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衆史學的提出，讓我們思考當代公衆史記錄的建構問題。當代公衆史記錄，是筆者近年來一直重點關注的話題。公衆史的類型，主要有個人史、交往史、家族史、社區史、專題史等類型。本文重點關注公衆人際交往記憶史的建構問題。什麼是人際交往記憶史？爲什麼要關注人際交往記憶史研究？古今中國的人際交往記憶史有哪些類型？這些學理問題是值得思考的。社會學關注交往行爲研究，如哈貝馬斯有《交往行爲理論》，核心觀點之一是，生活世界是“由交往日常實踐編織而成的相互作用之網”[1]。文學界喜歡做文學家人際交遊考，這是一種間接交往記憶材料的再研究。歷史學應關注人際交往後留下的大腦記憶的文本建構問題，這是當代公衆史記錄關注的理論話題，目前學界的思考尚未及此，所以可參考的相關研究文獻也相當少。筆者只能嘗試着從古今中國文獻中尋找相關的交往記憶作品，希望從中提煉出相關的理論。

一、人際交往記憶史的定義及意義

1、什麼是人際交往記憶史？

德國史家揚·阿斯曼提出了“交往記憶”[2]概念，也譯作“交流記憶”。“所謂交流記憶就是隨着具體環境變化的記憶，這種記憶一般不超過三代人，它的內容主要包括回憶、想象、引語、俗語等。這些記憶存儲在頭腦裏，人們之間不需要更多的解釋便能夠對這些記憶進行交流，而且這些記憶隨着時間的流逝發生變化。”[3]這種交往記或交流記憶，實際上是當代生活世界中口耳相傳的共享記憶或集體記憶，介於經驗與知識之間。

筆者所謂的人際交往記憶，是個體意義上的交往記憶，是指當代生活世界中個體間直接交往後留下的互相認知的記憶。簡單地說，由人與人之間直接交往而產生的互相認知的信息就是交往記憶。人際交往記憶史，指由大腦形態交往記憶轉化而成的文本形態交往記憶。舉個例子來說，甲、乙兩人，由不相識到熟悉，由陌生而朋友，就形成了彼此對對方的認知信息，這就是人際交往記憶。事後回憶，將彼此的交往故事寫下來，這就是人際交往史。

人際交往記憶的產生是由人的雙重性決定的。人，既是個體動物，又是羣體動物。或者說，是羣體中的個體動物。當人來到家庭，走向社會，會遇到不同的人，會與不同的人打交道，從而形成不同的人際交往圈。這些人際網絡體系，主要是親朋好友、門生故吏，有血緣的，也有地緣的與業緣的。人是一種會認知與記憶的高級動物，人與人直接交往以後，彼此會有直接的認知與感悟，會留下人際交往記憶。交往記憶是在交往中形成的經驗性記憶。

記憶是會隨時聯想的，回憶是人類的本性。只要是在大腦記憶圈內的人物，事後就不可能不回憶。大家可以發現，人到中老年以後，會進入回憶的高峯期。此間因素有多個方面：中年之前，外面會忙單位的事，裏面會忙子女的事。人到中年，子女成家立業，單位工作也忙完了。退出家庭瑣務、退出單位事務的人，真正空閒下來後就會經常性回憶。回憶的對象，都是過往時空中的交往人物。失去的纔是讓人珍惜的，回憶物消失時間越長，對特定物的回憶感也就越強。回憶是老年人最有樂趣的事，“思舊”是人類的一種割不斷的情懷。此時，老人就會經常地說過往的人事。會寫的老人，則會想着寫下來，如黃宗羲寫《思舊錄》、錢穆寫《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著名學者的學術週期更長，真正空閒的時間更晚，總要忙完自己的學術研究，纔會想到關注自身的事。譬如黃宗羲、錢穆，都是80歲以後才下決心寫下對親朋的回憶。

2、爲什麼要重視人際交往記憶史研究？

人與人間的交往會產生實際影響，它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從而，留下的交往記憶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面對這些已經離開地球的故人，最好的辦法是替他們留下歷史記錄文本，寫些《思舊記》之類的回憶文章。那樣，他們的名字、聲音、容貌可以長久留在人世間。人無法帶走什麼，但可以留下文本。留下記憶文本，對別人有用，別人會永久銘記，自然也就有益於本人名聲的持久留存於世了。

