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迪拜龍城，會有一種恍惚回到中國的錯覺：這裏有蘭州拉麪、小肥羊火鍋以及各種各樣的中式奶茶。這裏是迪拜華人最爲聚集的地方。

1990年，整個阿聯酋大概只有2000名中國人，2023年，這一數據已變爲22萬。而大多數華人棲居在包容、多元化、地理位置優越的迪拜。30多年過去，華人已在迪拜生長出了一種獨特的生態。他們由傳統貿易起家，在商貿城龍城壯大，成爲迪拜社會不容忽視的外來羣體。如今在迪拜，如果你想點外賣，有專門服務華人的小美團——“拜託拜託”，如果你想超市下單，有小京東——“wenmarket”。“服務華人”，本身亦變成了一盤大生意。

在迪拜生活了7年的迪拜商會駐華首席代表司君桀告訴智象出海：“現在，很多華人不管自己來的第一份工作是什麼，都選擇繼續留在迪拜，作爲自己接下來人生或者職業發展的一個方向。迪拜或許會繼續熱下去。”

隨着中阿關係不斷走熱，迪拜華人的歷史與進行時共同構成了一道道多樣的剪影，穿透石油與沙漠構成的神祕面紗，打在了時代的屏風上。

彎腰撿錢的年代

上世紀90年代迪拜老城區德拉的科威特大廈，聚集着不少中國面孔。

這一場景發生的背景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與阿聯酋之間高層交流與訪問日益頻繁，經貿往來也日漸火熱。科威特大廈裏的中國人，大多爲國企公派過去的人員，上世紀90年代，很多國企都將辦事處安在科威特大廈。

那時的中國與迪拜，都充滿了草莽年代的活力與機遇。前者處於改革開放的高潮，後者希望擺脫對石油的依賴，大力發展其他產業。當時，上海外貿、河北外貿、河南外貿都在迪拜設立了分公司，將中國的紡織品、食品等賣到輕工業品缺乏的迪拜，再利用迪拜的位置優勢，輻散至整個中東北非地區。

爲了招商引資，迪拜政府提供了優越的營商環境。1985年，迪拜政府成立了總面積達48平方公里的傑貝阿里自貿區（JAFZA），自貿區企業可擁有100%的所有權，無需當地保人，並可免交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

Linda是1999年來到迪拜的，目前在一家名叫TXTK的企業服務公司做顧問，一轉眼已經24年。出國前，Linda曾在天津開發區港務局下屬的中國第一家合資碼頭工作，後來放棄金飯碗，跳槽到開發區一家英國獨資企業做hr。1999年，順應着當時的出國潮、下海潮，Linda來到了迪拜。

剛到迪拜時，Linda在傑貝阿里自貿區一家印度和科威特合資的鋼管生產企業工作。

“那時候一說在傑貝阿里，就感覺很遠，因爲和主城區之間還隔着很長一段沙漠，開車得半個小時才能到。如今看到的高樓大廈，都是之後建的，當時那一片啥都沒有，都是沙漠。”Linda向智象出海回憶道。傑貝阿里自貿區最開始只有19家企業，如今已成爲阿聯酋最大的自貿區之一。

在Linda的印象中，90年代末期的迪拜和中國有着極大的相似性，“我曾在天津開發區待過，那時開發區已經開始大發展，迪拜也在那個時候開始規劃、大建，我去的時候，正在建帆船酒店。”

那時中國人很少，Linda剛到傑貝阿里時，三個月一箇中國人都沒見着，“我都有點自言自語了，想說漢語就自己跟自己說，想看中國人就去中餐館跟服務員聊聊天。”

後來，Linda被獵頭挖到傑貝阿里自貿區管委會，在亞太地區部門工作。

Linda的工作經歷，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

2000年，中國首次取代日本，成爲迪拜的頭號進口貿易伙伴，迪拜從中國進口商品金額爲25億美元，佔進口總額的9.23%，主要進口商品包括機電產品、紡織原料和紡織品。中阿貿易也保持着緊密關係，2002年，中國首次成爲阿聯酋最大出口國。2003年，中國繼續保持對阿聯酋最大出口國地位，2003年中國商品佔阿聯酋全年進口份額的11.3%，達43.8億美元。玩具、電子電器產品、紡織品、服裝、鞋、食品……中國製造在21世紀初佔領了阿聯酋。

