缙云丨赵晓梦：明轩记

明轩记

文/赵晓梦

我一直在想，已经远去的民国到底有啥风情让人迷恋？是油纸伞、青石板上丁香一样惆怅的雨巷？是长亭外、古道边问君此去几时来的才子佳人？还是颠沛流离中无问西东静坐听雨的大师与莘莘学子？抑或被阻隔在天之涯、地之角喟叹今宵别梦寒的长衫旗袍？是，或者又不全是。

直到站在安仁明轩公馆那长方形天井下仰望天空的那一刻，我忽然发现，对一个时代的追忆，不仅仅是作家阿来所说的“以文记流年”，也不仅仅是跨越山海的怀旧与销魂，而是这些承载历史基因、引领时代潮流的老公馆，并且也只有这些属于民国的经典建筑才能留存民国特有的记忆与人文习俗，让每一个踏进门槛的人莫不低头抚摸旧时物语。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此前的很多年里，或者说我到成都的这20多年里，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曾无数次走进安仁镇，也曾无数次在比明轩公馆排面更大、院落更深的各个公馆里进出，但能生发出这样的感慨和明悟，却是在这个只有400余平方米的建筑里。那是一个初冬的下午，重新改造后的明轩公馆还没有正式营业，因为一缕阳光的引导，我拐进了这座位于树人街上的公馆。

比起刘氏庄园那些独门独户的公馆不同，从树人街上看过去，要不是门楣上黑底白字的明轩牌匾提示，还以为和旁边的店铺一样，瓦屋木房，斑驳门窗，没啥特别。但一走进这座三进两院落的老公馆，你就会发现里面别有洞天。

掩藏在朴素木门后的是中轴线走廊，将前院分隔为左右两个狭小的小院。据说以前走廊两边摆满了上千册书籍，现在是一排长长的民国风情花玻彩窗走廊，在灯光和木质门框的切割下，宛如光之门，也如时间长廊，穿越其中，就与现实的喧嚣隔离，进到民国月白风清的部分。触目所及，除了民国标志性的玻璃画风，斑驳的书柜、复古的家具、陈旧的青灰地砖以及天井院落、花台轩窗、斗拱亮瓦，交错的时代光影，仿佛时间倒流回到了民国时期。每走一步，属于民国的带入感就进一步。

越往里走，越能体会欧阳修为何喜欢庭院深深深几许。一进长廊之后是天井，因为公馆两边紧邻别人的房屋，所以这里的天井不是刘文彩庄园里随处可见的四方天井，但再局促的空间，天井作为深深庭院的标配却是不能少的。这个连接一进长廊和二进后院的过渡天井，是长方形的，一块砖或者一本书在屋顶的天空中开出的长方形。尽管天空蓝得空无一物，但谁能保证在过去的岁月里，站在这里仰望的人不曾见过大雁、飞机、雨滴、闪电、月光和乌云？

二门门额上刻有“居仁由义”四字，字是厚朴的隶书体，没有落款，无从考证是何人所题，导游说这体现了主人“忠、礼、仁、义”的传统伦理观念。这里恰好是最有意思的地方。稍有文化的人都知道，“居仁由义”这个成语汉语出自《孟子·尽心上》：“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居仁由义吾之素，处顺安时理则然。”意思是内心存仁，行事循义。如果仔细考察《孟子·尽心上》完整所载，居仁由义，孟子更强调正义，养浩然正气，正义是安身立命的前提。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先来说说“公馆”。按照《礼·杂记上》所载，“公馆，君之舍也。”一指离宫别馆；二指宫室；三指公家馆舍；四指住所；五指诸侯宫室或离宫别馆；六指仕宦寓所或公家馆舍；七指官僚富人的住宅。古时能够称之为公馆的，唯有王侯将相的离宫别馆。直到近代，公馆一词才延伸至官宦富家的住所。中国近代的公馆建筑，起源于19世纪末的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全盛。彼时，政商界的名流在因缘际会下涌入申城，兴建了形形色色的洋房公馆。民国时期，不少地区的贵胄大商之家宅，莫不以公馆为名。比如上海有名的杜公馆（杜月笙）、白公馆（白崇禧）、黄公馆（黄金荣）。公馆代表着中国的高端建筑形式、前沿居住模式、情怀生活方式，也聚集着中国当时的精英人群。何况中西合璧的风格，建筑本身就是一段民国故事。

自然而然，这股建筑的民国风很快就刮到了成都平原上的安仁小镇。这座始建于唐朝的古镇，之所以成为今天中国唯一以文博立镇的“中国博物馆小镇”，与清初时由安徽徽州移民入川的刘氏密不可分。刘氏一族，经过乾隆年间的兴盛后，终在民国初年崛起。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安仁刘氏所出的县团级以上军政官员有近50人。“三军九旅十八团，营长连长数不清”，说的就是当时刘氏家族的盛况。安仁刘氏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一个是大地主刘文彩，一个是国民革命军24军军长刘文辉，一个是21军军长刘湘。

正是有他们带头，安仁才有了数量庞大的公馆群。从民国十五年起，刘湘及其弟刘成章、刘自强会同一些乡绅在安仁古镇修建公馆、宅院、花园和街房等，建成新街一条，取名中心街。民国二十七年起，以刘文彩为首的刘氏兄弟和一些地主豪绅，在安仁古镇同庆茶楼附近修建公馆、宅院、洋楼和街房等，建成新街一条，取名维星街。毫无疑问，公馆就是他们身份地位的建筑确认。

