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新华日报

“龙宝宝”扎堆报到,有医院新生儿数量同比增长30% ——

走出生育低谷,还需多方发力

□ 本报记者 仲崇山 陈娴

王梦然 杨昉

新春佳节刚过,全省多地医院产科传出消息:春节期间,新生儿数量远超往年同期,“龙宝宝”扎堆报到。今年我省新出生人口会不会出现小高峰?面对近年日益减少的新生儿数量,我省采取了哪些鼓励生育的措施?提高人们生育意愿还需做哪些“加法”?

多地医院新生儿增长明显

龙通常被认为是吉祥、富贵、平安的象征,龙年生的宝宝被赋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等美好寓意。

跨年钟声刚过,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首位“龙宝宝”出生。随后几天,每天都有一二十位“龙宝宝”诞生,尤其是大年初六这天,一下子有40位宝宝相继降生,其中还有3对龙凤胎。据统计,从大年初一至正月十一下午3点20分,该院共有144名新生儿降生。产科护士长李欣高兴地说:“年初六那天,产房非常热闹,‘龙宝宝’一个接一个地来报到,大家开玩笑说,一天凑齐了幼儿园一个班!”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主任王维俊介绍,为了迎接新生命,医院特别在产房做了节日装饰,挂起了红灯笼、贴上了福字,营造出喜庆又温馨的氛围,让每一位妈妈都能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以最好的心情迎接宝宝的到来。产科61位医生、助产士以及护士,不敢丝毫懈怠,共同守护每位产妇和新生儿的安全健康。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也频频传出好消息:自大年初一至正月十二下午4点,该院共迎来332名新生儿降生,新生儿数量同比增加30%,其中双胞胎10对。医生们每天查房、开医嘱、产检、制定分娩方案等,产科特需病区副主任江静颖介绍:“春节期间,因为孕产妇‘爆满’,我连续上了6天班,真的是‘热辣开工’。”

据了解,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从正月初一到初八,共有410个“龙宝宝”出生,其中男婴217名、女婴193名,有9对双胞胎“龙宝宝”。医护人员说好久没看到短时间内这么多宝宝出生,大家都十分开心。“龙宝宝”们纷纷亮相闹新春,为家人们送上了最甜蜜的新年礼物。

积极营造生育友好环境

历史上,江苏是传统人口大省,但是近年来全省的人口生育率一直低于国内平均水平。2023年3月,江苏省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全年人口出生率仅5.23‰,人口死亡率7.04‰,人口自然增长率-1.81‰。2021年,江苏人口出生率为5.65‰,人口死亡率为6.7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2‰。

相关人口专家告诉记者,从2016年起江苏人口出生数量开始呈持续小幅下降态势,但当时新出生人口数量仍保持在70万人以上,到2019年下降为68万人,2020年和2021年出生人数则连续跌破60万人和50万人,2022年也跌破50万人。按此速度估算,2023年全省新出生人口数量可能只有40万人左右。

专家表示,与全国整体水平相比,江苏人口少子化、老龄化程度更深。与同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的广东省相比,江苏劳动人口平均年龄高出约2岁。少子化、老龄化带来的人口数量结构变化,会加剧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后续社会劳动力不足等问题也日益严重,需引起社会高度重视。

如何提高年轻人生育意愿、减轻生育负担?近年来,江苏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完善国家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积极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比如,把产妇产假延长至158天,并设立父母育儿假10天。在全国率先建立生育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对女职工产假期间企业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三孩的分别给予50%、80%的补贴。江苏还率先出台《江苏省就业促进条例》,保障女职工就业合法权益;加强税收和住房支持,落实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省内多个城市还出台了与家庭生育子女数相关的住房优惠政策。

王维俊认为,提供更完善的医疗保障是鼓励生育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有生产意外经历的产妇,医院应该提供预防处理方法,逐步缓解她们对再次生育的恐惧。同时,医院要做好生育前咨询服务,开设多学科专家门诊、产后康复门诊、产后保健门诊等,以更好地服务妈妈们。“从门诊接诊情况来看,80后、90后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还是比较强烈的。”她强调,鼓励人们多生育,必须提前做好规划和加强人才培养,支持产科医生的职业发展,做好产科人才储备。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顾颖提到,提高群众生育率不仅需要医院的专业服务,还需要家庭和社会、政府多方面的配合,包括托儿服务、经济保障、教育资源等,共同构建一个更为友好的生育环境。

提高生育意愿需协同发力

“龙宝宝”竞相来报到,今年会是生育高峰年吗?省社科院社会学所人口经济学博士张春龙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人们的生活观念和行为模式有着深远影响,“坊间认为,龙是吉祥、富贵的象征,许多家庭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出生在龙年,认为这能给孩子带来好运气和成功的人生。因此,有较多家庭希望生出一个‘龙宝宝’,今年有可能会出现生育小高峰。”

“但生育意愿的增强不能单纯指望这类‘小高峰’,还应该考虑各种社会、经济、政策因素的综合作用来采取措施,以达到平衡人口增长的长远效果。”张春龙建议,提高年轻人的生育信心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发力。除了经济因素外,还需考虑其他的综合因素,这涉及社会文化、个人价值观念等诸多层面,比如减轻工作环境压力、强化性别平等观念、推动生活品质追求等。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创造有利于提高生育意愿的环境。

张春龙还认为,有效的干预和引导包括,首先,实施全面的家庭政策,结合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政策,创建一个全面支持家庭的政策框架,强化家庭支持网络。其次,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等,增强社会对生育友好政策的认知度,引导人们对于家庭建设的正面思考。

“制度和文化是影响人类生育甚至决定人类生育意愿和行为的重要因素。”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介绍,过去几十年里,南欧和东亚一些国家生育力持续下降。这些国家曾经做过非常多的努力刺激生育,比如政府补贴生育、延长夫妻产假等,但由于国情不同,这些方法在中国不一定会立竿见影。他认为,中国人传统上以多子多福为荣、讲究天伦之乐,把生小孩多作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这些传统不能丢;鼓励国内年轻人生育应多从制度、传统文化等方面引导。

南京大学商学院人口研究所副教授曲兆鹏分析,生育成本、生育观念、初婚年龄等都会影响生育率。如江苏女性平均初婚年龄2000年为23.22岁、2010年为23.76岁、2020年为29.66岁、2023年为30.75岁,生育也同步延后。生育率下降在欧洲多国也非常明显。“上世纪90年代开始,欧洲各国就开始寻求应对生育率下滑的方法。”曲兆鹏介绍,法国在资金补贴、假期、儿童看护和帮助妇女就业等方面出台了激励政策;德国也从财政补贴、育儿时间和基础设施三方面出台鼓励生育政策。

曲兆鹏认为,政府还有必要从促进流动人口融合的角度出发,制定和完善各级各类政策。“我国的户籍改革进入加速阶段,但户籍制度的社会福利功能并未完全消失,居住证与本地居民所享有的社会福利和权利仍然存在一定差异。”曲兆鹏建议,全面放宽落户限制,落实以居住为核心的常住人口制度,完全取消与户籍挂钩的就业、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基本权利差异,彻底消除流动人口融入本地的制度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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