人際交往記憶史是當代公衆史一部分。現代社會更多地表現爲“公衆社會”特徵，法律上人人是國家的主人，自然人人的歷史值得記錄下來。人的記憶多數是在與人的交往中發生的。一個人的一生，可以接觸成百上千的人，會有不同的故事。人人的交往圈又是不同的，不同的交往圈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事。交往記憶的特點是互爲認知與互爲表達，既寫他人，也寫自己，或者說凸顯交往中的雙方記憶。交往記憶是對別人的記憶，當你在敘述某人的交往記憶時，某人會成爲你的敘述主體。因爲你的交往記憶敘述，別人的一段歷史就會得以記錄下來。能將自己人際交往圈中的人物一一記錄下來，就能留下相當豐富的當代公衆史記錄。將生活中這種人際網絡關係揭示出來，將他們間交往間記憶記錄下來，可以爲後人的橫向社會關係研究提供方便。

另一個方面可以彌補個體單向認知與記憶的不足。一個人的視角是單向的，記憶也是單向的記憶。交往記憶史提出後，讓我們思考別人是如何看待我們的。人類的眼睛朝外，會關注別人，會在比較中理解別人，所以看人比較準。留下這些認知別人的記憶，自然可以方便理解別人。由內而外的自我認知與由外而內的他者認知雙向的結合，對人的瞭解纔是全面的。

人際交往記憶也是形成集體記憶認同的基本方式，沒有共同的交往記憶便沒有共同的情感認同。交往越密切，彼此的認同感越強；相反，交往越稀少，彼此的認同感也越弱。如果斷絕來往，則彼此的記憶也會出現斷裂現象。所以，交往記憶史寫作，也是建構共同圈文化認同的基本手段。

二、古今中國人際交往記憶史建構的基本類型

要弄清中國古今的人際交往記憶史有哪些類型，必須廣泛蒐集類似的回憶性記錄作品加以系統的研究。歸納起來，中國的人際交往記憶史的建構模式主要有四種：一是師友淵源錄；二是個人史中涉及親朋師友；三是一人懷念親朋師友；四是親朋師友懷念一人。下面分別考察之。

(一)人際交往記憶史建構模式之一：師友淵源錄

或稱淵源錄源於禪宗燈錄[4]。此說不無道理，不過從儒家自身的師友淵源錄來探索可能更爲到位。早在《漢書·董仲舒傳贊》，就有“考其師友淵源所漸”。不過，漢唐時期沒有相關的建構之作。儒家建構道統，始於韓愈。北宋仁宗至和、嘉祐（1054－1063）間，歐陽修古文名揚天下，劉敞“退索其《師友淵源》”[5]。此類體裁的出現，顯然與北宋儒學的逐步興起有關。北宋中葉府縣儒學體制化以後，儒學向各地傳播。在這個過程中，各地逐步出現師承關係。

兩宋間有呂本中《師友淵源錄》。呂本中（1084－1145），字居仁，號紫微。這是一個崇尚理學同時兼崇禪宗的望族。由此也可肯定，他們確實受到過禪宗燈錄的影響。由北宋而南宋，“渡江轉徙，流落之餘，中原文獻，與之俱南”[6]，呂本中的文化承傳與建構意識非常強烈。在這個過程中，他做了三件事，一是編《江西詩社宗派圖》，由此有“江西詩派”說。二是輯《童蒙訓》。三是編《東萊呂紫微師友雜誌》一卷，主要述北宋後期早年師友聞見，可以說是呂氏三代學術淵源所在，據說成於南宋初年[7]。呂本中《師友淵源錄》，或作“五卷”，多數著錄沒有卷數，今不傳，或即《東萊呂紫微師友雜誌》。通過此書，呂本中不主一家一派，將道學派、文學派乃至整個元祐學術匯合起來，顯示了呂本中文化整合的遠見。[8]由此可見，呂本中確實是用兼容觀念整合中原文獻的第一人。

此後，孝宗乾道九年（1173），朱熹成《伊洛淵源錄》，記錄了周、程及其弟子的言行政事。此爲現存最早的淵源錄。此書影響深遠，成爲宋元明清理學學術史建構的開山之作。

元初的袁桷成《先大夫行述》，又有《庭述師友淵源錄》[9]，分別敘述其父袁洪的生平與交往圈凡28人，比較簡略，偶爾提及與他們的關係。如說及王應麟，“先子命桷受業門下十年”。

至明代，此類作品更多。據雍正《浙江通志》，有吳自守《師友淵源錄》、姚翼《師友淵源錄》、蔡宗儒《師友淵源錄》等，惜今多不傳。明代更多的是宗派、學脈、學案之作，這是師友淵源錄版本的進一步升級或轉型。

