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當年在納粹集中營裏倖存下來的猶太姑娘露西亞跟着指揮家丈夫巡迴演出，從美國來到了奧地利維也納。在下榻的酒店露西亞非常震驚地發現，酒店的夜班門房就是當年集中營裏的納粹軍官馬克斯。在集中營裏，露西亞是馬克斯的性奴，但同時也是他的情人。馬克斯也發現了面前的這個貴婦人正是自己一直不能忘懷的露西亞。他趁露西亞丈夫前往德國法蘭克福期間，來到露西亞的房間與之見面，隨後將露西亞轉移到了自己的公寓。

露西亞的丈夫因爲妻子失蹤報警。同時，馬克斯所屬的納粹餘孽小團體也在尋找露西亞，欲將其幹掉，因爲她是揭露納粹暴行的一個非常關鍵的證人。馬克斯拒絕向同夥交出露西亞，也不能向警方求援，翹首企盼的愛戀與情慾頓時轉化爲相互守護。他和露西亞被困在公寓裏，食物一天比一天少，體力也一天一天地消耗。最後，走投無路的兩個人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逃出了公寓。天色微明，烏雲中皸裂出一道口子，撒下一抹晨光，一對男女攙扶着、挪着蹣跚的步子，無暇顧及這美妙的晨光，他們腦海中依稀還有些遺憾，有些沉淪，但一切很快就在兩聲槍鳴之後灰飛煙滅了……這就是描寫畸戀的傳奇片《午夜守門人》（The Night Porter）的劇情。影片的氣氛相當特異，對男女情慾的刻畫也相對大膽，這部20世紀70年代電影史上著名的作品經過時間的洗滌，依然散發出人性的光輝。

時間來到了1989年的西班牙，自三歲開始便在孤兒院生活的裏奇二十幾年來因爲一直被困在精神病院和療養院中，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十分單純、直接而魯莽。被精神病院的醫生批准可以重返社會後，裏奇頓感生命火焰重新燃起。其實，他只有三個再簡單不過的願望，找到一個妻子組建一個家庭，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可以過上普通人的生活。

裏奇走出精神病院的大門後立即向自己一直鍾愛的色情片女星瑪利亞示愛，並用了最簡單直接的求愛方式——綁架，讓對方在這段被囚禁的日子裏對他發生真正的感情，並要像他愛她一樣愛上自己。“我綁架你是爲了讓你有機會了解我，因爲我敢肯定你會愛上我，正如我已愛上了你。”這樣的愛情告白足夠另類，而禁錮求愛的方式則更顯得驚世駭俗。這就是西班牙電影《捆着我，綁着我》（Tie Me Up!Tie Me Down!）的基本劇情，用一種讀書求學的方式靠着努力、意志力和堅忍不拔的精神，去嘗試着營造一個愛情故事，然後把情侶間難以割捨的眷戀具象爲裏奇對瑪利亞的實際捆綁，也從另一側面隱含地滿足了觀者對“施虐與受虐”形式的窺測心理。全片的激情裸露場面其實並不多，但每次出現的鏡頭都十分大膽奔放，洋溢出西班牙人的無拘無束。此片也曾破紀錄地獲得了15項西班牙電影哥雅獎的提名。

時間又來到了2002年的日本，因爲有性無愛的婚姻，43歲的中年男子多年前慘遭妻子拋棄。他年輕時曾以強迫征服肉體的方式得到過自己愛慕的女人，但卻無法獲得她的真心。他親手葬送了自己的初戀並最終自嚐了惡果。於是，正是抱着這樣一種悔過、重新補過的心思，他不惜一切代價和不惜觸犯法律，綁架監禁了18歲的女高中生小島聖，用刀威脅的同時，也像傳統的日本人那樣彬彬有禮：“對不起，我綁架了你。”然後告訴小島聖自己這樣做，是爲了追求心靈與肉體完美結合的性愛，並開始對其實施一場飼育計劃的不倫之戀。在朝夕相處中，小島聖從最初的反抗逐漸變成了依賴，每天等待着男人的食物，甚至在有機會逃脫時卻去而復返。這就是日本特有的禁錮類型電影中最爲著名的《禁室培欲》系列，該系列一口氣就拍了9部，雖然質量參差不齊，劇情風格也不盡相同，但主題都是一個——完全飼育。每部影片中形形色色的綁架人，以及和不盡相同的被禁錮人之間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匪夷所思的情戲，因而“飼育”遊戲便籠罩上了幾分畸戀的色彩。這種遊戲與SM有關，在男權支配下的島國日本，不難看出日本文化所具備的多重性，反映出了現代日本人對於感情缺失的極端恐懼。

以上這三部影片都在抽象意義上表現了施暴者與受害者之間的關係，人們願意把這種類型的電影劃爲純粹的性虐待範疇，但也許這並非是影片所要傳達的思想本質。以當代性心理學而言，作爲被動的擔當者在作爲受體時的感覺是獨特的，痛感質。以當代性心理學而言，作爲被動的擔當者在作爲受體時的感覺是獨特的，痛感和快感的同一性讓性愛世界變得微妙起來。所以，性虐僅僅是一個幌子，性與愛的微妙關係以及人物內心世界的探討纔是這種類型片的精華所在，同時也對“斯德哥爾摩症候羣”這種奇怪的病症進行了解讀。

