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三年初，随着“咔嚓”一声响，随着郑成功帐下大将苏茂人头落地，另一位将领黄梧，顿时起了反心。

黄梧本来也是被判斩刑的，经过众人求情，郑成功心一软，将他从轻发落，给以“记大过”处分，允许戴罪立功。

没想到，这一心软，却留下了心腹大患。

黄梧出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多次科考却名落孙山的他，在27岁（崇祯十七年、1644年)，迎来人生转机。他通过熟人找到一份差事，成为福建平和县衙一名喊“威武”的差役。

薪水虽然不高，但衙门毕竟是衙门，穿上那身“工装”，走在大街上让大家刮目相看，他很有成就感，十分知足。

奈何好景不长，穿上那身制服没有几天，朱元璋便在煤山上吊，明朝灭亡了。后来南明小朝廷也没有维持多久，便日渐凋零。

这一来，黄梧的心情极为失落，异常沮丧，难道自己这辈子就这样磨灭了？

顺治三年(1646年)，清朝发生了一件大事，郑芝龙不顾儿子郑成功的反对，带着其他几个儿子北上投降了清军。郑成功则在金门继续高举反清大旗，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这让黄梧看到了希望，投靠郑成功，说不定还会混出个模样。于是，一次饭局上，他借着酒劲跟县衙的“门岗”赖升一商量，带人冲进县衙，把知县的头给割下了。提着知县血淋淋的人头，他们来到金门转投郑成功。

黄梧虽然没有考取功名，但是肚里墨水不少，而且喜欢读兵书，说起兵法来头头是道。他在接受郑成功的面试时侃侃而谈，受到赏识，担任了中权镇左营副将。

顺治十二年（1655年），黄梧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将领，担任前冲镇（今海澄）镇帅。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衙役，到威风八面的大将，黄梧之用了九年的时间。

就在这时，他的人生出现拐点。

顺治十三年初，清平南王尚可喜统兵万余南下，向揭阳发动进攻，郑成功急令提督黄廷、左先锋苏茂一同保卫揭阳。

尚可喜是一员悍将，投靠皇太极的时候，对方出城30里迎接，之后为清廷肝脑涂地。这个汉奸名声虽臭，但是带兵和用兵确实有一套，降清之后打了很多胜仗。

他的进攻势如破竹，郑军无法抵挡，揭阳很快被攻破。消息传来，郑成功大怒，决定将左先锋苏茂、镇帅黄梧、护卫左镇杜辉三人斩首。

众人一看纷纷求情，说大敌当前不能斩杀大将，胜败乃兵家常事嘛。郑成功听了觉得有道理，决定对杜辉和黄梧从轻发落，前者打六十军棍，后者记大过一次，代守海澄以将功赎罪。

而主要责任人苏茂却未能轻饶，当场斩首。黄梧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他并没有因为被从轻发落而感激，反而起了造反的念头。

此刻的他，想起了三年前的“曾德事件”。

那是在顺治九年五月，因为跟郑成功意见不合，施琅被降职，其手下曾德便想直接投靠郑成功。施琅心说你这小子也太势利了，看老子落魄了就搞背叛，一气之下将其斩首，郑成功求情也不行。

郑成功认为施琅这是要造反的节奏，便把施琅连同他的父亲施大宣和弟弟施显给抓了起来。

施琅如果真想造反，杀了曾德之后就会有所防备，不可能轻易被抓；由此看来，郑成功可能属于误判。

施琅被捕的当天，就在亲信和当地居民的帮助下逃脱。郑成功气得浑身发抖，将其父亲和弟弟斩首。

这下子，施琅跟郑成功彻底反目成仇，投靠了清廷。

施琅投敌之前，曾经在副将苏茂家中躲藏，黄梧觉得郑成功这次杀苏茂，是小题大做，纯属算旧账。

唇亡齿寒，黄梧觉得自己虽然暂时逃过一劫，将来指不定什么时候，这次兵败的账迟早也会找自己清算，到时候就会跟苏茂那样脑袋搬家。

这样一想，黄梧便向自己的副手、同守海澄的后冲镇副将苏明煽风点火：“苏茂被杀了，你还会有好果子吃？即使不被杀，也没有了出头之日。”

苏明是苏茂的族弟，他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将军，您说怎么办？”

“别无他法，只能降清。”黄梧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二十日，黄梧、苏明率部众冲到了总兵华栋的指挥部，将其杀害，把海澄献给了尚可喜，当了可耻的汉奸。

海澄战略地位很重要，是厦门的门户，属于抵抗清军的桥头堡，郑成功苦心经营多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它的丢失，使得厦门岌岌可危。

