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个题目特别好：春三月，我们怀念汪曾祺。我们谈汪曾祺，如果用一种特别正经的、特别学术化的语言谈汪曾祺是不对的，因为他的作品不是这样的，他也不是这样一个作家，甚至他对这样一种研究采取拒斥的态度。

每个人有自己的怀念方式，我用我自己的怀念方式来怀念一下，委屈大家来听听我的怀念。

一月份拿到《汪曾祺全集》以后，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翻这套书。翻的时候我想起发布会之后，有一位编者说了一段话，他说“如果不是出于研究需要，很多作家的全集都没必要看，但汪曾祺的全集是一个例外。”这句话后来发表出去，曾经引起过争论，有人觉得这是不是通过踩别的作家来捧汪曾祺?犯不着这样。但我觉得这个话不是这个意思，我今天开头想谈一谈“为什么汪曾祺的全集值得大家都看？”不是说研究者需要了解作家的生平、思想再去看全集而别人不用看。这是一个问题，我先提出来，大家想一想。

《汪曾祺全集》

接下来我想说一点私货，因为我在读《汪曾祺全集》的时候老忍不住想起我的一个长辈，我的这位长辈应该是《汪曾祺全集》“最好的读者”，但是很可惜他已经去世34年了，他比汪曾祺还早去世。这个长辈是我祖父的三弟，我叫他三爷爷，我尽量简短的讲一下他的故事，他跟汪曾祺的渊源，大家自己可以判断我这个“最好的读者”是不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

他叫杨汝䌹，他比汪曾祺小整整10岁。汪曾祺1920年生，他是1930年生，他也是高邮人。他有一位姑姑是汪曾祺的生母，所以他算是汪曾祺的表弟。汪曾祺和杨汝䌹的大哥（就是我爷爷），他们是同岁。汪曾祺曾经在信里面问杨汝䌹说“（你大哥）是不是有一个外号叫道士？”其实汪老记错了，因为我爷爷小时候外号叫和尚。

他们一起在高邮长大，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分开？1939年汪曾祺离开高邮，辗转从上海、香港到河内，再到昆明去考西南联大。前一年，杨汝䌹那时候8岁，他跟着在国民政府交通部任职的父亲从南京到了重庆，这样两个人道路分开了。当然后来杨汝䌹考上内迁的南开中学。

1946年，汪曾祺离开昆明去上海，他在上海找工作不顺利，曾经跟沈从文写信说他想自杀，沈从文回信把他大骂一通，说“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同一年杨汝䌹从重庆回到南京，就读于金陵大学的附中。

1948年，汪曾祺当时的女朋友施松卿（也就是汪朗先生的母亲）到北京大学任教，汪曾祺跟着到了北平，还在故宫任过职。这一年杨汝䌹因为家境困难，一家八口都要靠大哥一个人的工资生活，所以他高二辍学，在家里自修。

1949年，汪曾祺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到了武汉，他在武汉当一个学校的教导主任。那时候有没有可能留在武汉？

（汪朗：他就是留在武汉，但是他不想留。关键他不想当老师，另外觉得好不容易出来了，他参加南下工作团就想积累生活经验当作家。关键是他有历史问题，人家不要他，不让他留在部队。）

所以汪曾祺从武汉又返回北京。这年春天，长江以北已经解放，长江以南没有解放，这年春天杨汝䌹随着兄嫂，因为大哥的工作也丢了，在南京待不下去，所以他们再度回到四川，到了我奶奶的老家四川富顺。他们在重庆住过一段，这时候他在重庆书店里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就是汪曾祺。当时杨汝䌹肯定没有钱买这本书《邂逅集》，他是站在书店里把这本书看完的。当然这也肯定不是他第一次看汪曾祺作品，他一直在留意这位表哥在各种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1957年，汪曾祺和杨汝䌹都被打成右派，汪曾祺下放去了张家口，杨汝䌹是省内下放劳动。

1970年，主要由汪曾祺执笔的《沙家浜》公演，形成样板戏的热潮，这时候算是过的比较好了。但是这一年杨汝䌹因为替一位自杀的教师鸣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五年，押到宜宾的一家煤矿劳动改造。

汪曾祺

1980年，这时候两个人都平反解放了，汪曾祺连续发表了《异秉》（《异秉》是重写的）《黄油烙饼》、《受戒》这样一些作品。这时候杨汝䌹已经患上肺心病，他看到这些作品非常惊喜，他写了一封信给发表《受戒》的《北京文学》编辑部，编辑部把这封信转给汪曾祺。

从那时候开始两个人恢复通信联系，从1980年到1984年，他们一直保持通信来往。杨汝䌹在信里告诉汪曾祺说他读到汪曾祺新发表的小说，最大的感觉是“如逢故人”。因为从《邂逅集》到这一系列小说，已经过去三十年，但他终于看到这位表哥在文学上的重生。

汪曾祺也表示很惊讶，他说“我没有想到我还有这样一个读者，你提起我的一些旧作，其中有一些，不是你提起，我就根本不会想起，比如《背东西的兽物》（这篇散文没有收入《邂逅集》，但是《汪曾祺全集》里面有。）我连这个题目都忘得干干净净了。——你提起我才想起，是写昆明背木炭的苗人的。我真没有想到，你对我过去作品中一些细节记的这样清楚！原因可能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我的作品中某些部分是记录了生活的真实；一个，是由于你对生活、对文学的敏锐而精细的感觉。”他后来又说“你对《邂逅集》记的那样清楚，使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