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我”詩寫與精神原鄉

——試讀朱傳富詩集《支撐》有感

文/張遠倫

作者朱傳富是一位骨子裏熱愛詩歌,以詩歌爲聖物的詩人,他對詩歌敬畏,對藝術和美有自己執着的追求。他提倡“寫作時,努力把自己擺進去,寫日常生活,寫自己的經歷”。這正是新的詩歌美學發展潮流的重要方面。我把這種注重個人生命體驗,並以此寫出人生哲學的寫法稱爲“涉我”詩寫。

其實當下寫作現場很多詩人都自稱爲“先鋒”詩人,我看來有兩種分流:一是學院式先鋒,二是世俗式先鋒。有的偏向於對西方現代詩歌美學的借鑑和承襲,以體現其現代性,有的偏向於日常化生活碎片的寫作實踐,強調生命在場。我認爲無論哪種寫法,只要是在一段時間內引領了詩歌美學潮流,或者即將引領某種詩歌美學潮流的寫作,就可以稱爲“先鋒”。所謂“先鋒”就是潮頭處境和領先狀態,是先行者(先行理念的踐行者)。

從這個意義上講,作者雖然自認爲不是幾次詩歌新浪潮的參與者,只是他沒有在那些時候進行創作和發聲,並不意味着他的寫作理念和手法是落後的。相反,他是先行理念的踐行者。是“涉我”寫作的推崇者,是用生命主體的真切體驗寫詩的人,是寫真詩的人,是有生活底子的詩人,是有根的詩人,是有“支撐”的詩人。

首先詩人在詩中向我們呈現了血脈相連的精神原鄉。親情的河流之上流淌着詩歌,詩人控制着這深情的河流,用低聲部的語調駕馭着高聲部的內心呼嘯,進以抵達深邃,獲得穿透感和鏤刻感。

詩人來自重慶墊江,遠離故鄉,多年後重新審視和回望,會獲得更多的關於生命成長和鄉愁記憶的深刻感悟。如果說故鄉孕育了生命形式的孩子,那麼多年後,故鄉就孕育了精神形式的詩人。從一個孩子到詩人,其中幾十年的時間淬鍊,會讓詩人抒寫時多了許多感喟和思考,自然就會增加詩歌的深刻性和凝重感。詩人和故鄉的距離,更利於詩人打量和迴護故鄉,並在語言中重現和重塑故鄉。

於是,詩人要從《欲歸》的黃葛樹寫起,從生長這些標誌性樹木的“慄樹場”寫起,寫到祖先和父母,寫到自己落葉歸根的心理。“詩人的天職是還鄉”,這近乎一個被證明了的真理。可以說,還鄉是詩人真正的“宿命”。詩人兜兜轉轉,其實無非是圍繞着自己精神上的故鄉旋轉,以故鄉爲圓心,爲出發點,和歸宿。

在詩人的《家鄉》中:“河水安靜,我能遊個來回/中間塗抹成片的田野。”這是極其放鬆而自由的生命體驗,是不可再得不可複製的體驗,又是深入骨髓的一生念想和追求。詩人的家鄉很唯美,比如在《磨灘》:“真懷疑是天上的星星/夭折,墜落人間/砸成這一個個謎語。”家鄉很溫馨,比如在《田坎》:“小巢菜開着夢幻般的藍花/青蛙與飛蟲通常相安無事……父親的目光分成兩半/一半在幹活,一半在我身上。”家鄉很放鬆,比如在《鄉音》裏:“冬夜,蟲兒噤聲,我早已習慣/枕着父親的咳嗽安然入睡”。

於是,詩人有了寫作上“黃葛樹”一般強大的根系,有了生生不息的語言的河流。對詩人的人生和寫作而言,這些意味着有了搭建現實生活和理想生活中共同的“支撐”。就像我的一切都有了庇護和推舉,誠如《支撐》中所寫:“這讓我想起父親張開的雙臂/護着我第一次攀爬梯子/我的每一次晃動/把他像木偶一樣牽扯和擺佈/當我費力登上每步梯子/他總是表現喜出望外的神情。”是的,父親是詩人的支撐,故鄉是詩歌的支撐,這樣詩人才得以行穩致遠,詩歌得以豐沛綿延。

