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史学的提出，让我们思考当代公众史记录的建构问题。当代公众史记录，是笔者近年来一直重点关注的话题。公众史的类型，主要有个人史、交往史、家族史、社区史、专题史等类型。本文重点关注公众人际交往记忆史的建构问题。什么是人际交往记忆史？为什么要关注人际交往记忆史研究？古今中国的人际交往记忆史有哪些类型？这些学理问题是值得思考的。社会学关注交往行为研究，如哈贝马斯有《交往行为理论》，核心观点之一是，生活世界是“由交往日常实践编织而成的相互作用之网”[1]。文学界喜欢做文学家人际交游考，这是一种间接交往记忆材料的再研究。历史学应关注人际交往后留下的大脑记忆的文本建构问题，这是当代公众史记录关注的理论话题，目前学界的思考尚未及此，所以可参考的相关研究文献也相当少。笔者只能尝试着从古今中国文献中寻找相关的交往记忆作品，希望从中提炼出相关的理论。

一、人际交往记忆史的定义及意义

1、什么是人际交往记忆史？

德国史家扬·阿斯曼提出了“交往记忆”[2]概念，也译作“交流记忆”。“所谓交流记忆就是随着具体环境变化的记忆，这种记忆一般不超过三代人，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回忆、想象、引语、俗语等。这些记忆存储在头脑里，人们之间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便能够对这些记忆进行交流，而且这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变化。”[3]这种交往记或交流记忆，实际上是当代生活世界中口耳相传的共享记忆或集体记忆，介于经验与知识之间。

笔者所谓的人际交往记忆，是个体意义上的交往记忆，是指当代生活世界中个体间直接交往后留下的互相认知的记忆。简单地说，由人与人之间直接交往而产生的互相认知的信息就是交往记忆。人际交往记忆史，指由大脑形态交往记忆转化而成的文本形态交往记忆。举个例子来说，甲、乙两人，由不相识到熟悉，由陌生而朋友，就形成了彼此对对方的认知信息，这就是人际交往记忆。事后回忆，将彼此的交往故事写下来，这就是人际交往史。

人际交往记忆的产生是由人的双重性决定的。人，既是个体动物，又是群体动物。或者说，是群体中的个体动物。当人来到家庭，走向社会，会遇到不同的人，会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从而形成不同的人际交往圈。这些人际网络体系，主要是亲朋好友、门生故吏，有血缘的，也有地缘的与业缘的。人是一种会认知与记忆的高级动物，人与人直接交往以后，彼此会有直接的认知与感悟，会留下人际交往记忆。交往记忆是在交往中形成的经验性记忆。

记忆是会随时联想的，回忆是人类的本性。只要是在大脑记忆圈内的人物，事后就不可能不回忆。大家可以发现，人到中老年以后，会进入回忆的高峰期。此间因素有多个方面：中年之前，外面会忙单位的事，里面会忙子女的事。人到中年，子女成家立业，单位工作也忙完了。退出家庭琐务、退出单位事务的人，真正空闲下来后就会经常性回忆。回忆的对象，都是过往时空中的交往人物。失去的才是让人珍惜的，回忆物消失时间越长，对特定物的回忆感也就越强。回忆是老年人最有乐趣的事，“思旧”是人类的一种割不断的情怀。此时，老人就会经常地说过往的人事。会写的老人，则会想着写下来，如黄宗羲写《思旧录》、钱穆写《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著名学者的学术周期更长，真正空闲的时间更晚，总要忙完自己的学术研究，才会想到关注自身的事。譬如黄宗羲、钱穆，都是80岁以后才下决心写下对亲朋的回忆。

2、为什么要重视人际交往记忆史研究？

人与人间的交往会产生实际影响，它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从而，留下的交往记忆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面对这些已经离开地球的故人，最好的办法是替他们留下历史记录文本，写些《思旧记》之类的回忆文章。那样，他们的名字、声音、容貌可以长久留在人世间。人无法带走什么，但可以留下文本。留下记忆文本，对别人有用，别人会永久铭记，自然也就有益于本人名声的持久留存于世了。

