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半月谈》杂志披露了一个数字：据财政部报告，2017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即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财政拨款支出合计43.6亿元，比预算数减少17.87亿元。而在2011年，这个数字是93.64亿元，七年相比减少了一半以上。看了这些数字，令人在大为惊诧的同时，也颇有欣慰。惊诧的是，中央本级的“三公”经费有如此大幅度的缩水，欣慰的是，中央各部门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取得了如此大面积的成绩。

应当肯定，中央本级“三公”经费的大幅度缩水，除了受客观因素影响，诸如部分因公出国/境、外事接待任务尚未实施等，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央各部门在“八项规定”精神的约束下，从严控制和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以往多年，无论是中央本级，还是地方政府，“三公”经费逐年攀升，居高不下，广为社会深诟，讥之为“腐败”现象。虽说曾经有过“四菜一汤”之类的整治举措，但收效甚微，转眼又是故态复萌。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提出反“四风”的同时，作出了“八项规定”，这无疑对滥用“三公”经费起到了强烈的威慑作用，随之也使得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三公”经费从严控制、大为缩水。

从严控制“三公”经费，中央政府率先示范。国务院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提出了“约法三章”的有关要求，首先便是中央各部门陆续公开“三公”经费。2011年初，最先公开“三公”经费的是科技部，中国工程院紧随之，至当年7月，共有94家中央部门公布了“三公”经费，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进行了公开。毋庸讳言，七年前的“三公”经费公开，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诚如有专家所言：“公布的数据太笼统，又没有公布相关的财务规定，难以进行比较。”尽管如此，“三公”经费的公布还是受到社会各界的“围观”，起到了一定的约束和监督作用。

从2011年至今，我国的“三公”经费大体走过了一个“从公开到细化”的过程，后者意义更大，更能起到的约束和监督作用。2013年起，中央政府各部门在“三公”晒细账上又迈出一步，首次公开了上一年度公务接待费相关的批次及人数。因为每个部门或单位的规模和职能不同，“三公”经费的支出不能仅单纯地对数字进行比较。但不断扩大的公开范围和越来越细化的数字综合在一起，或能告诉公众政府明明白白的支出，它乃是公众监督越来越有力的体现。

有目共睹，公务接待公费大吃大喝占了“三公”经费的很大一部分，现如今，“三公”经费缩水最为明显的也是在这个方面。毫无疑问，这一成效得益于制度的细化。2013年，《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颁布，严格规定了公务接待的流程，包括对方必须发公函，接待结束后接待单位必须如实填写清单，并由相关负责人审核签字。这一规定还对接待的细节提出了明确要求，比如接待对象应当按照规定标准自行用餐；确因工作需要，接待单位可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对方10人以内的，陪餐人数不得超过3人，超过10人的，陪餐人数不得超过接待对象的1/3）；工作餐不得提供烟酒，不得使用私人会所或高消费餐饮场所；等等。“严控接待”是这些规定的精髓和核心，它为遏制公款大吃大喝铺设了高压线。

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度，不止是要求有一个廉洁的政府，这个政府还理所应当是一个“廉价”政府。严控“三公”经费当是“廉价”政府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