而同時，在21世紀初的那幾年，處在轉型階段的迪拜大力發展房地產業、旅遊業、金融業、港口轉口業務，爲了招商引資，在政策方面非常開放。

Linda回憶道，那段時間來迪拜的中國公司越來越多，“我當時在管委會銷售部，經常被拉去幫着翻譯如何註冊公司、解釋相關政策。”

除了中石油、中石化這樣的大型國企，私營貿易公司、小商品經營者也開始大規模進入迪拜。溫州、義烏等浙商是這股商流的主力。2000年後，福建等地的貿易商也蜂擁而入，經商的華人越來越多，相繼出現了中國商人聚集的建材城、鞋城、眼鏡城。

2004年，主要爲華人提供商鋪租賃的龍城建成，成爲迪拜華商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式事件。龍城容納了兩千多家華人商鋪，年貿易額達數百億美元，成爲中國商品在阿聯酋乃至整個中東非洲地區最大的集銷中心。華人從最初在迪拜河沿岸的木須巴扎市場擺攤設點，到在龍城擁有了一席之地。後來，龍城旁又修建了配套的生活住宅區 “國際城”，華人規模越來越大。

迪拜沒有工業，與中國在經濟結構上互補，2000年至2006年中國小商品在迪拜非常暢銷，阿聯酋人、伊拉克人、伊朗人甚至非洲人都跑到龍城進貨。有媒體曾採訪過當地華商，其透露當年利潤可對開，進價20人民幣的商品，能以批發價20迪拉姆出售，零售價更高，而當年的匯率高達2.3。

Linda形容那時爲“彎腰撿錢的年代”，“當時他們把國內的輕工業品批發過來，開個店，不要小看這些小店，每個月營業額都上千萬。我認識一個大姐就是擺地攤起家，也不懂英語，就是自己埋頭幹，後來開了外貿店、零售店、高檔餐廳、手機店，賺了不少錢。”

迪拜華人大多聚集在龍城，從事傳統貿易，一個店鋪，從老闆到工人，可能都來自同一個地方。圍繞龍城華人，又生出了餐飲、超市、房屋租賃等多種業態，如今在迪拜已集團化的溫州商超，就是2006年由溫州商人孫建省創立的，而它的起步就是一家小超市。

據不完全統計，2002年在阿聯酋長期居住的中國人約3萬人，其中從事商貿活動的約6000人，大部分聚集在迪拜。

滑落的十年，隱祕的新舊交替

2009年，一款叫《征服》的網頁遊戲橫掃中東。這款遊戲背後是一家來自中國福建的網絡遊戲公司，名叫網龍。同樣是這一年，大學畢業的毛一鳴來到了迪拜，進入了一家當地華人媒體公司，拿着2800迪拉姆的月工資，花1200迪拉姆租下一個牀位，和幾人合租，開始了他的迪拜生涯。

2009年的迪拜，還處在金融危機的餘波中，但這座鍍金的土豪之城依舊吸引着像毛一鳴這樣的中國年輕人。

中國與迪拜之間的商貿往來也依舊火熱。中國對阿聯酋的出口總額由2000年的20億美元劇增到2012年的295億美元。中國成爲傑貝阿里自貿區第一大貿易伙伴，貿易量從2000年的6億美元增長至2010年的90億美元，年均增長31.1%；2010年，傑貝阿里自貿區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額佔其進口總額近1/4。2012年，經濟觀察網給出了這樣一組數據：2005年僅有18家中國企業在迪拜註冊，2011年，這一數字飆升至2300家，6年間迪拜吸引的中國企業數量增長了超120倍。迪拜已經成爲中國公司在中東和非洲運營的中心樞紐。

