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Jasper Johns: 藝術家去解釋作品，其實是一種走投無路

深潛

文 · 郭泊羽

“The energy tends to run out, the form tends to be accomplished or finalized... You have to leave that situation as itself, and then proceed with something else, begin again, begin a new work.”

——Jasper Johns

在1965年的一次採訪中，Jasper Johns反覆說：自己作畫的過程就是“花光能量”(running out of energy)。我喜歡Johns坦白自己的倦態。我不畫畫，但我覺得他說得沒錯——畫一幅畫就像活一次一樣，選一個方向走下去，朝一個方向花光能量，都是單程旅途，沒有復原和退路。

如果朝着一個目的地叫“藝術”的方向走，就不得不跨越一道鴻溝：生活與藝術的差異。藝術家也好，藝評家也罷，不過都是朝着共同方向跋涉的旅人罷了。從生活的此岸出發，朝着一個高於生活的彼岸前進——美，或者永恆的真理。但藝術家與藝評家又如此不一樣。爲什麼呢？我猜其緣由，有時在於表達目的之迥異，有時在於各自使用的媒介之侷限，但大部分時候在於花光能量的方式實在不同。

藝評家總在解釋。他們跨越鴻溝的方式猶如建橋：手握“語言”這一工具，搜尋、挖掘、提取出畫面表層之下的寓意與隱喻，將所謂的“意義”夯實鋪就一座橋，以便讓更多不在藝術領域的腦袋通行跨越。

藝評家們心照不宣地承認了一個假設：在“潛在的內容”與“真實的主旨”之間始終隔着一層膜；而正是這層膜阻止了觀者對於一幅畫的透徹理解。因此，有些藝評家便自攬“捅膜”的任務，想出了種種法子去翻譯、揭示、詮釋一幅畫中的隱藏符號。對他們而言，由於我們的感知力太容易被環境重塑、被大衆思想牽着鼻子走，藝評家務必時常質疑、矯正、培養觀看者的觀看之道。於是，藝術理論被不斷髮明、修改、淘汰，只爲能在某個特定的時空語境顯得更穩固可信、深刻動人。

正是這些前赴後繼、不斷更新的藝評理論之橋像藝術界的統治秩序一樣運作着，試圖用一種可懂的，可操控的方式把藝術合併進社會環境。

在這個完善視覺體系的“可理解性”的過程中，犧牲是必不可少的。爲了將一幅作品套進一個現成的理論框架，藝評家要不可避免地將一部分表意的細節從全局中移除。這種重整體而輕細節的藝評體系曾被美國人桑塔格（Susan Sontag）強烈抨擊過。她覺得這簡直是藝評家的自我滿足，是對作品不負責任的意淫。她聲明要把被忽略的細節從語言解釋的盲區中拯救出來。那是60年代中期的事。

藝術家總在探索。他們選擇將自己暴露給藝術與生活有機連接的那個部分。不是解釋，而是暴露和融入。如果藝術與生活的鴻溝之間是黑壓壓的深淵，他們就是一羣直愣愣地一頭扎進去的人，讓自己的身心持續沉浸在深淵的湍流中。這種個人的、私密的、飄渺但是沉甸甸的體驗會漸漸發酵成一種坦蕩的誠實，一種獨一無二的自我表述。因此，我喜歡看一個藝術家的採訪，聽他如實講述着自己在一個被現代化了的世界的自我探索，就像看一部無可替代的紀錄片。

Jasper Johns說：這個記錄自我的過程，永遠不可能穩定而全面。

從創作過程到畫作定稿，藝術家的陳述一定是自然流動着的，永恆地處於變化和發展中——就像見異思遷的感情波動，也像循循漸進的人生。他還指出，自己在感官、感覺、感觸的激流震盪中體會了越多的苦樂，就越想嘆息一聲，而不是叨叨地說話。Johns說，“藝術家對作品的最後陳述不應該是深思熟慮的，而是走投無路的。”這是60年代中期的話。