彼时，安仁镇上的建筑，原本是典型的川西民居。这种看上去乡土气息浓郁的民居，虽不同于北京之贵、西北之硬、岭南之富、江南之秀，但朴素淡雅，既讲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环境观，也体现在住宅布局中的开敞自由，其基本组合单位是“院”，即由一正两厢一下房组成的“四合头”房，四川人称之为“院子”。于是乎，在辽阔的川西坝子上，只要有一簇竹林的地方就有一个院子，这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开敞通透的住宅，无论青砖瓦房还是茅草房，既是老百姓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是鸡犬相闻的人间烟火，院里院外都是自然的一部分。

但作为贵胄的公馆却与普通的民居不一样。虽然这些公馆以中西结合为主，既继承了川西民居的建筑形式，又借鉴了西方的建筑手法，整体看上去庄重典雅又朴实飘逸，但无一例外的围墙拉开了与院子的距离。作为公馆标配的围墙，将中西合璧的建筑围得严严实实，既阻隔了自然界的“穿堂风”，也阻隔了世俗生活的烟火气息。公馆里的人和事虽然在高墙里隐身，但也拉开了与大自然对话的距离，所以那些深深庭院中的闺怨中人，既无计把春留住，也“泪眼问花花不语”，唯有叹息“乱红飞过秋千去”。但在男权主义的社会里，正是这一道围墙的距离，才能凸显他们社会上层人士的身份、地位、权利、财富和荣耀。

正是如此，也就不难理解眼前这个公馆的主人，也就是叫高明轩的一个上校处长为何要修建这个公馆了。前面说过，安仁民国时期所出的县团级以上军政官员有近50人，这其中就包括高明轩。公开资料能找到他的介绍并不多，只知道他是大邑县安仁镇革新村人，生于1901年，死于1949年，这座公馆是他1945年开始兴建至1947年建成。曾任四川雷马屏城屯殖司令部上校军需处长、四川盐源县白盐井场长。其兄高泽涵，曾任24军62团团长。也就是说，兄弟二人都曾在刘文辉手下当兵，而且都是上校军衔，看上去算得上“达官贵人”了。但在有“三军九旅十八团，营长连长数不完”之说的安仁来说，这就如同公馆没有独立而居的门面一样，算不得高门大户。历史上安仁公馆曾多达56座，如今仅存27座，高明轩公馆是其中最“袖珍”的一座，占地面积591平方米，建筑面积445平方米，房屋18间。这在以建筑彰显身份地位的时代，倒也符合其上校处长的身份。

据说这条街上同样是上校军需处长的陈月生当初修建公馆时，准备将公馆修建为高层“小洋楼”，有人善意地提醒他，你在24军升官发财，楼房高于隔壁刘元瑄（曾任24军中将副军长、代军长）公馆房屋，楼高压人，有悖于风俗情理。陈月生认为言之有理，便马上改建为砖木结构、小青瓦屋面的二层房屋。不过这位主要靠贩卖鸦片发财的上校军需处长的公馆，比同样是上校军需处长的高明轩公馆大了6倍多，占地面积3875平方米，建筑面积1513平方米，房屋40间。如此说来，在那个内忧外患，战乱频仍，枭雄辈出的年代，高明轩能以“居仁由义”告诫勉励自己，倒也难得。

穿过“居仁由义”是一个长方形的过厅，从布局看应该是以前主人的厨房和饭厅，现在厨房和饭厅的功能仍然保留，但却改造成集文创展览、咖啡和会议于一体的多功能厅。出了过厅就是一个巨大的庭院，右边是一排平房，左边是砖木结构一楼一底小洋楼。庭院南面砌花台，垒石山，南北两角各有一棵树，正在打吊针的是李子树，或许是上了年纪，两根枝干已经截去，要不是其中一根上生出几根细枝刺向天空，还以为它已作古；另一棵桂花树却长得枝繁叶茂。据说李子树与桂花树在同一个院子里，寓意“你很珍贵”，就是不知当初是珍贵正房还是珍贵小妾。但一高一低站立的两棵树，恰到好处地装饰着庭院的天空，使得园内看上去花木扶疏、环境幽静，看书或喝下午茶，都会让人情不自禁。这种关起门来亲近自然的建筑努力还没完，顺着楼脚再往里走，还有一个三合院，以前是主人的居住区，现在是三间客房，花园中间也有一棵树和花草，撑着华盖的柚子树，高过屋檐高过围墙，尽管柚子还和树叶一样绿油油的，但墙外高大的水杉已黄中透红，和着斑驳阳光，越发清幽，想必晚上将会有一场月光下绵长的梦境等待。

建筑就是这么奇妙。从别无二致的临街大门进来，穿过狭长的前厅、天井和过厅，然后是一个开阔的庭院套着一个清幽的后院，好一个中西结合的封闭式院落，不仅把高墙深宅、青瓦飞檐的深深深几许演绎得绵延奢靡，也把主人的心智体现得淋漓尽致。在那个动乱与硝烟弥漫的年代，这样的建筑布局，既体现了财不外露的中庸之道，也体现了民国士绅们骨子里对宁静与豁达的执著追求。一条长长的走廊连着天井与过厅，仿佛一个巨大的容器或者一把刷子，把俗世的风尘、喧嚣与离乱全部洗却，然后进入到属于自己的庭院后院的安宁与自在。

从长时间远距离来看，整个民国的士绅们，又何尝不是想洗去铅华关起门来独享安宁与自在？这份安宁与自在，在时局动荡不安的民国，犹如院子里的两棵树“你很珍贵”。如今70多年过去，时代早已沧桑巨变，小镇安仁也早已时过境迁，和中国面貌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深刻变化，但那些散落在安仁街巷里、改造或没有改造的公馆，让你每一次走进，都会感叹：幸好有这座房子，留存了那个时代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