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当年在纳粹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犹太姑娘露西亚跟着指挥家丈夫巡回演出，从美国来到了奥地利维也纳。在下榻的酒店露西亚非常震惊地发现，酒店的夜班门房就是当年集中营里的纳粹军官马克斯。在集中营里，露西亚是马克斯的性奴，但同时也是他的情人。马克斯也发现了面前的这个贵妇人正是自己一直不能忘怀的露西亚。他趁露西亚丈夫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期间，来到露西亚的房间与之见面，随后将露西亚转移到了自己的公寓。

露西亚的丈夫因为妻子失踪报警。同时，马克斯所属的纳粹余孽小团体也在寻找露西亚，欲将其干掉，因为她是揭露纳粹暴行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证人。马克斯拒绝向同伙交出露西亚，也不能向警方求援，翘首企盼的爱恋与情欲顿时转化为相互守护。他和露西亚被困在公寓里，食物一天比一天少，体力也一天一天地消耗。最后，走投无路的两个人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逃出了公寓。天色微明，乌云中皲裂出一道口子，撒下一抹晨光，一对男女搀扶着、挪着蹒跚的步子，无暇顾及这美妙的晨光，他们脑海中依稀还有些遗憾，有些沉沦，但一切很快就在两声枪鸣之后灰飞烟灭了……这就是描写畸恋的传奇片《午夜守门人》（The Night Porter）的剧情。影片的气氛相当特异，对男女情欲的刻画也相对大胆，这部20世纪70年代电影史上著名的作品经过时间的洗涤，依然散发出人性的光辉。

时间来到了1989年的西班牙，自三岁开始便在孤儿院生活的里奇二十几年来因为一直被困在精神病院和疗养院中，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十分单纯、直接而鲁莽。被精神病院的医生批准可以重返社会后，里奇顿感生命火焰重新燃起。其实，他只有三个再简单不过的愿望，找到一个妻子组建一个家庭，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里奇走出精神病院的大门后立即向自己一直钟爱的色情片女星玛利亚示爱，并用了最简单直接的求爱方式——绑架，让对方在这段被囚禁的日子里对他发生真正的感情，并要像他爱她一样爱上自己。“我绑架你是为了让你有机会了解我，因为我敢肯定你会爱上我，正如我已爱上了你。”这样的爱情告白足够另类，而禁锢求爱的方式则更显得惊世骇俗。这就是西班牙电影《捆着我，绑着我》（Tie Me Up!Tie Me Down!）的基本剧情，用一种读书求学的方式靠着努力、意志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去尝试着营造一个爱情故事，然后把情侣间难以割舍的眷恋具象为里奇对玛利亚的实际捆绑，也从另一侧面隐含地满足了观者对“施虐与受虐”形式的窥测心理。全片的激情裸露场面其实并不多，但每次出现的镜头都十分大胆奔放，洋溢出西班牙人的无拘无束。此片也曾破纪录地获得了15项西班牙电影哥雅奖的提名。

时间又来到了2002年的日本，因为有性无爱的婚姻，43岁的中年男子多年前惨遭妻子抛弃。他年轻时曾以强迫征服肉体的方式得到过自己爱慕的女人，但却无法获得她的真心。他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初恋并最终自尝了恶果。于是，正是抱着这样一种悔过、重新补过的心思，他不惜一切代价和不惜触犯法律，绑架监禁了18岁的女高中生小岛圣，用刀威胁的同时，也像传统的日本人那样彬彬有礼：“对不起，我绑架了你。”然后告诉小岛圣自己这样做，是为了追求心灵与肉体完美结合的性爱，并开始对其实施一场饲育计划的不伦之恋。在朝夕相处中，小岛圣从最初的反抗逐渐变成了依赖，每天等待着男人的食物，甚至在有机会逃脱时却去而复返。这就是日本特有的禁锢类型电影中最为著名的《禁室培欲》系列，该系列一口气就拍了9部，虽然质量参差不齐，剧情风格也不尽相同，但主题都是一个——完全饲育。每部影片中形形色色的绑架人，以及和不尽相同的被禁锢人之间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匪夷所思的情戏，因而“饲育”游戏便笼罩上了几分畸恋的色彩。这种游戏与SM有关，在男权支配下的岛国日本，不难看出日本文化所具备的多重性，反映出了现代日本人对于感情缺失的极端恐惧。