1960年代中期的哲學思潮普遍帶有質疑一切的執著，Johns也因此在體察生活時格外注重事物的不可靠性。爲了忠實記錄人們身陷的現狀，他選擇不鬆懈地堅守一個不屈不撓的信念：找到“存在的本質”，即事物和人的“自我”。

Johns的聲音總是聽起來有點“慫”；不像一聲有力的聲明，像是一聲迴歸的召喚：回來吧，從思想回到感官，從詞彙回到外貌，從“什麼意思”回到“是什麼”，回來吧。60年代中期，他和桑塔格都感覺到一種迫使，想要用他們的探索、陳述、嘆息去逆行、反擊、更正藝評理論的致命疏漏。的確，有時候，藝評家會因一心想要建立思想層面的秩序和分類而無法欣賞最淺顯的美。換言之，美也可以在一幅畫的最表面，在塗料的質感之中。顏色，筆觸，肌理——這裏纔是一幅畫的自我所在，實實在在，不可辯駁，而不是衆說紛紜的語言詮釋。

由於Johns對“區隔自我”和“保持自我純粹性”的追求過於執迷，不知不覺中，他發展出了一種習以爲常的思維範式——逃跑，從任何一種經由藝評家固化過的理論囚籠中逃跑。甚至，只要他一感到自己的思維和實踐中有什麼東西即將變得熟悉、穩固，他就立刻質疑它、扔掉它，然後跑開。他管這叫“否認衝動”。同樣的，他給觀看者上演了一場出逃之後，也希望我們能獲得一種解放的體驗。他拒絕提供關於作品的主題和主體物件的任何蓄意陳述；他要觀者將眼睛聚焦到意義的無限可變性上。

除了反覆強調“走投無路”和“無限可能”，Johns還更進一步地用質疑語言本身的方式和傳統藝評家唱反調。傳統藝評家總結、歸納看畫的模式套路，再給模棱兩可的主旨下個自圓其說的判斷；而Johns和桑塔格則堅信藝術自帶歧義，並有權保持模棱兩可。

Johns甚至將模糊的可能性延展到了看似確鑿無誤的物件本身。他擅長打碎和重組畫面元素，就像重新編織既定的語言系統一樣。這一點深受Ludwig Wittgenstein的影響。桑塔格認爲Johns作品體現的“重組的自由”是對於藝術自治權的捍衛，因爲藝術因不需要提供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意義而可以任意地無意義。這麼一來，畫作中符號的指示性和參考性便徹底貶值了，從而消解了一幅畫的“內容”。

桑塔格呼籲，一張畫本該是“透明的”，而不應該假設“畫裏”和“畫外”有任何區別。意義與信息不用額外編織，而是鍛造在塗抹顏料的過程和筆觸裏。換言之，藝術不是由內容構成的——語言解釋終將侷限、褻瀆藝術。

Johns相信，對於繪畫“自我性”的着重強調可以將觀看的行爲從晦澀的表意用途中營救出來，並回歸一種清爽簡明的認知方式——看。

看，本是最基本的行爲之一，卻過於頻繁地被一代又一代的藝評家複雜化。桑塔格之所以區別於其他藝評家，正因爲她能像眼睛一樣思考。同理，Johns作畫時時刻留意着“觀看”一舉，他的工作過程其實是觀看自己工作的過程。他們都相信藝術家應該爲觀看而創作和展示，爲觀者寫作和發聲。這個全新的觀看範式依舊緊緊聯繫着自我的純粹性：觀看的本質是在每一個瞬間、每一個時空裏對每一個事物中的每一個自我予以尊重。

從Johns的作品中，我們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以“向觀看者宣佈自我的存在爲目的”而進行的實驗：例如凸顯顏料物質性的創作技法；激活感官的私密溝通；維持着現代視角的世俗風景等等。

站在Johns的原作面前，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在調度觀看者的感官方面走得很遠。傳統意義上的構圖被消逝在了一個畫面“場”裏；Johns創造的場往往是一個與人等大的空間，遍地散落着視覺的焦點。在這裏，毫無特色的物件們靜坐、站立、意味深長地望着我們，用一場聾啞的表演激起我們五感的回應。怎麼說呢，那種怪異有一種無法抹去的真實感，像是“活着”和“活過”的佐證。

