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在兼并战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相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和变法，如魏国的李悝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和韩国的申不害变法，而赵国和齐国，更是直接由国君开始，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变法。

战国风起云涌，法家学派成为乱世中各诸侯国救亡图存的砝码，而提倡仁义道德、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在战国时代几乎没有市场，孔孟之道难以在乱世中被诸侯国采纳。

然而，正是在这不讲仁义道德的年代，却有一个国家大力推崇孔孟之道，全国上下充满了安逸和太平。这是哪个诸侯国呢？

孔孟之道的兴起——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

每一种伟大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当时时代的背景，孔孟之道的产生，同样因当时的时代。不同于法家思想符合当时时代的需要，儒家思想是对现实的“批判”，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史记·孔子世家》

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作为周公封地的鲁国是最为“矜持”的诸侯国，鲁国也成为少有的守礼大国。

周公是鲁国人的骄傲，也许正是这一点原因，守礼成为鲁国人的操守。鲁国的臣民也深受影响，鲁国成长起来的孔子、孟子，创建和发展了倡导“仁义礼制”的儒家思想。

《史记·鲁周公世家》：“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鲁国人对过去礼制的怀念，和礼崩乐坏背景下通过兼并壮大起来的诸侯国形成鲜明对比，时常被这些“礼崩乐坏”的诸侯国压制，尤其是卧榻之侧的齐国威胁，鲁国人也最想恢复到礼制的时代，回归尊贵的大国身份。

然而新生势力的壮大，旧有势力的衰落，重回周礼的时代已经不可能，孔子克己复礼的主张，也成为不能实现的幻想。

法家治世的时代——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

相比于儒家思想的仁义礼制，经世致用、变法图强的法家思想，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先后被各诸侯国认同。

如果说春秋时期还有尊王攘夷的大旗，齐桓公和楚庄王时期为了仁义和礼制也有过伐而不占、主动归还小国土地的例子；

那么战国时代就不再有这种可能，战国时代的各诸侯国彻底撕下仁义的外衣，大肆鲸吞蚕食小国土地，不再需要理由。

战国时期，就是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各诸侯国上演着残酷的森林法则，法家的变法图强，成为各诸侯国生存和发展的手段。

孔子的故乡——重礼的鲁国逐渐消沉

在战国弱肉强食的时代，孔孟之道还有市场吗？哪个国家最推崇孔孟之道的儒家思想？很多人首先会想到鲁国。

毕竟，儒家思想的两大奠基人———孔子和孟子，都是在鲁国成长起来的，作为周公后裔的鲁国，也的确最拥护周礼。

高士奇：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

时代变了，维护周王朝统治数百年的周礼，已经不再适合当时的时代，礼崩乐坏的诸侯国因不同程度的改革先后强大起来，恪守周礼的鲁国却因不符合时代潮流逐渐落伍。

《礼记·明堂位》：“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

曾经的大国地位，在时代潮流面前，步履蹒跚，不断遭到强大起来的诸侯国的攻打，鲁国实力也越来越弱。

在战国生死存亡之际，鲁国也不得不改变原有的礼制和各方面制度，废除不再适用的井田制，孔孟儒家思想发源地鲁国，也不能大力推崇孔孟的复礼主张。

高举仁义大旗的宋襄公——终成世人的笑柄

除了鲁国，还会是哪个诸侯国会推崇孔孟之道？最著名的莫过于宋襄公了，那位雄心勃勃，却高举仁义大旗，半渡不击结果大败，被后世嘲笑两千多年的君王。

相比于孔孟儒家思想发源地鲁国，宋襄公更加推崇儒家思想，也是仁义礼制的忠实实践者，不惜以一国，来践行仁义的执念。

仁义1：齐桓公死后霸主之位空缺，宋襄公想取而代之，发起会盟。为了彰显仁义，宋襄公不听目夷意见不带一兵一卒，结果，来回奔走发起会盟的宋襄公，被“不讲仁义”的楚国“执牛耳”，宋襄公自己也沦为楚国俘虏，被各个诸侯国嘲笑；