以上这三部影片都在抽象意义上表现了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人们愿意把这种类型的电影划为纯粹的性虐待范畴，但也许这并非是影片所要传达的思想本质。以当代性心理学而言，作为被动的担当者在作为受体时的感觉是独特的，痛感质。以当代性心理学而言，作为被动的担当者在作为受体时的感觉是独特的，痛感和快感的同一性让性爱世界变得微妙起来。所以，性虐仅仅是一个幌子，性与爱的微妙关系以及人物内心世界的探讨才是这种类型片的精华所在，同时也对“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这种奇怪的病症进行了解读。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即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人质情结、人质综合征，在心理学上是指犯罪事件中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种情感造成了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了好感、依赖心理，甚至协助犯罪者加害于他人。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名词源于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发生的一宗特大银行抢劫案，当时两名抢匪在银行抢劫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并与警方僵持了130多个小时后放弃，警方顺利逮捕了抢匪。然而让人惊讶的是，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集体拒绝指控抢匪，并对抢匪显露出了怜悯的情感，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其中一名女人质竟然还爱上了其中一个抢匪，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了婚。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的强烈兴趣，他们想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这宗银行抢劫案的一个特例，还是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

当专家们深入研究后发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各种不同的经验中，普遍到让人惊讶。实验对象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到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有可能发生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以人质为例只要符合了四个基本条件，可以说每个人都会产生这种或轻或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是要人质切实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让人质感觉到就行，至于是不是要发生则不一定。让人质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且是毫不犹豫的。二是最关键的条件，是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如在人质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些水喝等。三是人质被完全隔离，除了施暴者传给的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人质任何其他的信息都得不到。四是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

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一个凶狂的施暴者，施暴者不讲理，随时会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托付给施暴者。时间拖久了，人质会觉得自己每吃一口饭、喝一口水，甚至每一次呼吸都是施暴者对他的宽忍和慈悲，然后对于绑架自己的施暴者，人质的恐惧就会先转化为感激，而后渐渐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也下意识地以为施暴者是安全的，就会认为自己也是安全的。这是多么完整且完美的心理变化过程，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另外，世界上还有几个有名的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的典型案件，如1974年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的孙女帕蒂·赫斯特被美国“共生解放军”绑架的绑架案，1977年美国的卡门龙夫妇案，1977年加拿大的乔希案，1978年美国的人民圣殿教案……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源于人性中的根源，是人类本性中畏惧和崇敬强者的成分造成的，也就是畏强凌弱的本性。在特定环境与条件下，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这种心理症状。

心理分析学的看法是，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的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可能就是由此发展而来，而且，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机制性的，不是偶然事件或偶然反应和偶然的结果。

在《午夜守门人》里，露西亚和马克斯终于走到了一起，为了躲避警察和纳粹的双重追捕而躲在公寓里，导演之所以这样安排其实就是考虑到了主人公的心理因素，反映了露西亚的战争后遗症，也反映了他们无奈于命运，深陷其中又无法自拔的境遇。在《捆着我，绑着我》中，有一件同两位主人公一样重要的道具，那就是里奇捆绑玛利亚的绳索。在影片的最初部分，里奇将玛利亚捆在床上，绳索就像里奇强烈的情欲一样凶猛地将玛利亚置于被动。随着剧情的发展，里奇又为玛利亚更换了柔软舒适的细绳，绳索也随着里奇的真情流露演化为一种爱的象征，玛利亚也逐渐在这种捆绑中感受到了自己被压抑已久的欲望。

在影片引人入胜的高潮段落，玛利亚在得知里奇将离开时，甚至开始主动要求绳索的捆绑，恐怖的暴力行为最终演变成了温馨浪漫的授爱仪式，此时的玛利亚再也无法失去里奇这种看似奇异的爱欲。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故事绝对是个别案例。首先里奇实施绑架的目的不是为了折磨对方，而是打着爱的旗号；其次如果绑匪不是型男安东尼奥·班德拉斯，会是怎样的结局我们不得而知。同样，在《禁室培欲》里如果小岛圣没有恋父情结，也就不会对绑架者产生爱恋。无论如何，《午夜守门人》和《禁室培欲》的结尾都是用死亡完成了两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自我灵魂的解放。在这种畸形的浪漫之外，似乎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出了社会对人性的压抑。

