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监管政策收紧令中国金融行业的风险积累放缓，应有助于改善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定性。但是，惠誉评级认为，这些监管措施降低金融业风险的程度尚不足以支撑穆迪最近对中国银行业进行的全行业评级上调。中国当局在经济增长放缓超过其容许程度时是否仍将坚持解决金融风险尚不可知。

穆迪的评级方法压缩了政策性银行与大型国有银行（以及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中型银行）的评级差距，此举可能加剧评级的波动性。惠誉则采用“跨周期”评级方法，及对其认为可能获得较大程度国家支持的金融机构及其他金融机构进行更大程度的区分。

去年监管收紧令信贷增长放缓，尤其是令影子银行活动的增长放缓——但并未令这些活动减少。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性也已下降，主要表现在：2017年银行同业理财产品投资规模下滑，以及2017年下半年以来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规模环比增长放缓。虽然信贷增速与GDP增速的差距已经收窄，但惠誉预计2018财年末惠誉调整后的社会融资总量将达到GDP的大约273%（2017年末为269%）。如果信贷增长继续放缓，传染风险因去杠杆而下降，并且透明度和治理情况得到改善，则惠誉或将调整中国经营环境展望评级（目前为“bb+/负面”）。

中国几家最大的国有银行的资金状况和损失吸收缓冲较强且流动性强劲（中国银行除以上优势外还具有区域多元化的特点），因此受监管趋严（并可能导致资产减值加剧）的影响程度可能较小。惠誉上个月将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生存力评级从‘bb’上调至‘bb+’的决定也受到上述因素的支撑。

然而，中型银行的资金和流动性状况较弱，表外活动规模较大，损失吸收能力较差，因此面临较大的风险敞口。穆迪上调了几乎所有中资银行（包括一些中型银行）的评级，称此举的原因在于，这些银行“资本实力较强，负债结构较合理及/或参与影子银行活动的程度相对适中，因此对过渡期的应对管理能力较好”。但惠誉不认同穆迪“中型银行参与影子银行活动的程度‘适中’”这一看法。此外，鉴于中型银行的表外敞口，惠誉认为它们的资本水平可能被高估。任何对银行生存力评级的上调，将基于与风险偏好相称的资本缓冲能力的持续改善。

惠誉对中国各家银行获支持程度的评估方法也与穆迪不同。例如，惠誉对平安银行或中国广发银行（两者都为BB+/稳定/b）的评级未考虑机构支持因素，因为这两家银行的最大股东均为保险公司，并且，鉴于它们受限于行业监管及其投资活动的性质，其在压力情景下受到的影响将与银行所受影响相似。这两家银行占各自最大股东的资产的半数以上，这令其母公司向其提供支持的能力存疑。

惠誉认为，国家在压力情景下对不同级别银行的支持意愿不同，中型银行不太可能获得与大型银行同等程度的国家支持。穆迪对多家中型银行的评级上调了三个子级，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评级上调幅度一致。穆迪还将授予几乎所有国有银行的评级与授予政策性银行的评级和中国主权评级等同，即对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进行了四个子级的上调，超过了中国最大几家国有银行的评级上调幅度。

惠誉将继续在评级分析和研究中区分各家银行获得支持的可能。此外，惠誉使用“跨周期”的评级方法，以将评级波动性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