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际交往记忆史建构模式之三：一人怀念亲朋师友

思旧，“旧”乃“故旧”，是一种典型的一人怀念众人体。早在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创作了《思旧赋》，怀念好友嵇康和吕安。“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乃作此赋。清代，黄宗羲作《思旧录》。稍后，又有靳治刑《思旧录》。

1、黄宗羲《思旧录》

《思旧录》一书，大家早已注意，文史两界均感兴趣。只是，多将其当史料看，寻找其中相关人物的记录，用于学术研究。专书的研究，始于文学界。其实，从史界来说，可从写作类型或模式角度来思考。黄宗羲《思旧录》，从传统的史学史来说，没有人关注，但公众史学角度来说，却是值得关注的，《思旧录》是典型的人际交往史。

《思旧录》专录黄宗羲明亡前之师友，共117人。原来还应有清初一卷，未传下来。此书是黄氏临终前的师友回忆录。完成各种学术作品以后，剩下的人生时间已经不多。经过了明清更替的冲击，充满血性的黄宗羲，总也忘不了当年那些师友。自言：“余少逢患难，故出而交游最早。其一段交情，不可磨灭者，追亿而志之，开卷如在。于其人之爵位行事，无暇详也。然皆桑海以前之人，后此亦有知己感恩者，当为别录。”康熙三十二年（1693），黄宗羲《郑禹梅书》称：“枕上想生平交友，一段真情不可埋没，因作《思旧录》。”据此，《思旧录》成书在“康熙三十一年至康熙三十二年之间”[1]。“《思旧录》以黄宗羲与名士群体的交往为轴心，辐射开去，编织出明末清初的生活世界，在关注名士群体政治价值取向的同时，亦展现出名士群体的精神风貌与文化底蕴。” [2]

从史学角度来说，这是当代公众历史写作，最大的特点是时间框架清楚。清晰的时间，颇便于黄宗羲年谱的编纂。学界已经注意到了《思旧录》“破爵位行事之旧俗”。黄宗羲自言“于其人之爵位、行事，无暇详也”。要求详其“爵位行事”，这正是国史人物传即史传的风格。那么，这是一种什么体裁呢？“文章体例如同传记,却又与传统人物传记不同。”[3]这样的描述，显然只注意到了现象，没有把握住实质。从公众史学角度来看，它就是人际交往记忆史。这种体裁的特点是，只写直接交往记忆，不写其他，不求面面俱到。它会重点讲述他们与作者自己的关系，同时不忘凸显自己的优势，通过他人口表扬自己。因为，这些人物曾对黄氏的成功帮助不少。

全书用小品文来写作，简明扼要，故事性强。交往记忆的特点是双方书写，既写人也写自己，或者说凸显交往中的双方。《思旧录·沈寿民》：“余十七岁遭难，往来都中、邑中，党逆者陵侮孤儿，墓讼、祠讼纷纭不已；无暇更理经生之业，不读书者五年矣。庚午，至南京，邂逅眉生，为之开导理路，谆谆讲习，遂入场屋。”这些细节写得非常生动。简洁，正是交往回忆体的长处。这就是一种黄宗羲与朋友的交往史。不求全写，只求写出黄氏眼中或记忆中的某人。人的眼光是朝外的，首先想到写别人，是可以理解的。也因为眼光朝外，所以对别人的观察更为仔细，刻画会更为灵活。“然先生百年阅历，取精多而用物宏，于此约略见之。”[4]黄宗羲人聪明，捕捉力强，能讲到要点上。且属常在起玩聊天的朋友，所以写得十分到位。交往记忆史，作为个人史一种，其优势是可以表达作者个人独到的观点。譬如《思旧录·何乔远》：“钱东涧以其所纂国史，命名《名山藏》訾之。此盖不敢以私史窜国史，何可非也！”此类个性评论，如果不言诸文字，是无法传承下来的。

做人际交往记忆史记录功能之一是感恩。黄宗羲之所以无法忘怀，因为这是一段真情。人只会被真情感动，不太会被假情所感动。除了要会说感恩话，还要会写下感恩话。黄宗羲有心，将平生交往圈人物一一道来，这种历史写作套路值得肯定。“思旧录”可成为一种交往记忆史体裁加以推广，人人应写一部思旧录，将自己交往圈中的人物一一加以口述或记录。尤其是与大人物交往较多的人物，更应如此。名人的口述史，除了写自己，更应写出相关人物的故事，这也是算是某人眼中的个人史。这种交往记忆录十分有意义，既可以作为个体研究的参考，又可体现人类的横向关系，可以记录下同时代人对某人的认知。当代公众历史记录是后世史家研究当代历史人物的第一手资料，全祖望称为“庀史之文”。