电影或电视剧中表现斯德哥尔摩情结的例子还有许多。在《狂野的爱》（L'Amour Braque）中，演员苏菲·玛索性感迷人又楚楚可怜的模样大概是最令绑匪心动的女人质了。在《危机最前线》（Mad City）中，约翰·特拉沃尔塔扮演的绑匪也得到了人质的同情，达斯汀·霍夫曼则扮演了煽风点火导致其自杀的新闻记者。在《后窗惊魂》（Disturbia）里，女主角被邻居威胁后替邻居说话，而亚裔学生马上就指出她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电锯惊魂》（Saw）系列中，戈登医生在第一部里被主角折磨后反而在后续几部中充当起了主角的助手。在《最后的朋友》（Last Friends）中，女主角美知留在与男友宗佑的同居生活中，因为在男友超强的占有欲及疑心病下她不断地被虐待，但离开了又心软地回到宗佑身边，直到宗佑也意识到了这样会为美知留带来巨大的痛苦而选择了自杀，才终于结束了美知留的噩梦。在TVB港剧《谈判专家》的大结局中，被困人质就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台剧《霹雳MIT》中，钱富豪就由于幼时曾被绑架过，所以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对当年绑架他的劫匪产生了同情甚至是依赖之情。在泰韩合拍的《秋天的命运》中，金明浩为了向李英修复仇而绑架了他在泰国的私生女薇蒂，最后薇蒂竟然爱上了金明浩。

美剧《闪点行动》（Flashpoint）是一部讲述城市快速反应小组在针对城市绑架案件中解救人员的故事，该剧中有很多集都出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被害人，以第一季第9集最有代表性。它讲述了一名性虐待者绑架了女性幼童，在其住所以暴力性侵犯等方式折磨了被害人长达7年之久后，最后终于被警方解救，而被害人却患有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对绑架者产生了感情从而竟以武力抵抗警方的解救。2012年的国产电影《边境风云》中，因为十年前一场毒品交易的失败，孙红雷饰演的毒枭绑架了王珞丹饰演的幼童。十年后的中缅边境，孙红雷饰演的毒枭为了爱人遭遇杀手及黑白两道人物的阻挠，与王珞丹饰演的女主角上演了一段绑架情缘。影片中王珞丹扮演的角色同样是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爱上了绑架她的毒贩。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绝不是一般的心理学事件，而我们对它的研究和成因还知之甚少。幸福感往往来源于被冷落后偶然的温存和被背叛后意外的鲜花，当它作为一种心计或者一种良心回归的表现时，就昭示了一种人性，这种人性潜藏在人的“匮乏与依赖”的机制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同样贯穿于“体制化”之中。体制化是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演绎的重要概念，犯人老瑞德这样谈到体制化：“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该片中被体制化的象征人物是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他在肖申克监狱（体制下）被关押了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时，不但没有满心欢喜，反而面临精神上的崩溃，因为他已离不开这座监狱了。为此，老布不惜举刀杀人，以求在监狱中继续服刑。他刻骨铭心地爱上了那间剥夺了他自由的监狱，所以在出狱后，他终于选择了自杀。老布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一旦脱离了原有的环境，一切失去了意义。

很多人在与一个人热烈相爱时，都有着想把对方绑起来或者关进铁栏杆的冲动，这是极端的占有欲。当哥白尼式的爱情遇见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在一个尔虞我诈的这是极端的占有欲。当哥白尼式的爱情遇见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在一个尔虞我诈的环境下，性爱与死亡反而成了唯一纯粹的东西。本来善与恶就是一线之隔，每个人身上都有恶念，它隐藏得很深，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有扮演害人或受害的念头，这种恶会在某种特定的环境里爆发，于是各种犯罪行为变得可行了。

或多或少，我们每个人都在被社会的规则“驯养”着，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患者，也许我们自己感觉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