支持,同時保持學習,嘗試找到職業目標,考公考研上岸。“啃老了,但也沒完啃。” 

但更多的“全職兒女”還是對“啃老”這個詞存在抗拒,他們更認同將自己定義爲打工人——自己付出勞動獲得報酬的工作模式是等價交換。念安認爲父母面對這兩者的心理狀態也是不一樣的,“這有很大區別。”

在豆瓣小組“全職兒女工作交流中心”,近4000名網友在小組內分享自己的日常,他們有的像念安一樣,認爲在全職陪伴父母的過程中療愈自己,也有人表示“家裏沒錢怎麼當全職孩子?”,還有人對成爲全職兒女這件事感到期待和困惑。

他們更多的相同點在於,成爲“全職兒女”的過程中,享受着父母提供的安穩生活,也面臨着雙重的焦慮:既有啃老的情感和經濟壓力,又有不知何時上岸的心理壓力,只能在其中尋找微妙的平衡。

40歲,她裸辭在家當“全職女兒”

成爲“全職女兒”之前,念安在一家單位工作了15年。但在2022年崗位調整的時候,她被調去了新的部門:工作繁瑣,內容冗雜,專業性強,壓力大,24小時待機值班。

嘗試做了半年多,念安覺得自己不太能夠勝任,“別人都在休假或輪番值班,我卻需要每天工作,有一次甚至崩潰大哭。”加上在同一個單位長久工作下衍生的懈怠感,她萌生了辭職的想法。

40歲,從工作了十幾年的單位離開,需要很大的勇氣。從作出決定開始,念安每天都處於焦慮的狀態中:不斷做決定,再否定自己,繼而重複這個過程,心力交瘁。

父母心疼不已,主動提出,“要不就離職吧,我們養你。如果有更合適的工作,你再去上班,不想上班,就在家陪我們。”

在北方小鎮退休的父母,退休月薪加在一起近萬元,聽起來雖然不多,但很多年輕人月薪都不能過萬,甚至有些雙職工家庭月薪也勉強過萬。

在家人的一致同意下,念安辭去工作,正式成爲一名“全職女兒”:父母每月給她開4000元的工資,要求早上陪跳舞1個小時,上午陪買菜,偶爾陪逛街,負責處理家裏所有跟電子相關的東西,以及晚上和父親一起做晚餐。

除此之外,每個月爲家庭安排1-2次旅遊,併兼職司機崗位,剩餘的時間則由她自己進行支配。

聽起來滿滿當當,但事實上相對於大多數全職兒女充當“被規定工作內容的保姆角色”來說,念安的工作內容更多是陪伴和精神慰藉,她的父母身體健康,有着自己的日常愛好,並不需要她進行照顧,甚至會反過來照顧她,“媽媽會邀請我和她一起跳舞,邀請我共進晚餐,有時出去買很多菜和水果,還要特意跑到我家給我送過來。”

而念安要做的,無非是去媽媽家晚餐時帶一點小禮物。她負責打下手,父親則變着花樣做拿手菜,看着母女兩人狼吞虎嚥,父親會倒上一盅白酒,半眯着眼睛享受這天倫之樂,媽媽再聊聊過往的事情,興之所至時,可以聊上二三個小時。

剛從職場退下來的時候,念安還有些不適應,她總想再抓住些什麼,於是主動去做副業,“最大程度地心理壓力來自想做副業多賺點錢”,但跟父母待在一起的時候就會非常輕鬆,她會放下手頭的事,刻意去融入全職女兒的職業中。

父母任勞任怨沉浸於愛她的感受,給了念安一種安全感:就算失去工作,也能舒舒服服、沒有任何壓力做她想做的事。

在唸安看來,做全職兒女需要足夠的經濟底氣。工作的15年,她和父母買了房子買了車,還有了一定存款,家庭氛圍越來越好,和家中積蓄越來越多也有關係,沒有生存的壓力,父母又都有穩定的退休金。“如果不是因爲有這樣的基本保障,我也不敢隨意辭職。” 

在24歲等待一場上岸

最大的難題是交社保。

2022年6月,於悅失去了兩年應屆生的資格保留,作爲靈活就業人員繳納社保,一個月近800元,一年就是接近1萬元,對於現在的她來說,這筆支出幾乎已經快要承擔不起了。

與念安一樣具備一定經濟能力再從職場上退出成爲“全職女兒”的經歷不同,更多的年輕人與於悅的情況相似:豆瓣小組“全職兒女工作交流中心”的討論區中,不少人在爲靈活就業的社保繳納發愁——這幾乎是“全職兒女”面臨的一個普遍性困局。

在於悅的故事裏,成爲“全職女兒”更像是“被迫”的。2020年6月從一所985院校的管理專業畢業之後,於悅並未得到心儀的offer,彼時正是疫情的第一年,她深覺就業機會渺茫,加上同學不斷傳來上岸的好消息,於悅思索過後,收拾行囊回到湖南老家備考。

她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全職女兒”。剛畢業回家備考時,她尚且沒有什麼經濟壓力,絕大部分的時間以在家專心備考爲主,生活被考公、考研、考各種各樣的證書填滿。

母親一開始是全力支持的,什麼活也不讓她幹,只讓她專心讀書。但眼看着一次又一次失敗後,他們沒有逼於悅再去考公,而是勸她,“找公司上班,國企私企都可以。”

但於悅鐵了心要繼續考,她覺得自己已經失去了以應屆生身份進入“大廠”的機會,“每次面試都會被問到畢業的這幾年在做什麼,別說是幾年了,現在的求職環境,哪怕你職業經歷空窗兩個月都有可能成爲被刷下去的理由。”在她看來,考公是當下唯一的選擇,“只有公務員考試不會在乎你在家備考這段時間有多久。”