(二)人際交往記憶史建構模式之二：個人史中涉及師友

到了北宋，中國的個人史編纂進入長篇時代，這就是年譜的產生。“年譜者，纂言記事，考覈始終，以備一人之史也。”[10]從撰寫者來說，年譜可分他譜(他人撰寫)與自譜(自我撰寫)兩大類，兩者均始於宋代。年譜的產生，直接與宋人的文集整理、學術研究有關。編年體反映出年譜體裁的核心主旨，就是編年體個人史。年譜是編年史與司馬遷自序結合的產物。“以司馬編年之例，成史公自序之書，其中雖經緯萬端，而說來絕不費手，有綱領有條目，釐然井然，而生平問學之淵源，出處之始末，與夫家庭朋友之薄物細故，無不歷歷如繪，是可以不朽，公矣。”[11]這種編年體的長篇個人史體裁，不同於近代西方敘事體的長篇傳記。中西之所以會有這樣的不同，是由中西主流史體的差異決定的。西方的主流史體是敘事體，中國的體裁比較豐富多樣，主流的體裁有編年體、紀傳體等。編年體由國家史遷移到個人史，就出現了年譜，這是一種突破。

年譜的發展，經歷了由他譜而自譜的嬗變過程。最早的年譜是仁宗慶曆前的楊崇勳《白氏編年》，惜不傳。現存最早的宋代年譜是元豐七年（1084）呂大防編的《韓吏部文公集年譜》。[12]而宣和七年（1125）最終完成的洪興祖（1090－1155）《韓愈年譜》是較爲成熟的年譜。[13]北宋的年譜，清一色爲歷代名人研究；南宋以後，始遷移到北宋人研究。據吳洪澤研究，宋人年譜凡160部，其中北宋11部，南宋149部。[14]

他譜是後人編輯的，多是間接記憶。筆者更爲關注的是自譜，因爲是當事人的直接記憶表達，更能體現其交往記憶圈人事。現存最早的自譜是文天祥的《文山先生紀年錄》，附錄文集後。這是天氏被捕後獄中手書而成，別人加了旁註，“敘述簡明扼要，按年系事，合乎譜體，堪稱較爲成熟的自編年譜”[15]。可以說，兩宋是中國文化發展的轉折點。元代，方回有《先覺年譜》、張爚（1286－1344）有《記跡錄》，“每日所行，必書之以自考，至老不輟雲”[16]。

至明代，據王薇研究，“見於著錄的明人編寫年譜超過700 餘部，數量超過之前歷代編寫年譜的總和”。其中自述年譜數量，“至少有84 部自撰年譜先後問世”。[17]80 餘部明人自撰年譜中，不徑稱“年譜”的將近半數，有題“自述”、“自編”、“行略”、“自敘”，比較特殊的有朱賡《荼史》、史仲彬《致身錄》、羅欽順《履歷記》、霍韜《石頭錄》、耿定向《觀生記》、葉向高《蘧編》、殷邁《幻跡自警》等。甚至出現十分現代感的吳甡《憶記》。自撰年譜的出現，是自我歷史意識覺醒的產物。“較早的自撰年譜出現於15 世紀中葉以後” [18]。明中葉，心學興起，思想自我解放，於是此類自譜數量大增。自撰年譜，最大的意義是自我反思。耿定向《觀生記·序》稱：“觀生，觀我生平之履也。人之觀我，莫如我自觀我之明”，這強調了自我反思的重要性。葉向高《蘧編》，源於“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蘧伯玉是春秋時衛國人，據說蘧伯玉五十時知道前四十九年所犯的錯誤，說明他時刻自省自己的所作所爲。

清代以後，此類自撰年譜更多，如汪輝祖《病榻夢痕錄》、陳湜《病榻述舊錄》、夏仁虎《枝巢九十回憶篇》、王錫彤《抑齋自述七種》、楊守敬《鄰蘇老人年譜》、查廷華《家居自述》、謝蔭昌《演蒼年史》、袁金鎧《傭廬經歷自述》、殷葆誠《追憶錄》、吳鐵城《四十年之中國與我》。

此類年譜的成書方式，有的是自述，如楊守敬《鄰蘇老人年譜》是應日本學生要求而寫作的自述年譜。查廷華《家居自述》，成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其時正守母孝，親朋好友時相過從，詢問其由幕入仕之所經歷。他一一作答，事後寫成此書。[19]此近於口述史採訪，人問我答，事後撰寫成稿。1929年，謝蔭昌住院後，醫生診斷他已進入胃癌晚期，讓家屬們準備後事。於是回憶自己一生，陸續寫成《演蒼年史》。1922年，殷葆誠(1862-1930)乘修譜之便，成《追憶錄》一卷，述60歲前事蹟。至1930年，又成《續錄》一卷，用編年體年譜方式回憶不同時段的親朋好友事蹟，“可以是書爲吾生之實錄，亦無不可”[20]。道光九年(1829)，年逾七旬的許嘉猷（1758-1830）“深恐溘先朝露，後人不能追憶前事”[21]，成《許順庵老人自述年譜》。個人自述或自譜的優勢是可以不求人，人人可做，不同階段均可寫作，如1946年卜士厚（1911－？）《士厚三十五自述》。當然，更適合讀書人來做。

