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像一条游龙，东西横跨一万多里，雄踞在北方辽阔的草原和千万亩耕地之间。虽然早已变成历史的文化遗迹，但它是中华民族骄傲和自豪的象征，历朝历代沿用了两千多年。到了清朝康熙的时候，长城终于废弃了。那么，康熙皇帝为什么要废除长城呢？

当秦始皇吞并六国，席卷天下的时候，他的宿敌匈奴正在纵横在北方辽阔的草原上。早在战国时期，匈奴铁骑不断掠夺内地，地处北方的赵、燕、秦深受其害，于是便修筑长城以自卫。

秦统一天下后，以三国古长城连为一体，西至临洮，东至辽东，修筑了一万余里的土石防御工程。其主观意图是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但长城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军事用途。

长城之外，从西北，经过北方，到东北的西部，简称“三北”，是万里辽阔的草原，被游牧民族占据。长城的建立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分离，于是在古人的认识中形成了“内外”这一新的政治地理概念。正如《后汉书》所说:“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秦朝修建的长城，就像自然界的山川河流一样，是国内外民族和文化的分界线。从此，历代官方乃至民间所指的“内外”，都以长城为界。

后汉书（中华国学文库·全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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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的建立，逐渐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概念认识的巨大变化。早在西周时期就使用了“中国”这一名称，但它与中国的当代的名称完全不同。西周的“中国”是指西周王室居住在各部落、各诸侯的中心地区，即以天下为中心的国家，推而广之，所有沿袭周朝礼法的诸侯国统称为“中国”，其中既包括血缘亲属，也包括不同地区不相关的政治文化统一，但最根本的内涵仍以文化异同来区分。

秦与六国合并，废分封制，设郡。整个国家被统一在中央政府之下，不论地域和文化的异同，所有的郡县都在“中国”的版图之内。长城的出现，改写了中国旧有的政治地理和国家疆域概念，将所辖北方领土推到了长城脚下，意味着秦朝的中国突破了以往狭小的范围，疆域空前扩大，人们对中国的认识也逐渐扩大。

《汉书•西域传》中写道:“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这段话形象地概括了长城建成后人们对“中国”的新认识。“界中国”是指长城是“中国的边界”，是指中华民族与长城以外游牧、渔猎民族地区的分界线，而不是国界。

历代修长城，但“大一统”受阻。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了中国“大一统”的崭新局面，是商周以来划时代的大变革。“大一统”是指以一统为最大的政治主张，最初是儒家的主张。

孔子写《春秋》，意在尊纣王，反对民族分裂，维护一个政权，一个统治者统治全国，这就是“大一统”的本义。秦修建长城时，把“大一统”延伸到了长城脚下。

汉代以后的历代王朝能否突破秦朝的局限，发展壮大塞外“大一统”，取决于塞外“三北”地区的游牧民族能否真正统一。历代王朝所谓的“外患”“边患”几乎无一例外都出自这里，在二十四史中留下了无数的记载。

秦朝到清初的两千年间，生活在“三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非常活跃，匈奴、乌桓、鲜卑、史、羌、党项、回纥、高句丽、突厥、蒙古、契丹、女真、满洲等，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频繁地进攻中央王朝。因此，历代王朝继承秦制，反复修筑长城，以作为国家安全的保障。

比较历朝历代长城的修建规模，明朝无疑是最大的。从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修建山海关开始，长城在明朝持续修建了250多年，直到崇祯皇帝去世。工程之浩大，建筑之完整，长城之长，都是中国历史上之最。

历代修长城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边患”，也无法阻止游牧民族的铁骑，反而严重阻碍了国家“大一统”的进一步发展。让“三北”少数民族远离长城，并不能真正行使国家管辖权，只是定期朝贡，实际上只是维持表面上的团结。当中央王朝衰弱，或者某个游牧民族变得强大，原来松散的政治隶属关系就会被打破，冲突或战争就不可避免。

清朝以前，“三北”的民族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大一统”一直徘徊在长城一线。

表面上看，清朝以前各朝代国家的“大一统”被长城阻隔，实际上是传统狭隘的民族观念制约了人们的思维。这种从“内中国外夷狄”之分到“天下一家”的打破，始于清朝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登基时，除台湾省外，中国大陆再次统一。台湾省纳入版图，清朝统一全国就完成了。清朝的“大一统”能否巩固，尤其是能否进一步发展，取决于“三北”游牧民族的走向和清朝采取的政策，如何看待长城是另一个关键。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朝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部边界，“三北”之一的东北从此稳定。二十九年，以噶尔丹为首的准噶尔分裂势力公开发动战争，入侵内外，蒙古，直接威胁京师。

康熙皇帝毅然决然地御驾亲征，很快就挡住了噶尔丹的攻势。次年，康熙帝率诸王、贝勒、大臣到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聚集内外，蒙古“会盟”，为外，蒙古的喀尔喀蒙古诸部落划定边界、制定法律、编盟旗，使之归清朝管辖，从而实现了北方乃至西北地区的空前统一。蒙古问题被宣布解决。

就在这次“会盟”后，有大臣看到长城年久失修，建议拨款修缮。康熙皇帝继承了皇太极和顺治皇帝提出的“满汉一家”的民族思想，进而发展为“视中外为一家”的“大一统”思想。他发现长城的存在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尤其不利于与“三北”游牧民族的政治融合，于是否定了修建长城的建议，说了一句影响深远的话: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法养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养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也”(《清圣祖实录》)

康熙皇帝总结历代修筑长城的历史教训，悟出了一个治国的大道理:长城再坚固，也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唯有“养好”人民，让人民幸福，才是治国的根本，边境才会稳固，安全，这就是“众志成城”的意义。

康熙帝在决定弃长城的时候，实际上拆除了隔离广大汉人和“三北”少数民族的路墙，不再有内外之分，很快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康熙帝废除土石工程长城，倡导建设“众志成城”的思想长城，是“大一统”理论的划时代突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