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徒

老舍15歲考取北京師範學校預科，19歲畢業，同年即擔任京師公立第17高等國民小學校校長。21歲任郊外北區勸學員（他自沉的太平湖即在此處）。就在22歲（虛歲23歲）這一年，老舍碰上了“羅成關”，就像青年沈從文在芷江一樣，突然變成了一個有錢的小官員：

二十三歲那年，我自己的事情，以報酬來講，不算十分的壞。每月我可以拿到一百多塊錢。十六七年前的一百塊是可以當現在二百塊用的；那時候還能花十五個小銅子就喫頓飽飯。我記得：一份肉絲炒三個油撕火燒，一碗餛飩帶臥兩個雞子，不過是十一二個銅子就可以開付；要是預備好十五枚作飯費，那就頗可以弄一壺白乾兒喝喝了。

煙，酒，麻將，一時摧毀了老舍的健康。一場大病，長達半年的時間，老舍“頭光得像個磁球”，見人不敢脫帽，他算是悟到“清閒而報酬優的事情只能毀了自己”，索性辭官又去教書。

就在大病初癒這年，老舍在缸瓦市基督教堂的英文夜校學習，並參加宗教服務。1922年，老舍接受了洗禮，後爲教堂起草了教規草案，並主持“兒童主日學”，積極參與主日學改革。

缸瓦市堂

老舍何以會受洗入教，今不得知，老舍自己也從無憶述，不過從老舍1923年爲缸瓦市中華教會設計的教規與主日學改革的建議，可以看出兩點老舍的傾向。一是對中華教權的堅持：“基督教之在西方，有久遠之歷史，有具體之組織，以此形成之物，施之東方，守成不變，扞格殊多，人情習俗，尤難盡洽。故求宗教之發展，華人自辦，實爲信徒之天職。”（《北京缸瓦市倫敦會改建中華教會經過紀略》）老舍這種爲華人爭教權的思想，放在清末民初北京啓蒙浪潮中，不足爲奇，但後來老舍成爲一個執着的愛國者，這裏已經可見端倪。

另一點是對兒童的尊重與同情：“審其內容，則成人之所取者，兒童之所棄，成人之所樂道者，兒童之所厭聞。不予以發言之機會，不許以出入之自由，冗長之禱告，深澀之講論，在在與兒童心理鑿枘不相入……今之教會領袖，所以不覺設施之不完全者，是純以成人眼光觀察一切，未曾顧及兒童耳。予不能以兒童心理各部分，分條敘述。予所要求者，要在使教會領袖，知兒童心理爲不可蔑視。”（《兒童主日學與兒童禮拜設施之商榷》）老舍這種觀點，明顯受“五四”思潮中“兒童的發現”影響。日後老舍經常說的話“不許小孩子說話，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也是同樣的見解。

五四運動

老舍成名之後的著作中，基本不提自己的基督教生涯，僅僅是偶爾提到“十字架”和“上帝”。但教會經歷改變了他的命運，1924年，正是由教會推薦，老舍赴英國，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華語學系任華文講師，一直到1929年歸國。此前此後，他與許地山、馮玉祥等人的友情，多少是基於同爲基督徒的宗教感情，就難講得緊了。

老舍的海外經歷並不愉快，但也讓他起手寫作，學的是狄更斯與康拉德。他寫了《二馬》，後來自己也承認將英國人都寫成了“半瘋子”。除此之外，有關海外的小說就只有《小坡的生日》，這部小說是老舍“愛兒童”的表現，“以小人兒們做主人翁來寫出我所知道的南洋”。但即使這部兒童小說，也寄予着老舍的國族情懷：

寫《小坡的生日》的動機是：表面的寫點新加坡的風景什麼的。還有：以兒童爲主，表現着弱小民族的聯合——這是個理想，在事實上大家並不聯合，單說廣東與福建人中間的成見與爭鬥便很厲害。這本書沒有一個白小孩，故意的落掉。

在同時代作家中，老舍的海外歲月絕不算少，但他說起在西方的日子，總是一肚子怨言，抗戰八年喫了那麼大苦頭，戰後去了美國，老舍仍然抱怨“洋飯喫不慣，每日三餐只當做喫藥似的去吞嚥”，“我討厭廣播的嘈雜，大腿戲的惡劣，與霓虹燈爵士樂的刺目灼耳。沒有享受，沒有朋友閒談，沒有茶喝。於是也就沒有詩興與文思。寫了半年多，‘四世’的三部只成了十萬字！這是地道受洋罪！”建國後老舍訪問蘇聯，每每泡了茶，一轉身就被服務員倒掉了，他氣壞了：他們不知道中國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

不過，老舍相當在意自己作品的翻譯，他懂英文，也挺了解英美出版的規程。因此老舍往往親身參與自己作品譯者的挑選，譯本的考定。《駱駝祥子》《離婚》《鼓書藝人》《四世同堂》的英譯，中間風波曲折，一言難盡，從老舍與代理人的信件中可窺一斑，包括願意給譯者郭鏡秋40%的稿酬。中國人願意相信1966年的諾貝爾獎本來打算頒給老舍，或許亦是空穴來風，以老舍作品在海外的譯作流傳，他的基督徒背景，還有諾獎得主賽珍珠“他是中國最重要作家”的推薦，都造就了老舍成爲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作家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