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徒

老舍15岁考取北京师范学校预科，19岁毕业，同年即担任京师公立第17高等国民小学校校长。21岁任郊外北区劝学员（他自沉的太平湖即在此处）。就在22岁（虚岁23岁）这一年，老舍碰上了“罗成关”，就像青年沈从文在芷江一样，突然变成了一个有钱的小官员：

二十三岁那年，我自己的事情，以报酬来讲，不算十分的坏。每月我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十六七年前的一百块是可以当现在二百块用的；那时候还能花十五个小铜子就吃顿饱饭。我记得：一份肉丝炒三个油撕火烧，一碗馄饨带卧两个鸡子，不过是十一二个铜子就可以开付；要是预备好十五枚作饭费，那就颇可以弄一壶白干儿喝喝了。

烟，酒，麻将，一时摧毁了老舍的健康。一场大病，长达半年的时间，老舍“头光得像个磁球”，见人不敢脱帽，他算是悟到“清闲而报酬优的事情只能毁了自己”，索性辞官又去教书。

就在大病初愈这年，老舍在缸瓦市基督教堂的英文夜校学习，并参加宗教服务。1922年，老舍接受了洗礼，后为教堂起草了教规草案，并主持“儿童主日学”，积极参与主日学改革。

缸瓦市堂

老舍何以会受洗入教，今不得知，老舍自己也从无忆述，不过从老舍1923年为缸瓦市中华教会设计的教规与主日学改革的建议，可以看出两点老舍的倾向。一是对中华教权的坚持：“基督教之在西方，有久远之历史，有具体之组织，以此形成之物，施之东方，守成不变，扞格殊多，人情习俗，尤难尽洽。故求宗教之发展，华人自办，实为信徒之天职。”（《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老舍这种为华人争教权的思想，放在清末民初北京启蒙浪潮中，不足为奇，但后来老舍成为一个执着的爱国者，这里已经可见端倪。

另一点是对儿童的尊重与同情：“审其内容，则成人之所取者，儿童之所弃，成人之所乐道者，儿童之所厌闻。不予以发言之机会，不许以出入之自由，冗长之祷告，深涩之讲论，在在与儿童心理凿枘不相入……今之教会领袖，所以不觉设施之不完全者，是纯以成人眼光观察一切，未曾顾及儿童耳。予不能以儿童心理各部分，分条叙述。予所要求者，要在使教会领袖，知儿童心理为不可蔑视。”（《儿童主日学与儿童礼拜设施之商榷》）老舍这种观点，明显受“五四”思潮中“儿童的发现”影响。日后老舍经常说的话“不许小孩子说话，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也是同样的见解。

五四运动

老舍成名之后的著作中，基本不提自己的基督教生涯，仅仅是偶尔提到“十字架”和“上帝”。但教会经历改变了他的命运，1924年，正是由教会推荐，老舍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学系任华文讲师，一直到1929年归国。此前此后，他与许地山、冯玉祥等人的友情，多少是基于同为基督徒的宗教感情，就难讲得紧了。

老舍的海外经历并不愉快，但也让他起手写作，学的是狄更斯与康拉德。他写了《二马》，后来自己也承认将英国人都写成了“半疯子”。除此之外，有关海外的小说就只有《小坡的生日》，这部小说是老舍“爱儿童”的表现，“以小人儿们做主人翁来写出我所知道的南洋”。但即使这部儿童小说，也寄予着老舍的国族情怀：

写《小坡的生日》的动机是：表面的写点新加坡的风景什么的。还有：以儿童为主，表现着弱小民族的联合——这是个理想，在事实上大家并不联合，单说广东与福建人中间的成见与争斗便很厉害。这本书没有一个白小孩，故意的落掉。

在同时代作家中，老舍的海外岁月绝不算少，但他说起在西方的日子，总是一肚子怨言，抗战八年吃了那么大苦头，战后去了美国，老舍仍然抱怨“洋饭吃不惯，每日三餐只当做吃药似的去吞咽”，“我讨厌广播的嘈杂，大腿戏的恶劣，与霓虹灯爵士乐的刺目灼耳。没有享受，没有朋友闲谈，没有茶喝。于是也就没有诗兴与文思。写了半年多，‘四世’的三部只成了十万字！这是地道受洋罪！”建国后老舍访问苏联，每每泡了茶，一转身就被服务员倒掉了，他气坏了：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

不过，老舍相当在意自己作品的翻译，他懂英文，也挺了解英美出版的规程。因此老舍往往亲身参与自己作品译者的挑选，译本的考定。《骆驼祥子》《离婚》《鼓书艺人》《四世同堂》的英译，中间风波曲折，一言难尽，从老舍与代理人的信件中可窥一斑，包括愿意给译者郭镜秋40%的稿酬。中国人愿意相信1966年的诺贝尔奖本来打算颁给老舍，或许亦是空穴来风，以老舍作品在海外的译作流传，他的基督徒背景，还有诺奖得主赛珍珠“他是中国最重要作家”的推荐，都造就了老舍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作家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