2、靳治刑《思旧录》

除了黄宗羲有《思旧录》，又有清人靳治刑《思旧录》，见《昭代丛书》丙集卷四十三。此书，前人甚少注意。查阅相关资料，知靳治刑的父亲就是著名的治河大臣靳辅（1633—1692），汉军镶黄旗人。作者是黄宗羲的忠实粉丝。黄宗羲称他“天才飚发，少攻举子业，拘于例，不得就试”[5]。靳治刑在歙县期间，曾邀请黄宗羲游黄山。靳治刑自序称：“及今量移明州，屈指当年交好，强半古人。寂寞海天，追惟增感，乃随笔记之，题曰《思旧录》。通无伦次，遗忘实多。王右军所谓‘俯仰之间，已为陈迹’，是可慨已。他若望重爵尊，所事公卿，非同侪辈，不敢连类以及，非遗漏也。”[6]“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出自《兰亭集序》，形象地刻画出了生活世界实迹的瞬间性与一度性。靳治刑《思旧录》自序口气近于黄宗羲，故可以肯定，受到黄宗羲《思旧录》影响。据雍正《宁波府志》卷十六，康熙三十六年，靳治刑以汉军镶黄旗监生身份，任宁波府同知。由此可知，此书成于宁波同知任上，时间在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三年（1697－1704）间。靳治刑《思旧录》述及33人，全是江南人，数量少，篇幅小。与黄书相比，少了时间概念，而且也没有太多的生动刻画，只可见一个来自北京的世家子弟到江南做官时，结交了当地一大批名士。他没有没有太多的真情，少了感恩之心，所以写出来的记忆不太容易感人。

此外，有一些相关的作品，如陈奂《师友渊源记》。《师友渊源记》，咸丰五年（1855）成，光绪十二年（1886）刊刻。陈奂(1786—1863)，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师友渊源记》乃其生前为记录交游而作，自序称“师先之，友次之，游于门者，又次之”。入录之人多为亲身接触，所记录描写者，多为与各人往还之具体状况。其中所涉史实偶有遗误，然大都切实可靠，为研究陈奂本人及其交游之资料来源。[7]

王培荀《乡园忆旧录》。王培荀( 1783 -1859)[8]是山东人。道光元年(1821)，中山东乡试举人。道光十五年(1835)，获大挑第一名，被分派到四川南部容县当了知县。离开家乡，开始思念家乡的人事，于是开始《乡园忆旧录》写作。道光二十五年（1845）刊刻。《乡园忆旧录》40万余字，主要记载了自明中叶至他生活的清中末期鲁中地区400余年中的乡贤耆旧的逸闻轶事。从内容来看，除了人物，也兼及其他方面的内容。《乡园忆旧录》以记述山东及游宦山东的名人嘉言懿行、逸闻轶事为主，兼及其他地方掌故。

又有余国桢《见闻忆旧录》(1708）、荣庆《师友渊源录》、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2005)、季羡林《季羡林忆师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许觉民《风雨故旧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于永正《于永正：忆师友、谈人生》(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

思旧录的体裁，除了散文、笔记体，也有诗歌体，如李邺嗣《杂哭诗》，小序称“余年三十余而思海内旧交凋落殆尽，俯仰古今矣”[9]。述及13个朋友，有诗，有小记。

(四)人际交往记忆史建构模式之四：亲朋师友怀念一人

此类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有意识地打捞交往圈中相关人物对传主的不同交往记忆。打捞的方式，主要有二：

1、邀请相关人员写回忆文章，如《孟公晓墀百年经过史》、《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与《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等。