那個時期，迪拜華人數量估計在10萬至15萬左右。而以《征服》與毛一鳴的登場爲標制，一場隱祕的新舊交替正在時代的洪流中上演。

2005年左右，在迪拜做傳統貿易的中國商人開始感到生意難做。有華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憶道，當時商品銷量還能與之前持平，但利潤急劇下降，一件商品只賺幾毛錢。再往後，不少華商的年貿易額只有巔峯時期的10%。

毛一鳴後來創立了面向阿聯酋華人的生活資訊類網站“迪拜人”，多年後與迪拜一位老華僑採訪了多名在迪拜生活多年的華人，共同完成了《迪拜華人簡史》這篇文章。

他在接受智象出海採訪時，談到傳統貿易在迪拜的式微：“其實2010年之後，傳統貿易已經開始走下坡路，2017年之後，就更不好做了。早期傳統貿易能做起來，是依靠迪拜轉口城市的優越地理位置，後來隨着互聯網普及，信息更透明，周邊國家的進貨商選擇網上採購或直接去中國採購，迪拜的轉口優勢就慢慢減弱了。而且除了迪拜，其他城市也建了很多類似龍城的商貿城，龍城的客流量被稀釋掉了。”

2009年，《經濟觀察報》寫了一篇報道——《溫商迪拜淪陷記》，記錄了溫商在迪拜炒房的始末。2000年，迪拜允許賣房給外國人，2005年左右，在傳統貿易漸漸無利可圖時，迪拜溫商將目光投向了迪拜房地產市場。迪拜2008年房價頂峯時，最高的比2004年漲了600%。有人靠炒房，年入兩三百萬元。國內溫商也聞風而上，前往迪拜炒房，迪拜房屋中介所也被溫商壟斷，一邊介紹別人買房，一邊自己炒。 2008年，經濟危機降臨，國際熱錢撤離，迪拜房市一下冷了下來，跌回2003年水平，溫商炒房也隨之落入冰點——這其實都是迪拜傳統華商轉型之殤的一個側寫。

2013年，毛一鳴曾幫助一家諮詢公司做調查，他採訪了30餘位從事貿易工作的華商和銷售，百分之百的受訪者認爲生意正在迅速下滑。

Linda告訴智象出海：“我15年前就在提醒那位大姐轉型線上，建網站，她當時年近60歲，比較老派，沒有及時轉型。她的外貿店一直不賺錢，只能勉強維持，後來全都關掉了，剩了一筆錢，離開迪拜，去清邁養老了。這就是一個時代更替的過程，跟我同一輩的傳統貿易商，他們輝煌過也賺到了錢，如今，屬於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2016年至2018年，在國內媒體的報道中，迪拜龍城的華商生意一年不如一年，急尋轉型之路。在《南方人物週刊》的一篇報道中，2016年，一名在迪拜龍城二期經營電子產品的年輕人，某一天只賣出了兩件商品，收入不過200迪拉姆，只夠付店員的薪水，每天要倒貼數千迪拉姆。

中阿關係始終是火熱的：2013年，“一帶一路”戰略提出；2018年7月1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到訪阿聯酋。時代的機遇仍存在於迪拜這片熱土上，只是已經悄然由傳統貿易滑向了互聯網。

2009年，網龍的《征服》吹響了先鋒號角，網龍之後，一大波中國遊戲公司進入中東，瓜分這片藍海。同樣是這一年，移動互聯網時代已悄然在中國降臨，在拼殺多年後，中國互聯網公司將其百經驗證的模式copy到全世界，2014年是中國的出海大年，兩年後，以執御爲首的跨境電商撬開中東的大門，在這片貧瘠的電商之土上，JollyChic、Shein、Fordeal等中國跨境電商平臺引入了在線購物與移動互聯網模式，教育着中東市場。僅2017年一年，執御營收就達50億元人民幣。直播、語聊平臺如7Nujoom、Bigo、Mico、Yalla等也都強勢進入中東，搶佔了發展先機。新一輪的“中國製造”全方位佔領了這片新興市場。