在職業規劃方面,於悅的目標清晰,態度堅定,但在家庭生活方面,她並沒有“全職兒女”定義中那樣清晰的以勞動換取報酬。

母親並不會主動給她錢,她也羞於開口索要。在兩年應屆生資格保留期間,於悅的經濟來源主要是各種短期兼職和上門家教,以及生日和節日時,父母親朋的紅包,這些收入的大部分也都用於購買備考資料和支付考試報名的費用,“最難過的時候可能就是看到了一條非常非常喜歡的裙子,但我沒有錢去買。”

但“全職兒女”所帶來的壓力是她沒有想到的,從開始需要繳納社保,母親的抱怨就與日俱增,開始變得挑剔和苛刻,“她經常說想去旅遊但不能去都是因爲我,如果我說我可以自己管自己,就會說我在家白喫白喝沒有錢出去玩,讓我趕緊去找工作。”於悅聽得最多的就是,“你有本事不要我們管”,“你有本事自己掙錢”。

她最開始可能還會反駁一下,後面就聽着不說話,在“手心向上”的處境裏,任何的反駁都是蒼白的。

於悅開始在備考間隙馬不停蹄的投簡歷,不停的刷新招聘軟件,但在外人看來光鮮的“985”學歷並沒有在求職過程中爲她加持光環,她沒有收到合適的面試通知,母親的斥責幾乎成爲常態,甚至在外人面前公開諷刺她,“甚至有一次在工人安裝熱水器時,她說有門手藝也很好,我們家這個讀了這麼多書還不是沒工作。”

所幸在今年春天,於悅收到一個好消息,她選擇範圍內的一家公司發來了錄用通知,雖然並不是她喜歡的崗位,但算是在父母那邊有了一份交代,也能夠短暫緩解她的經濟壓力。

話筒裏的她語氣很慢,但很堅定,“公考的年齡要求是35歲,我想我會一直考下去。” 

“全職兒女與“啃老”沒有明顯分界線

成爲“全職兒子”之前,甄君子在大概接近一年的工作時間裏,跳槽了四五家公司,最短的上午入職,下午就離職了。這段經歷讓他得出一個結論,“作爲infp(MBTI16型人格測試中的一種)的我非常不適應職場氛圍。”

辭職後,甄君子原本準備繼續從事自由職業,做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北漂”,但彼時疫情等複雜原因交織,兩個月之後他還是決定離開,先後去了大理、杭州、成都等地旅居,最後一站是大理。

年後,甄君子離開大理回到溫州老家,成爲“全職兒子”。

父母很滿意兒子的決定——作爲家裏的幺子,甄君子的上頭有兩個學霸姐姐,往年他們只能在春節和兒子待上幾天,日常的親情連接都靠手機完成。兒子願意回家簡直再好不過了,他們甚至不需要他做什麼家務,只要每天陪在他們身邊就挺好。

但一點兒家務不做也不太現實。甄君子通常每天會做一到兩頓飯,再做一下家裏的衛生打掃,當事情都完成之後,他就在房間裏泡上一杯茶,打打遊戲,再研究一下自己的副業,這些事情並不需要家人爲其支付工資,甚至他偶爾會支付給父母生活費。

甄君子顯然享受這種狀態,週末一家團聚的幸福體驗讓他的精神生活富有了許多,“不用朝九晚五,不用加班,隨心所欲睡到自然醒。”偶爾會感覺有些無聊,這時候他一般選擇和姐姐出去喫個飯,玩一局劇本殺,“生活就會有趣很多。”

在甄君子的理解中,“全職兒女”也有自己的勞動付出,大部分只是在職場上太過疲倦,回到家中進行短暫的療愈。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是要付出一定勞動、聽取父母的要求,而不是一味擺爛。

“網絡上說,全職兒女就是好聽的啃老。”甄君子對此非常不認同,他認爲更應該多思考大環境的問題,而不是將原因全部歸咎於個人,“全職兒女也有自己的勞動付出,大部分只是累了,想要靜靜。後面還是再回到職場的,沒必要把人逼那麼緊。”

對於未來,他認爲自己不會再進入職場,而是在旅居和全職兒女兩種形式之間反覆穿插。

但在“全職兒女”逐漸普及化的當下,它的出現也更多是在網絡平臺,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全職兒女”與“啃老”之間並沒有過於明顯的分界線,“全職兒女”們也無法做到對每一份質疑都慢慢解釋,就像甄君子所言,“我會說我是自己創業。”

念安的社交生活中,沒有人會問及太多的隱私,她也不會主動談起,只有很好的朋友日常中會聊到很多,也都支持和贊同擁有自己的活法,但她也明白像她這樣的全職女兒還是少數,“大多數的人還是會選擇在社會里成長、歷練,畢竟人是社會性動物,需要共同成長。”

但她仍舊認爲不排除這是個新興產業,就像全職媽媽、全職保姆差不多,有人提供錢,有人提供服務,有人願意做,也有人不願意做,只是一種工作方式而已,和其他的工作沒什麼區別。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曾對此做出見解,他認爲“全職兒女”的關鍵在於每個人的家庭經濟情況不同,自身的發展追求也不同,是一種個體的選擇。而隨着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今後可能會有更多年輕人在權衡自己的工作、生活與家庭的需要之後,選擇做“全職兒女”。

“這也是當代年輕人工作與生活方式多元化的一種體現,無需用所謂的主流成才觀對此抱以偏見,更不能歧視。” 

(說明: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皆爲化名;本文配圖與文章內容無關。)

來源:正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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