秋，诸侯会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

仁义2：为了报会盟之耻，宋国攻打楚国盟友郑国，楚国出兵救郑，宋国回军迎战楚国，双方在泓水展开大战。宋军先于楚军到达泓水，楚军渡河，公子目夷说：“可以趁着楚军正在渡河，半渡而击。”宋襄公却认为半渡而击非君子所为，执意要等楚军全部过河后再战；楚军刚过河还没有列阵完毕，目夷说：“趁楚军立足未稳，发起进攻。”宋襄公仍然以仁义之师的名义阻止：“等楚军列好阵。”等楚军列阵完毕，宋襄公率军出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落荒而逃。

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

宋军在泓水之战中大败，都埋怨宋襄公不听目夷的，宋襄公却说：“一个有仁义的君子，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人和头发花白的人。古人作战，并不依靠关塞险阻取胜，宋国就是灭亡了，我也不忍心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

子鱼说：“打仗是以胜利为目的，还讲什么君子之道，真的按照你所说的做，就去当奴隶算了，何必还打仗呢？”

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

宋襄公这种“仁义”，成为后世笑柄，宋襄公推崇的仁义，没有让他威震诸侯，却是丧师辱国，被后人耻笑，主要是宋襄公时代，早已经礼崩乐坏，宋襄公所倡导的仁义，不符合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潮流，焉有不败之理？

中山国推行孔孟之道的背景和原因

如果说鲁国和宋国相对比较注重“仁义”和“礼制”，那么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却是真正的大力推崇儒家思想的孔孟之道。

“中山专行仁义，贵儒学”。

一个外族（白狄）建立的中山国，为什么大力推崇儒家思想？甚至比发源于中原的鲁国、宋国更加尊崇儒家思想？其实，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当时，中原的华夏文明比周边文明更加先进，中原诸侯国也比较轻视他们，这从名字上就能看出（北狄，西戎，南蛮，东夷），而且和这些民族接壤的秦和楚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轻视。白狄建立的中山国，更是深入华夏文明腹地，处在华夏文明的包围中。中山国从魏国手中复国后，认识到自己的短板和华夏文明的先进性，主动向中原各诸侯国学习，以求得他们的认同。这种心理，让他们比中原各诸侯国更加注重华夏文明，中山国大开学习风气之门。一时间，在中原各诸侯国产生的百家学说，争相拥进中山国，以求宣扬自己学派，寻找展现宏图伟志的机会，中山国也成为列国中思想最活跃的诸侯国之一，其中被中原诸侯不看好的儒家思想，在中山国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史记》：“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

其二，中山大军伐燕归来后，中山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这个太行山麓的千乘之国，让诸侯们刮目相看，中山国成为仅次于战国七雄的第八雄，和万乘之国并驾齐驱。中山王舋志得意满，开始了纵情声色的享受。相对而言，改革图强的法家思想更加“清苦”，太平盛世的儒家思想更符合中山王舋现在的需要。于是，儒家思想得到中山国的大力推崇，到处找不到市场的孔孟之道，终于在中山国找到了买家。

外来户求认同的心里，加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成功，国力的迅速上升，中山国积极学习中原的各种文化，儒家思想也得到中山人的崇尚。

重文轻武的思想，最终毁灭正在崛起的中山国

中山军队伐燕归来，中山王舋志得意满。借着子之之乱成功大败燕国的中山王舋，欣喜之余，害怕子之之乱在中山国发生，开始有意冷落军功卓著的武将，重用文人，重文轻武的风气，充满中山国的上上下下。

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思想正好符合中山王舋的内心想法，儒家思想在中山国得到推崇。平山出土的铜器铭文中，大谈天命、忠、孝、仁、义、礼、信等，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

“中山专行仁义，贵儒学”，接受了儒家文化，中山国君尊贤重士，在重大政治活动中发挥士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然而，战国时期的大环境，是你追我赶、变法图强的时代，当齐威王纳谏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时，本来有骑射优势的中山国，却在四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摒弃了尚武的风气，武将们也被中山王冷落。