桑塔格曾爲這種真實感召喚一種相輔相成的“新感性”，期待觀者的眼睛回應當下，體會“透着光”的事物本身——那種“物件就是它們自己”的感覺。60年代中期，一種藝術批評即將成爲過往。藝術成爲了生活的延展。

Johns很實際，起碼他的眼力是。他的創作緊緊回應着60年代的社會環境特性。當時的統治性風景充斥着工業化的地形，物質化的文化產業，模式化的媒體圖像。桑塔格面對這樣的周遭憤慨地說，基於過度生產和超額的媒體文明致使我們失去了感官體驗的銳利。Johns不說話，但是他的態度同樣明確地體現於他對創作媒介的選擇——蠟畫法。

在他的大部分作品裏，一層凝固的、模糊的、傷感的蠟層像截屏功能一樣，定格住每個物品裏赤裸的現實，捕捉住60年代生活的原料，像製作標本一樣。換言之，通過一種尚未被媒體環境腐化成麻木的誠實，Johns成了一個爲短暫的集體記憶照相的人。Johns畫中的物件就是一個個具體、直接的事實，像一張張未經PS的自拍。

然而，如果這種認知僅僅被用來記錄那個時代，其張力就大打折扣了。除了回答“應該看什麼”和“應該怎麼看”；Johns的思想力更藏於他對“爲什麼應該看”的理解。我很驚訝於他的直白居然能成爲一個進步的社會意義，一個啓迪衆人的影響力。

一切還是始於那個懷疑：Johns質問現實的可靠性。

什麼是現實？一個被語言發明出來的詞罷了，而且很糟糕地廣爲人接受、過分墨守陳規、被嚴重控制住了。

爲了和文本現實之下的本質離得更近些，桑塔格反對符號，Johns則想擺脫評判。總之他們突然意識到，表達、思考和觀看的過程就是一個去除可能性的過程。爲什麼要去除可能性呢？爲什麼要主觀決定一種可能性的去留呢？爲了實現客觀的絕對化，Johns在選擇入畫物件的特質時可謂深思熟慮：他要找一些存在已久的、去個性化的、膚淺功能性的、美學體系之外的東西。

Johns決定將物件中的無限可能性從等級、分類、結論中解放出來，恢復每個物件的自主肖像權——一種安靜的尊嚴，或一種坦蕩的泰然自若。他想要尊重的不是某一個具體的自我，而是所有個性的平等——被不包容的大衆媒體摧殘得最嚴重的東西。Johns的採訪被髮表在國內外的紙媒和廣播平臺上；正是通過那個將自我形象認知變得狹隘無比的媒體平臺，一個藝術家聲明要致力於提供更廣闊的視角，一條更新的路，一個對改變未來的期待。

藝術家與藝評家常常通過同樣的平臺發聲。相應的，這些平臺見證了人類文化和歷史對於“從混亂中建立秩序”的核心需求。Johns活躍的年代是動盪的，政治秩序與藝術秩序都在暗中摸索着前進。儘管桑塔格爲他的作品做了很好的註腳，並稱贊他的藝術眼光爲“對謀略分類和宏大敘事的反抗”。我覺得，Johns的行事邏輯還是和前人一脈相承：探索一條他自己的路，以便離開抽象表現主義的泥沼；Johns曾抱怨過自己無法從中得到共鳴。爲了撐住自己不妥協的姿態，一套新體系必須被建立。

藝術永遠沒法被限制在安穩的邊界裏。藝術家與藝評家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努力尋找着其他看待生活的角度。但是，和一些出於維護自己的權利地位而建立秩序的藝評家不同，像Johns一樣的藝術家更少算計，因而擁有更原始、自然的力量。

我覺得就是樹根之於地基的差別。起初，根的力量來源於一場漫長的反省，聆聽真正的自我，琢磨材料之間的細小差別。最終，它將引出一種強大的穩定性，成爲了畫家生涯的重力。當歷史一去不復返地向前奔駛時，作爲觀看者的我們，也彷彿得到了一份來自重力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