作爲迪拜華人生態的觀察者，毛一鳴告訴智象出海，2016年至2017年間，許多中國互聯網公司來中東考察，並在迪拜落地。新一輪與互聯網、高科技相關的風口，更多的玩家和玩法會來自國內，而不是由本地華人醞釀自發形成。

司君桀是2013年到迪拜的，在迪拜商會任職。他告訴智象出海，他剛到迪拜時，華人大都分佈在一些中低端行業，聚集在龍城或是國企外派。過去十年，迪拜華人數量年年增長，現在，幾乎可以在迪拜的任何一個行業和領域看到華人的身影，甚至在不少當地政府部門也能看到華人僱員。

隨着中國互聯網企業瞄準中東、將總部落在迪拜，像司君桀和毛一鳴這樣的年輕人越來越多，迪拜華人的生態構成在不經意間發生着變化。

Linda目前所在企業服務公司的創始人，是一名90後，學的是俄語專業，闖過格魯吉亞，曾在迪拜最大的銀行以及聯邦稅務局工作過，現在出來創業，做企業服務。

“我現在的客戶羣、工作團隊，思維模式、教育程度和做企業的性質，跟當年比都不一樣了。即便是做貿易，也是電子科技類、汽車類的貿易佔多數。”從Linda的視角，能夠清晰地縱深比較出迪拜華人的成分流動。

一批新鮮的血液，正在隨着時代的脈搏，湧向迪拜。

“迪拜又熱了”

2020年，司君桀回到深圳，任迪拜商會駐華首席代表。

“目前迪拜商會有18個國際辦事處，只有中國有3個辦事處，分別在深圳、上海和香港。深圳是新設的，因爲我們注意到中資企業對迪拜和中東的興趣。”司君桀告訴智象出海。

中東太“熱”了，迪拜太“熱”了——這應該是近幾年最大的觀感。2020年迪拜世博會、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將聚光燈打向中東。而卡塔爾世界盃賽場上，海信、vivo高調的廣告也在宣告着中國正在看向中東。

2016年，中國互聯網公司紛紛瞄準中東這片藍海，這種進程似乎被2020年新冠疫情所打斷，疫情期間，迪拜也流失了一部分做傳統貿易和旅遊業的華人。但事實上，商流從未中斷。尤其是2022年底至2023年初，熱度又在回升。

2023年開年，“迪拜熱”就撲面而來。中國的GP們奔赴中東找錢，迪拜是他們繞不過的一站。全球熱錢湧入迪拜、實力強大的主權基金，無一不吸引着這些飢渴的GP們。

而自2020年中印邊境衝突後，印度對中國APP、智能手機等領域封堵圍困，營商環境極不穩定，也驅使中國企業看向別的市場。與已趨成熟的東南亞市場相比，中東市場更具想象力。

“很多公司前些年只是將阿聯酋作爲佈局的一部分，掙不掙錢無所謂，中東地區就像是最不受待見的孩子，現在反倒成爲最後的一個基地了。”Linda所在的TXTK企業服務公司，爲企業提供公司註冊、銀行財稅管理、人力資源、本地化市場推廣等服務，今年以來，她所接觸到的中資企業明顯增多，“5月以後每天都有大量諮詢，有的直接就落地了。以前我們要很努力的去做PR marketing，現在找上門的多了。”

司君桀處於一線，感觸更加明顯，他告訴智象出海，今年除了頭部企業，中小企業也開始選擇出海中東，“尤其是珠三角地區的一些製造型企業和硬件設備企業，他們以前依賴貿易商或跨境電商來做貿易渠道，現在開始選擇走出去。”

去中東的考察團也越來越多。司君桀說，迪拜總部基本上每週都會接待考察團，而且與疫情前不同的是，之前是業務負責人出訪，現在都是行業頭部企業的CEO或是董事長參與出訪。

“之前我們接待的企業，談起來比較虛，沒有一個具體的合作方向，今年明顯感覺到，大家都非常飢餓地在找機會，一方面探尋落地可能，另一方面也會在迪拜和阿聯酋尋找投資人機會。他們提出的問題也變得更加務實，譬如註冊成本是多少、合作伙伴模式應該是什麼樣、針對我的商業模式應該如何開展本地業務，等等。”司君桀告訴智象出海。