有的是傳主口述、別人筆錄而成。《病榻夢痕錄》是汪輝祖晚年口述，讓兒子記錄下來的稿子。汪輝祖年譜約9.7萬字。嘉慶元年（1796），譜主病中口授，命兒輩詮次而成，迄於嘉慶元年六月。三年病癒，續寫錄餘，自嘉慶元年七月至十一年元旦輟筆。《病榻述舊錄》成於光緒六年（1880），這年陳湜染上疫病，西席李粹丞等“屢詢餘生平事，餘心會其意，因命長男善執筆左右，每日口授若干語，俾紀諸簡。其時精神困，只能略寫大致。閱半月，口授畢，而疾竟獲瘳。檢閱，慨然，不忍竟棄，聊錄存之，並識數語於末。”[22]《枝巢九十回憶篇》，1963年，由年已九十、且雙目失明的老人夏仁虎口述，兒子夏承棟筆錄而成。在沒有錄音機的時代，古人的口述史只有文字記錄。口述史尤其適合兩大類人，一是非讀書人，二是年長寫不動的讀書人。總之，適合不會、不能筆錄的人。

有的據日記而成，如王錫彤《抑齋自述七種》。王錫彤（1866-1938）《抑齋自述》[23]是一部類似自敘年譜性質的著述，系根據王錫彤本人日記排比整理而成。《抑齋自述》按時間順序分爲七大部分，即《浮生夢影》、《河朔前塵》、《燕豫萍蹤》、《民國閒人》、《工商實歷》、《藥餌餘生》、《病中歲月》。“由士而商，由商而士，由士復商”，王錫彤一生扮演了儒生、幕僚、商人三重角色，交往的人員重要，譬如周學熙、袁世凱等人。袁世凱信奉實業救國，他興辦實業的班主就是周學熙，王錫彤的地位僅次於周學熙，他以幾十年不間斷的日記，爲我們記錄了大量鮮爲人知的重要細節，彌足珍貴。[24]袁金鎧（1870-1947）《傭廬經歷自述弁言》稱：“《經歷自述》，乃變昔人之名辭，示不敢當年譜之稱也。篇中以家庭、師友、求學、作事四項爲經，緯以夙寫日記，故敘述較詳。”這是建立在日記基礎上的自譜，有及時記錄作基礎，所以敘述較詳。

多數是文章體，也有詩歌體，如夏仁虎《枝巢九十回憶篇》，藉詩爲史，分爲九節，共220韻，有自注。作者喜歡用詩歌體述過往。早在六十歲時，就曾作《枝巢六十自述詩》，共120韻。

個人史內涵大大超過傳記，至少可包括自我史、交往史、見聞史三大塊。自我史是個人的經歷，交往史是交往圈的記憶，見聞史是所處時代的個人感悟與觀察。如夏仁虎《枝巢九十回憶篇》，“敘述生平，緯以時事”[25]。且明確聲明“平日見聞，限於北方時局，變幻不能盡悉，偶有所述，亦作臺下觀衆之談，故不足爲歷史材料”。吳鐵城《四十年之中國與我》，放在國民革命視野中來寫自己歷程。又如《病榻夢痕錄》記遊幕、作宦及著述等，尤詳於遊幕，間涉家事及社會情況。胡適對《病榻夢痕錄》一書推崇備至，奉爲中國自傳文學典範之作。這應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師爺自傳，筆觸平實生動。謝蔭昌官至奉天省教育廳長，所以他的《演蒼年史》是研究東北教育史的第一手資料。

蘇東坡詩云“事如春夢了無痕”，汪輝祖稱：“餘不敢視事如夢，故不免於痕。雖然，夢虛也，痕實也。實則誠，誠則毋自欺，硜硜之守實，即在此。” [26]蘇、汪二人話各抓住了不同重點，前者重在本體論，事後了無痕；後者重在認識論，事後仍會留下記憶。年譜的意義在於，以個人爲中心的親朋圈記憶梳理。自撰年譜由內而外的視角，可以涉及橫向的人際交往記憶圈。不過，年譜普遍較簡單，因爲它接受的是大事記簡編風格。帶資料的年譜長編，近於綱目體，多屬後人編纂的學術年譜。

原載《浙江學刊》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