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 潜

· 郭泊羽

“The energy tends to run out, the form tends to be accomplished or finalized... You have to leave that situation as itself, and then proceed with something else, begin again, begin a new work.”

——Jasper Johns

在1965年的一次采访中,Jasper Johns反复说:自己作画的过程就是“花光能量”(running out of energy)。我喜欢Johns坦白自己的倦态。我不画画,但我觉得他说得没错——画一幅画就像活一次一样,选一个方向走下去,朝一个方向花光能量,都是单程旅途,没有复原和退路。

如果朝着一个目的地叫“艺术”的方向走,就不得不跨越一道鸿沟:生活与艺术的差异。艺术家也好,艺评家也罢,不过都是朝着共同方向跋涉的旅人罢了。从生活的此岸出发,朝着一个高于生活的彼岸前进——美,或者永恒的真理。但艺术家与艺评家又如此不一样。为什么呢?我猜其缘由,有时在于表达目的之迥异,有时在于各自使用的媒介之局限,但大部分时候在于花光能量的方式实在不同。

艺评家总在解释。他们跨越鸿沟的方式犹如建桥:手握“语言”这一工具,搜寻、挖掘、提取出画面表层之下的寓意与隐喻,将所谓的“意义”夯实铺就一座桥,以便让更多不在艺术领域的脑袋通行跨越。

艺评家们心照不宣地承认了一个假设:在“潜在的内容”与“真实的主旨”之间始终隔着一层膜;而正是这层膜阻止了观者对于一幅画的透彻理解。因此,有些艺评家便自揽“捅膜”的任务,想出了种种法子去翻译、揭示、诠释一幅画中的隐藏符号。对他们而言,由于我们的感知力太容易被环境重塑、被大众思想牵着鼻子走,艺评家务必时常质疑、矫正、培养观看者的观看之道。于是,艺术理论被不断发明、修改、淘汰,只为能在某个特定的时空语境显得更稳固可信、深刻动人。

正是这些前赴后继、不断更新的艺评理论之桥像艺术界的统治秩序一样运作着,试图用一种可懂的,可操控的方式把艺术合并进社会环境。

在这个完善视觉体系的“可理解性”的过程中,牺牲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将一幅作品套进一个现成的理论框架,艺评家要不可避免地将一部分表意的细节从全局中移除。这种重整体而轻细节的艺评体系曾被美国人桑塔格(Susan Sontag)强烈抨击过。她觉得这简直是艺评家的自我满足,是对作品不负责任的意淫。她声明要把被忽略的细节从语言解释的盲区中拯救出来。那是60年代中期的事。

艺术家总在探索。他们选择将自己暴露给艺术与生活有机连接的那个部分。不是解释,而是暴露和融入。如果艺术与生活的鸿沟之间是黑压压的深渊,他们就是一群直愣愣地一头扎进去的人,让自己的身心持续沉浸在深渊的湍流中。这种个人的、私密的、飘渺但是沉甸甸的体验会渐渐发酵成一种坦荡的诚实,一种独一无二的自我表述。因此,我喜欢看一个艺术家的采访,听他如实讲述着自己在一个被现代化了的世界的自我探索,就像看一部无可替代的纪录片。

Jasper Johns说:这个记录自我的过程,永远不可能稳定而全面。

从创作过程到画作定稿,艺术家的陈述一定是自然流动着的,永恒地处于变化和发展中——就像见异思迁的感情波动,也像循循渐进的人生。他还指出,自己在感官、感觉、感触的激流震荡中体会了越多的苦乐,就越想叹息一声,而不是叨叨地说话。Johns说,“艺术家对作品的最后陈述不应该是深思熟虑的,而是走投无路的。”这是60年代中期的话。

1960年代中期的哲学思潮普遍带有质疑一切的执著,Johns也因此在体察生活时格外注重事物的不可靠性。为了忠实记录人们身陷的现状,他选择不松懈地坚守一个不屈不挠的信念:找到“存在的本质”,即事物和人的“自我”。