中山王仰仗着伐燕的胜利，自以为国力强盛，不再关心周边的形势，中山国君醉心于儒、道、墨学说，把儒家思想奉为治国之术。

“贵儒学贱壮士”的政策，导致“战士怠于行阵”、“农夫惰于田”，中山国很快出现“兵弱于敌，国贫于内”的局面。

赵武灵王打算除掉心腹之患中山国，胡服骑射，亲自到赵国和中山国的边境探查，寻找攻取中山国的最佳途径。

为了更加了解中山国国情，赵武灵王派遣大臣李疵到中山国探查情况。来到中山的李疵，发现现实中的中山并不是原来想象中的彪悍尚武，整个中山国充满着十足的文气，商业繁荣。

在中山国都，李疵还看到有不少的书馆，在别的诸侯国很少见的儒家、道家、墨家学者，在这里却时常可见。

李疵回到赵国后，向赵武灵王报告了他在中山国看到的情况，说中山国并没有印象中的尚武好战，中山国君喜欢儒者，经常去穷闾隘巷拜访那些儒家学者，和他们探讨儒家思想，把他们请出来，并给他们高官厚禄。李疵和赵武灵王的这段对话，著名史籍《韩非子》有详细记录。

当赵武灵王听完李疵汇报后，说：“这说明中山国君是个很贤明的君主啊，怎么可以去攻打呢？”

李疵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山国习武当兵的都没什么出路，国君不喜欢尚武之人，中山老百姓也都不好战了，争相学习儒墨，以求得到国君重用。尊道崇儒，让士兵不再卖力，商业繁荣，农夫无心耕田，中山国富而不强。”

赵武灵王听到李疵的分析后，很是高兴，下定决心攻取中山国。

一边是完成胡服骑射、战力大增，一边是中山国重文轻武、战力衰减，中山国遭到赵国军队的两面夹击。

赵军先是从北部攻取中山国的丹丘、华阳（可参考下图），随后，赵武灵王亲率的南路大军一路北进，攻克中山国的鄗、石邑、封龙、东垣四个重镇，中山国国都灵寿暴露在赵武灵王强大的骑兵面前。

面对赵武灵王的一次次强大攻势，中山国只能一步步退让，五割国土于赵，经过先后八年不断打击，公元前296年，赵武灵王亲率大军，对中山国发起最后的攻击，中山人英勇抵抗，却挡不住赵武灵王的大军。中山国，这个一度与战国七雄并驾齐驱的国家，最终被灭。

中山人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吕氏春秋》）。

重文轻武，崇儒尚道，让一度强大起来的中山走向灭亡，再也没有机会重新复国，消失在漫漫历史长河中。

不合时宜的孔孟之道，不是战国时代的主旋律

在兼并战争激烈的战国时期，儒墨道思想只是为拯救当时生灵涂炭社会苦难所开的乱世药方，并不能成为富国强兵的方略。

鲁国重礼制，结果渐渐落伍于社会发展的潮流；宋襄公高举仁义大旗，结果被贻笑千年；中山国把儒家思想奉为治国之策，最终导致武备不举，迅速亡国。

儒家思想的孔孟之道，在大一统的年代，不失为一种太平国策，有利于臣民的臣服和国家的统治，但是在战乱纷飞的年代，却是不合时宜的思想。

景公说，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史记》

战争频繁的战国时代，孔孟之道终究不是主旋律，儒家思想的良好药方，难以医治兼并战争所带来的创伤。

以后两千多年成功延续的封建王朝也是，在建立过程中，都会重视法家思想的赏罚分明，建国之初需要休养生息，道家无为而治占据上风，恢复国力后，儒家的忠君爱国，修得武艺与才华、卖身帝王家，成为主要的统治思想。

大一统王朝中，儒家思想始终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主旋律，影响着后世两千多年，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