今年前4個月，迪拜商會接待的訪團數量遠超前3年總和。目前，註冊在迪拜商會的中資企業已超6000家，而今年前4個月註冊的中資企業數量遠超去年同期40%。

在新一輪熱度下，迪拜活躍着各種新的華人角色。

Lee是在2019年來到迪拜的，幫家族經營薰香生意，但他對傳統貿易不感興趣，2021年，看到TikTok在迪拜的熱度，他搭上互聯網的列車，投身MCN行業。

國內MCN行業已經很卷，不少MCN公司將目光投向中東，2020年開始籌備，2022年下半年湧入迪拜。但很少像Lee做得這樣重。

他投資修建了一個直播基地，租下了兩間辦公場所，共投入了六七百萬人民幣。

“夏天直播基地最高峯的水電費達到一個月4000迪拉姆，也就是8000人民幣，一個直播機的網絡費一個月就得2000迪拉姆，4000人民幣在國內應該是一年的網費。員工工資要高於國內3-4倍。”迪拜的成本很高，但Lee仍覺得這片市場充滿機遇，“國外沒有經歷過抖音的迅猛發展，不知道TikTok未來的走勢，但我們是知道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我們盈利很久了。”Lee告訴智象出海。他的團隊人數最多時達到100多人，高層除了他以外全是阿拉伯人，本地化程度很深。

迪拜MCN市場還處於初始階段，Lee剛開始做時，等於是從零去創造主播、教育行業，這中間需要耗費極大的成本，比如主播頻繁跳槽，打官司如何打？這些都沒有法律條文的明確規定。他希望國內的從業者能夠加入到這個市場中來，大家共同把蛋糕做大，明晰市場規則，讓行業能良性發展。

Bruce在2020年來到迪拜，在某頭部手機企業負責銷售業務。2010年前，在中東最受歡迎的是中國山寨機，那也屬於傳統貿易的一部分。如今，市場環境已然發生轉變，華爲HONOR、小米、OPPO、vivo等手機品牌紛紛進入中東，它們以迪拜爲橋頭堡，希望將在印度、東南亞的品牌效應溢出至中東地區。

“2020年到現在，都還在一個探索期。”Bruce說。他還會在迪拜繼續待下去。

Linda在最近的朋友圈中，分享了一則見聞：她在Dubai Hills Mall看到了森馬旗下童裝品牌balabala的門店，她寫道：希望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品牌進入迪拜。

Linda在1999年選擇到迪拜，其實是爲了曲線救國，最終想要去歐美，但一轉眼也24年過去了，她已成了老迪拜人。她經歷了傳統商人崛起的階段，也見證着中國企業在迪拜乃至中東的擴張，“有一段時間，迪拜最高樓哈利法塔的燈光秀，都是中國企業在打廣告。”

司君桀說：“過去大部分華人是被外派到迪拜，現在，很多華人不管自己來的第一份工作是什麼，都選擇繼續留在迪拜，作爲自己接下來人生或者職業發展的一個方向。”

2020年年中，迪拜出臺新政策，只要存款200萬迪拉姆2年以上，可申請10年黃金簽證。迪拜還建立了中國小學，能夠讓中國小孩從小學到初中都接受國內學制，是目前唯一在海外設置中國學制的學校……這一切都吸引着新一代華人，奔向迪拜。他們的加入，使迪拜華人的身份更加多元化，除了傳統商人，他們還是媒體人、互聯網創業者、科研人員、企業員工……

毛一鳴在迪拜生活了14年，他喜歡迪拜的多元化，但迪拜很難給人歸屬感，“它沒有移民政策，也就是說無論你在迪拜待多久，都不可能成爲它的公民，最終一定是要離開的。它就是一個很流動的城市。”

“但迪拜或許會繼續熱下去。”司君桀說。

新一代迪拜華人的故事纔剛剛開始。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智象出海”（ID:zxchuhai），作者：王瑋，36氪經授權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