Johns的声音总是听起来有点“怂”;不像一声有力的声明,像是一声回归的召唤:回来吧,从思想回到感官,从词汇回到外貌,从“什么意思”回到“是什么”,回来吧。60年代中期,他和桑塔格都感觉到一种迫使,想要用他们的探索、陈述、叹息去逆行、反击、更正艺评理论的致命疏漏。的确,有时候,艺评家会因一心想要建立思想层面的秩序和分类而无法欣赏最浅显的美。换言之,美也可以在一幅画的最表面,在涂料的质感之中。颜色,笔触,肌理——这里才是一幅画的自我所在,实实在在,不可辩驳,而不是众说纷纭的语言诠释。

由于Johns对“区隔自我”和“保持自我纯粹性”的追求过于执迷,不知不觉中,他发展出了一种习以为常的思维范式——逃跑,从任何一种经由艺评家固化过的理论囚笼中逃跑。甚至,只要他一感到自己的思维和实践中有什么东西即将变得熟悉、稳固,他就立刻质疑它、扔掉它,然后跑开。他管这叫“否认冲动”。同样的,他给观看者上演了一场出逃之后,也希望我们能获得一种解放的体验。他拒绝提供关于作品的主题和主体物件的任何蓄意陈述;他要观者将眼睛聚焦到意义的无限可变性上。

除了反复强调“走投无路”和“无限可能”,Johns还更进一步地用质疑语言本身的方式和传统艺评家唱反调。传统艺评家总结、归纳看画的模式套路,再给模棱两可的主旨下个自圆其说的判断;而Johns和桑塔格则坚信艺术自带歧义,并有权保持模棱两可。

Johns甚至将模糊的可能性延展到了看似确凿无误的物件本身。他擅长打碎和重组画面元素,就像重新编织既定的语言系统一样。这一点深受Ludwig Wittgenstein的影响。桑塔格认为Johns作品体现的“重组的自由”是对于艺术自治权的捍卫,因为艺术因不需要提供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意义而可以任意地无意义。这么一来,画作中符号的指示性和参考性便彻底贬值了,从而消解了一幅画的“内容”。

桑塔格呼吁,一张画本该是“透明的”,而不应该假设“画里”和“画外”有任何区别。意义与信息不用额外编织,而是锻造在涂抹颜料的过程和笔触里。换言之,艺术不是由内容构成的——语言解释终将局限、亵渎艺术。

Johns相信,对于绘画“自我性”的着重强调可以将观看的行为从晦涩的表意用途中营救出来,并回归一种清爽简明的认知方式——看。

看,本是最基本的行为之一,却过于频繁地被一代又一代的艺评家复杂化。桑塔格之所以区别于其他艺评家,正因为她能像眼睛一样思考。同理,Johns作画时时刻留意着“观看”一举,他的工作过程其实是观看自己工作的过程。他们都相信艺术家应该为观看而创作和展示,为观者写作和发声。这个全新的观看范式依旧紧紧联系着自我的纯粹性:观看的本质是在每一个瞬间、每一个时空里对每一个事物中的每一个自我予以尊重。

从Johns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以“向观看者宣布自我的存在为目的”而进行的实验:例如凸显颜料物质性的创作技法;激活感官的私密沟通;维持着现代视角的世俗风景等等。

站在Johns的原作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在调度观看者的感官方面走得很远。传统意义上的构图被消逝在了一个画面“场”里;Johns创造的场往往是一个与人等大的空间,遍地散落着视觉的焦点。在这里,毫无特色的物件们静坐、站立、意味深长地望着我们,用一场聋哑的表演激起我们五感的回应。怎么说呢,那种怪异有一种无法抹去的真实感,像是“活着”和“活过”的佐证。