人际交往记忆史是当代公众史一部分。现代社会更多地表现为“公众社会”特征，法律上人人是国家的主人，自然人人的历史值得记录下来。人的记忆多数是在与人的交往中发生的。一个人的一生，可以接触成百上千的人，会有不同的故事。人人的交往圈又是不同的，不同的交往圈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事。交往记忆的特点是互为认知与互为表达，既写他人，也写自己，或者说凸显交往中的双方记忆。交往记忆是对别人的记忆，当你在叙述某人的交往记忆时，某人会成为你的叙述主体。因为你的交往记忆叙述，别人的一段历史就会得以记录下来。能将自己人际交往圈中的人物一一记录下来，就能留下相当丰富的当代公众史记录。将生活中这种人际网络关系揭示出来，将他们间交往间记忆记录下来，可以为后人的横向社会关系研究提供方便。

另一个方面可以弥补个体单向认知与记忆的不足。一个人的视角是单向的，记忆也是单向的记忆。交往记忆史提出后，让我们思考别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人类的眼睛朝外，会关注别人，会在比较中理解别人，所以看人比较准。留下这些认知别人的记忆，自然可以方便理解别人。由内而外的自我认知与由外而内的他者认知双向的结合，对人的了解才是全面的。

人际交往记忆也是形成集体记忆认同的基本方式，没有共同的交往记忆便没有共同的情感认同。交往越密切，彼此的认同感越强；相反，交往越稀少，彼此的认同感也越弱。如果断绝来往，则彼此的记忆也会出现断裂现象。所以，交往记忆史写作，也是建构共同圈文化认同的基本手段。

二、古今中国人际交往记忆史建构的基本类型

要弄清中国古今的人际交往记忆史有哪些类型，必须广泛搜集类似的回忆性记录作品加以系统的研究。归纳起来，中国的人际交往记忆史的建构模式主要有四种：一是师友渊源录；二是个人史中涉及亲朋师友；三是一人怀念亲朋师友；四是亲朋师友怀念一人。下面分别考察之。

(一)人际交往记忆史建构模式之一：师友渊源录

或称渊源录源于禅宗灯录[4]。此说不无道理，不过从儒家自身的师友渊源录来探索可能更为到位。早在《汉书·董仲舒传赞》，就有“考其师友渊源所渐”。不过，汉唐时期没有相关的建构之作。儒家建构道统，始于韩愈。北宋仁宗至和、嘉祐（1054－1063）间，欧阳修古文名扬天下，刘敞“退索其《师友渊源》”[5]。此类体裁的出现，显然与北宋儒学的逐步兴起有关。北宋中叶府县儒学体制化以后，儒学向各地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各地逐步出现师承关系。

两宋间有吕本中《师友渊源录》。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号紫微。这是一个崇尚理学同时兼崇禅宗的望族。由此也可肯定，他们确实受到过禅宗灯录的影响。由北宋而南宋，“渡江转徙，流落之余，中原文献，与之俱南”[6]，吕本中的文化承传与建构意识非常强烈。在这个过程中，他做了三件事，一是编《江西诗社宗派图》，由此有“江西诗派”说。二是辑《童蒙训》。三是编《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一卷，主要述北宋后期早年师友闻见，可以说是吕氏三代学术渊源所在，据说成于南宋初年[7]。吕本中《师友渊源录》，或作“五卷”，多数著录没有卷数，今不传，或即《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通过此书，吕本中不主一家一派，将道学派、文学派乃至整个元祐学术汇合起来，显示了吕本中文化整合的远见。[8]由此可见，吕本中确实是用兼容观念整合中原文献的第一人。

此后，孝宗乾道九年（1173），朱熹成《伊洛渊源录》，记录了周、程及其弟子的言行政事。此为现存最早的渊源录。此书影响深远，成为宋元明清理学学术史建构的开山之作。

元初的袁桷成《先大夫行述》，又有《庭述师友渊源录》[9]，分别叙述其父袁洪的生平与交往圈凡28人，比较简略，偶尔提及与他们的关系。如说及王应麟，“先子命桷受业门下十年”。

至明代，此类作品更多。据雍正《浙江通志》，有吴自守《师友渊源录》、姚翼《师友渊源录》、蔡宗儒《师友渊源录》等，惜今多不传。明代更多的是宗派、学脉、学案之作，这是师友渊源录版本的进一步升级或转型。