不得不说，黄梧的叛变造成的损失太大，可把郑成功坑惨了。而清廷方面则是受益匪浅，顺治帝高兴得胡子都翘起来了，对黄梧大加赏赐，不但封其为“海澄公”，还拨出巨款将黄家的宗祠重新修建。

黄梧感激涕零，主动请缨，在漳州任职，跟昔日的上司郑成功叫板。黄梧在郑成功那里待了十多年，对其内部的组织结构，运作方式、布防特点，以及战略战术再熟悉不过。相对来说，他比尚可喜危害大多了。

再说，黄梧在郑军内部有不少故旧和同事，他叛变之后受到清廷重用，产生了很强的示范作用，对意志不坚定者产生了很大诱惑。总之，黄梧的投降让郑军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举步维艰。

但黄梧还感到不解气，他要将郑成功彻底打败。

他绞尽脑汁，在顺治十八年，向朝廷出了一个金点子，即“平贼五策”，核心内容是海禁，压缩郑军的生存空间。在沿海二十里的居民必须迁出，范围从山东到广东，即《迁界令》。效仿明初的禁海政策，沿海船只全部销毁，渔民不得下海打鱼，“寸板不许下海”。

这招太歹毒了，郑氏和大陆联系从此被切断，失去了经济、物资和人力来源，堪称是釜底抽薪之举。

它的危害不仅仅是对郑成功的，也害惨了沿海的渔民，在某种意义上，日后更是波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

从此之后，国门彻底关闭，本来就保守的清廷更加固步自封，失去了接触世界文明与时俱进的机会，为近代中国饱受列强侵，略，割地赔款乃至瓜分埋下祸根。

清廷很快便根据他的建议将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斩首，且掘开郑氏的祖坟，并撒骨扬尘。这两招是释放一种信号，朝廷跟郑成功势不两立，谁跟着他，那是死路一条。

之前由于郑父的存在，给大家造成一个错觉：朝廷还要招安郑成功。这让郑成功手下认为，跟着老郑没有风险，反正将来还会被招安。

前去征缴的清廷将领也认为，对郑成功不能出手太狠，万一结了仇，人家日后被招安了，兴许封官加爵，地位比自己还高，见面岂不是太不好意思？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嘛。

如果杀了郑父，不但可以断了郑成功手下人的念想，让他们感到前途渺茫；还可以让清廷将领打破幻想，对郑军下狠手。

最后一条建议是，妥善安排投诚官兵，在沿海分给他们土地，让其垦荒。

这样做的目的也有两个，一是让他们生活水平更好高，感激朝廷；二来这些人存在可以加固海防、加强海禁管理。

黄梧的这些建议得到了清廷重视，开始贯彻执行，短短几年的时间，郑氏实力大减，完全退出大陆，退缩台湾。

这一来，黄梧嘚瑟起来。

在康熙六年（1667年），已经是“太子太保”的他，居然直接向皇上讨要封赏：皇上啊，臣招抚过的伪官有二百余员，他们大都蒙赐封侯、伯，且可以世袭，只有臣一人的公爵没有定下等级，也不能世袭，希望皇上考虑考虑。

敢直接向皇上要封赏，黄梧的胆子也真够大了，整个大清，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

公爵是清朝对异姓功臣的顶级封爵，除了清朝初期的耿精忠、孔有德、尚可喜、吴三桂、孙可望之外，还没有人能享受这份荣耀。

当时康熙的四位“辅政大臣”，除了遏必隆是一等公，其他几位苏克萨哈是二等子、索尼为一等伯、鳌拜也只是二等公。

康熙曾经亲笔赞誉“元辅高风”、为巩固大清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范文程，爵位也只是二等子。

所以，黄梧的要求在旁人看来实在是太过分，不自量力。康熙得知这一请求，肯定也是恨得牙根痒痒。但是当时康熙刚刚亲政，跟鳌拜还在内斗，郑成功占据台湾，在那里发展壮大。毫不夸张地说，小皇帝面临的是内忧外患。

康熙想要巩固地位，鳌拜等顾命大臣也想笼络人心。因此，康熙和四辅臣一致同意册封黄梧为一等公、准袭十二世并赐金匾。

可是好景不长，康熙十三年（1678年），吴三桂称帝并声讨黄梧，耿精忠在福州起兵响应，黄梧当时就在漳州，近在咫尺，整天惶惶不可终日，在这一年惊惧而死。

他的家属在康熙十五年也深受其害，当时郑经趁三藩之乱、耿精忠北上之机，派大将刘国轩打回内陆，其子黄芳度和母亲、其子缢、黄氏一族三十多人惨遭杀戮。

郑经为报当年掘祖坟之仇，下令将黄氏宗祠付之一炬，黄梧的尸骨也被刨了出来。

黄梧的下场让人忍不住想起那句俗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