孟继元《孟公晓墀百年经过史》，1927年。书前有49张黑白照片，共有61篇纪念文章。孟传真（1826－1886），字晓墀，河北深县人。同治十二年（1873），美国公理会贝以撒牧师到保定传教，他受洗成为保定第一位公理会基督徒。受其影响，他的一家全部信教，两个儿子成为牧师。民国十四年（1925），次子孟继曾（1867－）退休，前后担任牧师27年。这年正逢父亲孟晓墀百年诞辰，于是借纪年名义，“征求当代诗文书画，以为家乘光，并将晓墀公生前没后百年来所经过事迹，一一笔之于书，附发所征艺文，目之曰《百年经过史》，分赠戚好，以志弗忘。”[10]堂弟孟继元编辑了这部文集。这是早期基督徒孟氏家族史，这样的家族史十分稀见。这部作品是研究晚清民国时期保定、北京基督教活动第一手资料。值得注意的是此书标题的特殊意义性，陈哲甫《孟晓墀先生百年纪念文》称：“人寿百年，此事实也。……西人谓百年为一世纪，个人一生之经过，皆为历史，至一纪而总结之，不关人之存亡，此《百年经过史》所由作也。”这就是今日提倡的个人史。《凡例》称：“编述《小史概略》，专重事实，不尚文彩。”[11]此可见个人史叙述的朴实特点所在。

《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收录65篇他人回忆黄郛的文章。黄郛（1880－1936），上虞县人。黄郛与陈其美、蒋介石是日本留学时的结拜兄弟。北洋政府时期，担任外交、教育总长。南京政府时期，历任上海市市长、外交部长。1933年，黄郛以盟兄弟身份帮助蒋做事，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代表蒋政权主持北方政局。从此，跳进火坑，代人受过，毁了自己的名节，所以序称“个人之毁誉事小，社会之公道事大”。“同人交先生久，知先生较切，追念私交，慨怀公谊，不能不略尽表章之意。爰集各个人之见闻感想，发为文词，以见先生之一鳞半爪。因先辑此感忆录，非此阿先生也，为社会留公道也。”[12]这部书是黄郛卒后编辑的，1937年出版。

潘维和主编的《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张其昀(1900-1985)是民国时期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到台湾以的任国民党党部秘书长、教育部长。晚年，创办中国文化大学。共上下两册，分为五编，第一编选录了张其昀的部分自述与自序，第二编选录了张其昀的传记资料，第三编选录了张其昀人格与风格的评价，第四编选录了张其昀的思想与学术，第五编选录了张其昀的志事和功业。第二编至第五编多为一些台湾学者对张其昀的评述性文章，表彰张其昀对台湾文化、教育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该书在1982年付梓之时，张其昀本人尚在人世，相当祝寿集。

笔者与叶建华主编的《执着的史学追求--仓修良教授八十华诞庆寿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其中有《交往随记》《学生印象》二个门类，搜集的是朋友、学生的交往记忆文章，共21篇，正是有意识征集的交往记忆。

2、邀请相关人员进行交往记忆的口述，如《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习仲勋(1913-2002)是习近平的父亲，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上册是一部口述史采访录，2015年出版，包括31位曾经在习老身边工作或者近距离接触过习老的干部、群众的25篇采访记。通过此书可以看到群众眼中最真实的习仲勋，习仲勋用一生实践书写了“群众路线”四个大字，也说明“老百姓的心是共产党的根”。

值得注意的是，众人怀念一人的史料征集方式。如《习仲勋与群众路线》采访组深入广东、陕西、河南、江西、北京等地区，深入基层，面对面访谈了200多人，获取了大量鲜活的第一手材料。广大干部群众与习仲勋共事、交往后形成的认知信息，长期散落民间，最后会随着人员的离世而带走。有了口述历史这样的主动方式加以征集，这些交往记忆片段就能载入史册，为后人所用。从以上几例个案中可以知道，要搜集交往圈中众人对某人的记忆，必须通过有意识地主动征集之法才有可能。会写作的人可以直接写作，而对广大的不会写作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加以征集。口述史这种主动出击的方式，更有可操作性。从编纂的时间点来说，多数是传主离世后进行的，也有的是在世时即有意识征集编纂的。

小结

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人是群体性的个体动物。生活在这样的群体中，人不可能成为真空人物，必然要与人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就会留下彼此间的交往记忆。有意识地搜集每人交往圈中的交往记忆，或有意识地搜集众人对某人的交往记忆，就可成交往记忆史。这样的人际交往记忆史建构，可以凸显横向的人际社会活动圈。不过，历史学是从国家史记录起步的，在相当长时期内，组织史成为历史建构的主线。由此，人际交往记忆史建构边缘化。今日当代公众史记录理念的提出，让我们更为关注这种人际交往史建构。我们衷心希望当代人留下更多的人际交往史作品。

原载《浙江学刊》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