(二)人际交往记忆史建构模式之二：个人史中涉及师友

到了北宋，中国的个人史编纂进入长篇时代，这就是年谱的产生。“年谱者，纂言记事，考核始终，以备一人之史也。”[10]从撰写者来说，年谱可分他谱(他人撰写)与自谱(自我撰写)两大类，两者均始于宋代。年谱的产生，直接与宋人的文集整理、学术研究有关。编年体反映出年谱体裁的核心主旨，就是编年体个人史。年谱是编年史与司马迁自序结合的产物。“以司马编年之例，成史公自序之书，其中虽经纬万端，而说来绝不费手，有纲领有条目，厘然井然，而生平问学之渊源，出处之始末，与夫家庭朋友之薄物细故，无不历历如绘，是可以不朽，公矣。”[11]这种编年体的长篇个人史体裁，不同于近代西方叙事体的长篇传记。中西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不同，是由中西主流史体的差异决定的。西方的主流史体是叙事体，中国的体裁比较丰富多样，主流的体裁有编年体、纪传体等。编年体由国家史迁移到个人史，就出现了年谱，这是一种突破。

年谱的发展，经历了由他谱而自谱的嬗变过程。最早的年谱是仁宗庆历前的杨崇勋《白氏编年》，惜不传。现存最早的宋代年谱是元丰七年（1084）吕大防编的《韩吏部文公集年谱》。[12]而宣和七年（1125）最终完成的洪兴祖（1090－1155）《韩愈年谱》是较为成熟的年谱。[13]北宋的年谱，清一色为历代名人研究；南宋以后，始迁移到北宋人研究。据吴洪泽研究，宋人年谱凡160部，其中北宋11部，南宋149部。[14]

他谱是后人编辑的，多是间接记忆。笔者更为关注的是自谱，因为是当事人的直接记忆表达，更能体现其交往记忆圈人事。现存最早的自谱是文天祥的《文山先生纪年录》，附录文集后。这是天氏被捕后狱中手书而成，别人加了旁注，“叙述简明扼要，按年系事，合乎谱体，堪称较为成熟的自编年谱”[15]。可以说，两宋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折点。元代，方回有《先觉年谱》、张爚（1286－1344）有《记迹录》，“每日所行，必书之以自考，至老不辍云”[16]。

至明代，据王薇研究，“见于著录的明人编写年谱超过700 余部，数量超过之前历代编写年谱的总和”。其中自述年谱数量，“至少有84 部自撰年谱先后问世”。[17]80 余部明人自撰年谱中，不径称“年谱”的将近半数，有题“自述”、“自编”、“行略”、“自叙”，比较特殊的有朱赓《荼史》、史仲彬《致身录》、罗钦顺《履历记》、霍韬《石头录》、耿定向《观生记》、叶向高《蘧编》、殷迈《幻迹自警》等。甚至出现十分现代感的吴甡《忆记》。自撰年谱的出现，是自我历史意识觉醒的产物。“较早的自撰年谱出现于15 世纪中叶以后” [18]。明中叶，心学兴起，思想自我解放，于是此类自谱数量大增。自撰年谱，最大的意义是自我反思。耿定向《观生记·序》称：“观生，观我生平之履也。人之观我，莫如我自观我之明”，这强调了自我反思的重要性。叶向高《蘧编》，源于“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蘧伯玉是春秋时卫国人，据说蘧伯玉五十时知道前四十九年所犯的错误，说明他时刻自省自己的所作所为。

清代以后，此类自撰年谱更多，如汪辉祖《病榻梦痕录》、陈湜《病榻述旧录》、夏仁虎《枝巢九十回忆篇》、王锡彤《抑斋自述七种》、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查廷华《家居自述》、谢荫昌《演苍年史》、袁金铠《傭庐经历自述》、殷葆诚《追忆录》、吴铁城《四十年之中国与我》。

此类年谱的成书方式，有的是自述，如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是应日本学生要求而写作的自述年谱。查廷华《家居自述》，成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其时正守母孝，亲朋好友时相过从，询问其由幕入仕之所经历。他一一作答，事后写成此书。[19]此近于口述史采访，人问我答，事后撰写成稿。1929年，谢荫昌住院后，医生诊断他已进入胃癌晚期，让家属们准备后事。于是回忆自己一生，陆续写成《演苍年史》。1922年，殷葆诚(1862-1930)乘修谱之便，成《追忆录》一卷，述60岁前事迹。至1930年，又成《续录》一卷，用编年体年谱方式回忆不同时段的亲朋好友事迹，“可以是书为吾生之实录，亦无不可”[20]。道光九年(1829)，年逾七旬的许嘉猷（1758-1830）“深恐溘先朝露，后人不能追忆前事”[21]，成《许顺庵老人自述年谱》。个人自述或自谱的优势是可以不求人，人人可做，不同阶段均可写作，如1946年卜士厚（1911－？）《士厚三十五自述》。当然，更适合读书人来做。

