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四张面孔04：“人民艺术家”老舍渐渐变得不合时宜起来

| 人民艺术家

1951年12月21日，为表彰老舍创作《龙须沟》对教育人民和政府干部的贡献，北京市人民政府召开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联席会议，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奖状。

老舍的《龙须沟》

这是老舍一生的高光时刻。他比较了新旧两个社会的境遇差异：

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我是经常住在“沙漠”里。这就是说：我工作不工作，没人过问；我活着还是死去，没人过问。国民党只过问一件事——审查图书原稿。不，他们还管禁书和逮捕作家！今天，为写一点东西，我可以调阅多少文件，可以要求给我临时助手，可以得到参观与旅行的便利，可以要求首长们参加意见——当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我的《春华秋实》话剧的时候，北京市三位市长都在万忙中应邀来看过两三次，跟我们商议如何使剧本更多一点艺术性与思想性。当我的《龙须沟》（并非怎么了不起的一本话剧）上演后，市长便依照市民的意见，给了我奖状。党与政府重视文艺，人民重视文艺，文艺工作者难道能够不高兴不努力么？我已有三十年的写作生活，可是只有在最近的新社会里我才得到一个作家应得的尊重。

多少有点反讽的是，除了精神上的尊重与褒奖，令老舍得意的还包括“写稿有稿费，出书有版税，我不但不像解放前那样愁吃愁喝，而且有余钱去珍藏几张大画师齐白石老先生的小画，或买一两件残破而色彩仍然鲜丽可爱的康熙或乾隆时代的小瓶或小碗。在我的小屋里，我老有绘画与各色的磁器供我欣赏”，这可不是将自己完全放进工农兵群体中的做法啊，但是老舍似乎还沾沾自得。

老舍的性格其实是有冲动一面的。他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之中，“自称是歌德派，歌新社会、共产党、毛主席之德。老舍对新社会的认识与早年由基督教得来的人类大同的理想是一致的，他的热情有宗教般的特点。而对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等，他并没有多深的认识。”（徐德明《老舍自传》注）

他知道作为“人民艺术家”，应该去除自己身上的优越感，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同时也不能将政治与艺术截然分开。但是，老舍很难习惯新的创作方式：领导，干部，群众，大家一齐动手，帮作家改话剧与电影的剧本。“写的剧本，似乎人人有权修改，个个显出优越。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原稿不论如何单薄，但出自一家之手，总有些好处；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后，那些好处即连根拔掉；原来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由这种修改大会而来的定本是四大皆空：语言之美、情节之美、独特的风格、结构的完整，一概没有。用这种定本拍制出来的影片当然也是四大皆空，观众一齐摇头。”他对此表达自己的感受是：“我不想加罪于任何人，不想追究责任。但一想起来啊，我就好不伤心！”

写作中的老舍

于是，“人民艺术家”老舍也渐渐变得不合时宜起来。

1966年春，老舍面对英国人斯图尔特·格尔德、玛丽·格尔德，发表了与报纸上的表态不太一样的谈话。他说：“我虽然同情革命，但我还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对不理解的东西是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的。”其时，老舍已近古稀之年，他觉得自己还是“资产阶级老人”，“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无法描写这一斗争。我也无法和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学生一样思维或感受世界，他们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待世界的”，他自觉承担不了“描写新社会的任务”啦。

此时，离他惨遭毒打凌辱后投湖自尽，尚有不到半年时间。

但是公平地说，在“五四”之后开创的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脉络中，老舍已经做到了某种极限。从抗日战争爆发，老舍弃妻别子单身赴武汉、重庆始，他一直在自觉地向民间下沉。作为一个受过古典与现代完整教育的大知识分子，这样做并不简单。而这种努力，往往将老舍的形象单面化，似乎他是从民间长出来的作家代言人。

其实，老舍主编《说说唱唱》，对民间文艺资源挖掘与改造的同时，他更自得于“因为接触到继承民族文艺传统等问题，我的那一点古典文艺知识就有了用处。我给《说说唱唱》的编辑部的和其他的青年朋友们时时讲解一下，帮助他们多了解一些古典文艺的好处，并就我所能理解的告诉他们怎样学习和怎样运用古典文艺遗产”。

老舍任《北京文艺》主编，汪曾祺是编辑部总集稿人；汪曾祺任《说说唱唱》编辑部主任，老舍又接替赵树理当了主编。老舍说过，在北京文联，只“怕”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汪曾祺（另一个是端木蕻良）。老舍又说过，北京有两个人可能写出一点东西来，其中一个还是汪曾祺（另一个是林斤澜）。考察1980年代大器晚成的汪曾祺，不能与1940年代那位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等同看待，后来的汪曾祺，可以说是沈从文与老舍共同“带”出来的。无巧不巧，这二位正是现代小说家里，与“民间”联系最深最广，而且终身不改其志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