桑塔格曾为这种真实感召唤一种相辅相成的“新感性”,期待观者的眼睛回应当下,体会“透着光”的事物本身——那种“物件就是它们自己”的感觉。60年代中期,一种艺术批评即将成为过往。艺术成为了生活的延展。

Johns很实际,起码他的眼力是。他的创作紧紧回应着60年代的社会环境特性。当时的统治性风景充斥着工业化的地形,物质化的文化产业,模式化的媒体图像。桑塔格面对这样的周遭愤慨地说,基于过度生产和超额的媒体文明致使我们失去了感官体验的锐利。Johns不说话,但是他的态度同样明确地体现于他对创作媒介的选择——蜡画法。

在他的大部分作品里,一层凝固的、模糊的、伤感的蜡层像截屏功能一样,定格住每个物品里赤裸的现实,捕捉住60年代生活的原料,像制作标本一样。换言之,通过一种尚未被媒体环境腐化成麻木的诚实,Johns成了一个为短暂的集体记忆照相的人。Johns画中的物件就是一个个具体、直接的事实,像一张张未经PS的自拍。

然而,如果这种认知仅仅被用来记录那个时代,其张力就大打折扣了。除了回答“应该看什么”和“应该怎么看”;Johns的思想力更藏于他对“为什么应该看”的理解。我很惊讶于他的直白居然能成为一个进步的社会意义,一个启迪众人的影响力。

一切还是始于那个怀疑:Johns质问现实的可靠性。

什么是现实?一个被语言发明出来的词罢了,而且很糟糕地广为人接受、过分墨守陈规、被严重控制住了。

为了和文本现实之下的本质离得更近些,桑塔格反对符号,Johns则想摆脱评判。总之他们突然意识到,表达、思考和观看的过程就是一个去除可能性的过程。为什么要去除可能性呢?为什么要主观决定一种可能性的去留呢?为了实现客观的绝对化,Johns在选择入画物件的特质时可谓深思熟虑:他要找一些存在已久的、去个性化的、肤浅功能性的、美学体系之外的东西。

Johns决定将物件中的无限可能性从等级、分类、结论中解放出来,恢复每个物件的自主肖像权——一种安静的尊严,或一种坦荡的泰然自若。他想要尊重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自我,而是所有个性的平等——被不包容的大众媒体摧残得最严重的东西。Johns的采访被发表在国内外的纸媒和广播平台上;正是通过那个将自我形象认知变得狭隘无比的媒体平台,一个艺术家声明要致力于提供更广阔的视角,一条更新的路,一个对改变未来的期待。

艺术家与艺评家常常通过同样的平台发声。相应的,这些平台见证了人类文化和历史对于“从混乱中建立秩序”的核心需求。Johns活跃的年代是动荡的,政治秩序与艺术秩序都在暗中摸索着前进。尽管桑塔格为他的作品做了很好的注脚,并称赞他的艺术眼光为“对谋略分类和宏大叙事的反抗”。我觉得,Johns的行事逻辑还是和前人一脉相承:探索一条他自己的路,以便离开抽象表现主义的泥沼;Johns曾抱怨过自己无法从中得到共鸣。为了撑住自己不妥协的姿态,一套新体系必须被建立。

艺术永远没法被限制在安稳的边界里。艺术家与艺评家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努力寻找着其他看待生活的角度。但是,和一些出于维护自己的权利地位而建立秩序的艺评家不同,像Johns一样的艺术家更少算计,因而拥有更原始、自然的力量。

我觉得就是树根之于地基的差别。起初,根的力量来源于一场漫长的反省,聆听真正的自我,琢磨材料之间的细小差别。最终,它将引出一种强大的稳定性,成为了画家生涯的重力。当历史一去不复返地向前奔驶时,作为观看者的我们,也仿佛得到了一份来自重力的慰藉。

郭泊羽,现居纽约

艺术史人

原创艺术随笔“泊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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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苏也 微信:suyesop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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