有的是传主口述、别人笔录而成。《病榻梦痕录》是汪辉祖晚年口述，让儿子记录下来的稿子。汪辉祖年谱约9.7万字。嘉庆元年（1796），谱主病中口授，命儿辈诠次而成，迄于嘉庆元年六月。三年病愈，续写录余，自嘉庆元年七月至十一年元旦辍笔。《病榻述旧录》成于光绪六年（1880），这年陈湜染上疫病，西席李粹丞等“屡询余生平事，余心会其意，因命长男善执笔左右，每日口授若干语，俾纪诸简。其时精神困，只能略写大致。阅半月，口授毕，而疾竟获瘳。检阅，慨然，不忍竟弃，聊录存之，并识数语于末。”[22]《枝巢九十回忆篇》，1963年，由年已九十、且双目失明的老人夏仁虎口述，儿子夏承栋笔录而成。在没有录音机的时代，古人的口述史只有文字记录。口述史尤其适合两大类人，一是非读书人，二是年长写不动的读书人。总之，适合不会、不能笔录的人。

有的据日记而成，如王锡彤《抑斋自述七种》。王锡彤（1866-1938）《抑斋自述》[23]是一部类似自叙年谱性质的著述，系根据王锡彤本人日记排比整理而成。《抑斋自述》按时间顺序分为七大部分，即《浮生梦影》、《河朔前尘》、《燕豫萍踪》、《民国闲人》、《工商实历》、《药饵余生》、《病中岁月》。“由士而商，由商而士，由士复商”，王锡彤一生扮演了儒生、幕僚、商人三重角色，交往的人员重要，譬如周学熙、袁世凯等人。袁世凯信奉实业救国，他兴办实业的班主就是周学熙，王锡彤的地位仅次于周学熙，他以几十年不间断的日记，为我们记录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重要细节，弥足珍贵。[24]袁金铠（1870-1947）《傭庐经历自述弁言》称：“《经历自述》，乃变昔人之名辞，示不敢当年谱之称也。篇中以家庭、师友、求学、作事四项为经，纬以夙写日记，故叙述较详。”这是建立在日记基础上的自谱，有及时记录作基础，所以叙述较详。

多数是文章体，也有诗歌体，如夏仁虎《枝巢九十回忆篇》，藉诗为史，分为九节，共220韵，有自注。作者喜欢用诗歌体述过往。早在六十岁时，就曾作《枝巢六十自述诗》，共120韵。

个人史内涵大大超过传记，至少可包括自我史、交往史、见闻史三大块。自我史是个人的经历，交往史是交往圈的记忆，见闻史是所处时代的个人感悟与观察。如夏仁虎《枝巢九十回忆篇》，“叙述生平，纬以时事”[25]。且明确声明“平日见闻，限于北方时局，变幻不能尽悉，偶有所述，亦作台下观众之谈，故不足为历史材料”。吴铁城《四十年之中国与我》，放在国民革命视野中来写自己历程。又如《病榻梦痕录》记游幕、作宦及著述等，尤详于游幕，间涉家事及社会情况。胡适对《病榻梦痕录》一书推崇备至，奉为中国自传文学典范之作。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师爷自传，笔触平实生动。谢荫昌官至奉天省教育厅长，所以他的《演苍年史》是研究东北教育史的第一手资料。

苏东坡诗云“事如春梦了无痕”，汪辉祖称：“余不敢视事如梦，故不免于痕。虽然，梦虚也，痕实也。实则诚，诚则毋自欺，硁硁之守实，即在此。” [26]苏、汪二人话各抓住了不同重点，前者重在本体论，事后了无痕；后者重在认识论，事后仍会留下记忆。年谱的意义在于，以个人为中心的亲朋圈记忆梳理。自撰年谱由内而外的视角，可以涉及横向的人际交往记忆圈。不过，年谱普遍较简单，因为它接受的是大事记简编风格。带资料的年谱长编，近于纲目体，多属后人编纂的学术年谱。

原载《浙江学刊》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