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佟鑫

[ 1996年,全國紡織業發展到極爲困難的境地,國有紡織企業虧損額達106億元,佔全國工業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的19.1%。 ]

熱播劇《漫長的季節》記錄了一個特殊的時代,從一個東北老工業企業衰敗的過程中,折射出工人家庭的變遷、個人情感的波動和城鎮環境的變化。

很多觀衆感同身受,不僅是因爲這部“東北文藝復興”最新力作中的東北鄉土氣息,還因爲很多人對劇中反映的“下崗潮”,都有過非常切身的體會。

上海青年作家周嘉寧5月27日在上圖東館作“城市變革與個人史書寫”講座時說,《漫長的季節》讓她想到,上海也有過這樣的歷史階段和一連串的事件,但沒有被很好地書寫過。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城市歷史,一直是周嘉寧小說創作中的重要內容。從浦東開發開放到北京奧運會,她借書中人物的命運與話語,講述了很多自己親歷或關注的事件與問題。

在爲寫小說收集材料時,周嘉寧意識到,上海在21世紀之後的一系列發展跟下崗潮產生的影響關係緊密。這種時代與個人的關係,隱藏在很多普通人的記憶當中。如果本人不講或不常掛在嘴邊說,順遂或瑣碎的生活就輕易地將這些歷史淹沒。

“我媽媽這一邊的整個家族都是紡織業的從業人員。照理來說,這一段歷史對我們家的震動是非常大的,但是很奇怪的是,到現在也沒有再聽到過他們討論這件事情。”周嘉寧說。

而在查閱很多關於世紀之交上海城市建設的材料時,她卻不斷看到材料中提到1993年開始的紡織業下崗潮。

紡織業大調整

上海是近代中國紡織業發源地和全國紡織業重鎮。隨着產業結構變化,紡織業在上世紀90年代迎來大調整。

1993年12月31日,國家經貿委、國家計委、中國紡織總會發布《關於解決紡織行業存在問題的意見》,提出“加快調整地區和產業結構,壓縮棉紡生產能力1000萬錠,實現產需基本平衡”。

《上海市志·工業分志·紡織業卷(1978—2010)》列出數據,1996年,全國紡織業發展到極爲困難的境地,國有紡織企業虧損額達106億元,佔全國工業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的19.1%。上海市紡織工業局勞動處1994年2月的報告《堅持配套改革大力精減人員》稱:“1988年全局職工55.16萬人,爲歷史最高點。”

1998年1月23日,中國紡織業三年銷燬落後紡錠1000萬枚的攻堅戰,在上南路300號的浦東鋼鐵(集團)公司敲響第一錘。上海紡織控股公司在此舉行首批壓錠儀式,現場懸掛着兩條橫幅:“全國壓錠1000萬,上海敲響第一錘”“贊紡織行業壯士斷腕精神,找冶金行業擺脫困境之路”。

僅1998、1999年兩年,上海市財政壓錠補貼資金累計下撥2.42億元,至1999年第三季度,壓錠企業實際使用壓錠補貼資金1.89億元,其中用於安置職工0.48億元,共安置分流3.6萬人,其中享受40~50歲退休政策的有4343人。

人員分流與產業轉型結合展開,各廠有自己的辦法。申新九廠壓錠5.5萬,並用招商引資手段建立第三產業,以商貿爲中心,包括餐飲、娛樂、商務、賓館、加油、停車、物業等,拓寬再就業門路,使企業在冊人員減至534人。上棉六廠壓錠後利用空餘的2.6萬平方米廠房,與家樂福合作開辦大型倉儲式超市。上棉二廠與上棉二十一廠把壓錠後空置的廠房拿出來,與地區文化建設相結合,開了餐廳、保齡球館、卡丁車場、大賣場等。

“空嫂”促進各行各業接納下崗工人

知乎等網站上,有不少帖子在討論那段時間的事情。人們有不同的見聞,而相似之處在於,網友不斷通過列舉各種消化吸納下崗人員再就業的手段,證明上海的經濟活力和市場規模起到了託底作用。