詩人離開故鄉多年,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城鄉二元之間,必然要經過心理上的二者融匯和身體上的兩端連接,這個過程漫長而辛苦,幸福而溫暖。爲此,詩人從精神原鄉出發,而又在靈魂裏攜帶着一個原鄉,抵達陌生的都市。詩人不僅在逐漸消隱的故鄉尋找到詩的存在,還在棲身的都市找到詩的現場。詩人將光芒般的原鄉移動到更闊大更具有現代性的場域。這是故鄉和故城,老家和老街互相之間詩意的位移,情感的對接,思想的置換,從而爲詩人拓展了更大的可能性空間。

詩人的寫作是以“我”爲主的,是個人化經驗的普遍性表達,是私密性生活的敞開性呈現,是“我”的語言符號化,是“我”的永續性存儲,“我”在移動,在變幻,那麼詩歌的發生地和發生時間都在變化,時空必然要拉開,才得以體現詩人的豐富和詩歌的豐裕。詩人來到了城市,花了很多年,完全融合,其中產生了許多個人化體驗,詩人把它們變成了詩句。

在人生的下半場,詩人的生活中多了許多規則和理性,這和故鄉的自由自在相比,顯然是天差地別,然而這又在詩人的行走中多了許多“愛”和“善”。規則其實是另一個層面上的“勸善”,需要人們用“理性”來對待,其中仍然能寫出詩人柔軟的內心。比如在《行車記》中,詩人感慨城市“路窄、堵車、太費神/卻放不下步步驚心的城市生活……這樣的生活過了多久,讓我/成爲一個左顧右盼的人,成爲這個城市拔不掉的堵點之一。”詩句機智,透出無奈和對自己的調侃,但我更多地讀出了詩人內心的“善”,這是在繁忙擁擠的都市中需要保持的生命底色。

於是,詩人繼續在下半場行走,無論是《單向行走》還是《反向行走》都是爲了精神的抵達。“其實我一生都在逃避/有意或無心,漏掉重要的人和事/只有越來越沉甸甸的步履實誠。”其實詩人在生命的“單行道”上註定要遺漏很多,但是“步履實誠”不僅是行走的樣子,也是接近目的時的樣子,更坦然,更從容,並且能加速,“像身旁的高鐵,拖拽盛年絕塵而去。”而偶爾走向自己的“反面”,“無關對與錯,只是/與真實挨近那麼一小步”,這樣的反着走,也是抵達,抵達的是人生和詩歌中的“真”。

不過,無論怎麼行走,詩人都是帶着光芒的人。從家鄉帶來的光,也能在城市閃動。在《街頭》,詩人“有時淹沒在車燈的汪洋/看起來,比螢火蟲的光亮/還要微弱一些/還要把燈火認作繁星/點綴日漸貧乏的盛年生活。”不過,行走的過程無論怎麼《匆匆》,“隔着一節輕軌車廂”,也能有“暖流如閃電”,雖然行走中免不了惆悵,但是也有美好值得回味。

在都市生活中,詩人更多地思考了命運,將自己置身於更遼闊的敘寫背景中。詩人自述爲:關注“小我”,關注“小我”與自然、社會的關係,關注生活經驗的植入,儘量讓詩歌顯得接地氣。這種“我”其實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的“小我”,而是一種詩歌美學意義上的書寫策略,是爲了讓詩歌不“小我”,更具有共情力和普遍性,從個人經驗中提煉出讀者的需要,把自我和他者融入一起,從詩歌接受美學的層面達到好的效果。並且,“我”與社會緊密相連,小人物和大時代渾然一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時代在前行,個體在成長,“我”在詩寫中得以修煉和完善。

編輯:朱陽夏    責編:陳泰湧    審覈:馮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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