“4050工程”將中年下崗工人轉變爲便利店和商場收銀員、接待員,各出租車公司大舉擴招司機等,帶來的影響持續至今。

上航招聘“空嫂”的做法,也引起周嘉寧的注意。“當時上海航空招收了第一批‘空嫂’,就是從紡織業下崗的女工。正是因爲有她們的出現,航空公司從那個時期開始,把空姐的退休年齡從45歲改成了50歲。”

《上海市志·工業分志·紡織業卷》提到,1994~1995年上海航空從紡織業女工當中招考“空嫂”,最終錄用18人,成爲下崗潮中的一個傳奇案例,促進了當時各行各業向紡織職工再就業伸出援手。

當時紡織富餘人員的特點是年齡偏大,平均年齡超過38歲,36~45歲佔50%以上;女性偏多,女職工佔三分之二以上,大多爲“老三屆”,技能單一、技術平平的操作工佔38.78%,簡單勞動的輔助工佔44.54%,技術通用性弱,離開紡織別無專長。

“空嫂”的成功,帶動了傳呼臺、公交公司、地鐵、超市、房產中介、里弄街道、文化宮、賓館酒店、度假村等行業和單位積極接收下崗職工的風潮。1994年12月底~1995年3月招“空嫂”期間,紡織業輸出的下崗職工達15846名。

從上一代人的命運看我們自身

周嘉寧說:“上海這座城市在21世紀初這十多年的發展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力量來自這些下崗工人。上海社會似乎也因此產生了很多的角落,很多小型的空隙可以讓這些人有一個容身之所。這些人在被容納之後,又用自己的力量,像是齒輪跟齒輪之間的咬合一樣,慢慢推動城市這座宏大機器的運轉。這些發展過程,往往是不爲人所注意的。”

她提到,近年很多年輕人喜歡聊原生家庭問題、女性主義問題。其實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可以把一部分的目光放到父母這一代人的經歷上,瞭解一下是什麼樣的困難、什麼樣的命運造就了他們。知道他們是怎樣成爲自己的,有助於思考兩代人之間的關係。

“理解一個人,要看到他所經歷過的歷史。每個人都可以去書寫屬於自己的歷史,但沒有什麼是隻屬於自己的歷史,個人的歷史一定是跟外部環境,跟一段時空有過一些能量的交換。”從關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到社羣、商貿、職場的變化,周嘉寧從歷史現場和圖像資料中尋找素材,在小說中寫下每個人以微弱的力量影響着外部世界的過程。

對於下崗潮那段歷史,上海作家程小瑩2014年出版的小說《女紅》有很多詳細的描述,小說第三章專門有一節叫《砸錠》。作者自己在紡織業有過十多年的工作經歷,有讀者認爲小說中的人物薛輝就是作者本人的分身。

周嘉寧也給這本書寫過推薦語:“上海爺叔才能寫出來的小說,既市井又瀟灑,活靈活現地再現了一種上個時代我所不擁有的記憶。”

對80後、90後乃至更年輕的寫作者來說,追蹤那個時代對衆多家庭和城市社羣的後續影響,既有必要,也大有可爲。

常有人懷疑周嘉寧是不是因爲懷舊才喜歡寫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的事情,周嘉寧認爲,那十多年是一個很特殊的時期,上海基本完成了城市基礎建設,有了足夠多的大橋、地鐵、隧道、高樓,但直到現在,關於上海的文學、電影、話劇等,還遠遠沒有達到充分書寫城市方方面面、縱深鋪展的程度。

“需要思考一下我們所處的生活,看看將來的走向,因此要去研究這個城市如何在過去20年間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周嘉寧說,作爲創作者,要努力去塑造更具有當代性和複雜性的上海形象,“這種複雜性可能不是通過一個人的努力,去寫所謂的個人史,而是很多個人、不同聲音的講述,是處於不同生活境遇當中的人,用完全不一樣的視角,最終拼湊出來的城市的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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