斯德哥爾摩綜合徵，即斯德哥爾摩效應，又稱斯德哥爾摩症候羣或人質情結、人質綜合徵，在心理學上是指犯罪事件中的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的一種獨特的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種情感造成了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了好感、依賴心理，甚至協助犯罪者加害於他人。

斯德哥爾摩綜合徵這個名詞源於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發生的一宗特大銀行搶劫案，當時兩名搶匪在銀行搶劫失敗後挾持了四位銀行職員，並與警方僵持了130多個小時後放棄，警方順利逮捕了搶匪。然而讓人驚訝的是，四名遭受挾持的銀行職員集體拒絕指控搶匪，並對搶匪顯露出了憐憫的情感，甚至還爲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其中一名女人質竟然還愛上了其中一個搶匪，並與他在服刑期間訂了婚。這件事激發了社會科學家的強烈興趣，他們想了解在擄人者與遭挾持者之間的這份感情結合，到底是這宗銀行搶劫案的一個特例，還是代表着一種普遍的心理反應。

當專家們深入研究後發現，這種症候羣的例子見諸各種不同的經驗中，普遍到讓人驚訝。實驗對象從集中營的囚犯、戰俘到受虐婦女與亂倫的受害者，都有可能發生這種斯德哥爾摩綜合徵體驗。以人質爲例只要符合了四個基本條件，可以說每個人都會產生這種或輕或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徵。一是要人質切實感覺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脅，讓人質感覺到就行，至於是不是要發生則不一定。讓人質相信這個施暴的人隨時會這麼做，且是毫不猶豫的。二是最關鍵的條件，是這個施暴的人一定會給人質施以小恩小惠，如在人質各種絕望的情況下給些水喝等。三是人質被完全隔離，除了施暴者傳給的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人質任何其他的信息都得不到。四是讓人質感到無路可逃……

人性能承受的恐懼有一條脆弱的底線，當人遇上一個兇狂的施暴者，施暴者不講理，隨時會取他的命，人質就會把生命權漸漸託付給施暴者。時間拖久了，人質會覺得自己每喫一口飯、喝一口水，甚至每一次呼吸都是施暴者對他的寬忍和慈悲，然後對於綁架自己的施暴者，人質的恐懼就會先轉化爲感激，而後漸漸變爲一種崇拜，最後也下意識地以爲施暴者是安全的，就會認爲自己也是安全的。這是多麼完整且完美的心理變化過程，這種屈服於暴虐的弱點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徵”。

另外，世界上還有幾個有名的斯德哥爾摩精神症候羣的典型案件，如1974年美國報業大王赫斯特的孫女帕蒂·赫斯特被美國“共生解放軍”綁架的綁架案，1977年美國的卡門龍夫婦案，1977年加拿大的喬希案，1978年美國的人民聖殿教案……斯德哥爾摩綜合徵源於人性中的根源，是人類本性中畏懼和崇敬強者的成分造成的，也就是畏強凌弱的本性。在特定環境與條件下，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這種心理症狀。

心理分析學的看法是，新生嬰兒會與最靠近的有力的成人形成一種情緒依附，以最大化周邊成人讓他至少能生存或成爲理想父母的可能，斯德哥爾摩綜合徵可能就是由此發展而來，而且，斯德哥爾摩綜合徵是機制性的，不是偶然事件或偶然反應和偶然的結果。

在《午夜守門人》裏，露西亞和馬克斯終於走到了一起，爲了躲避警察和納粹的雙重追捕而躲在公寓裏，導演之所以這樣安排其實就是考慮到了主人公的心理因素，反映了露西亞的戰爭後遺症，也反映了他們無奈於命運，深陷其中又無法自拔的境遇。在《捆着我，綁着我》中，有一件同兩位主人公一樣重要的道具，那就是裏奇捆綁瑪利亞的繩索。在影片的最初部分，裏奇將瑪利亞捆在牀上，繩索就像裏奇強烈的情慾一樣兇猛地將瑪利亞置於被動。隨着劇情的發展，裏奇又爲瑪利亞更換了柔軟舒適的細繩，繩索也隨着裏奇的真情流露演化爲一種愛的象徵，瑪利亞也逐漸在這種捆綁中感受到了自己被壓抑已久的慾望。

在影片引人入勝的高潮段落，瑪利亞在得知裏奇將離開時，甚至開始主動要求繩索的捆綁，恐怖的暴力行爲最終演變成了溫馨浪漫的授愛儀式，此時的瑪利亞再也無法失去裏奇這種看似奇異的愛慾。當然，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故事絕對是個別案例。首先裏奇實施綁架的目的不是爲了折磨對方，而是打着愛的旗號；其次如果綁匪不是型男安東尼奧·班德拉斯，會是怎樣的結局我們不得而知。同樣，在《禁室培欲》裏如果小島聖沒有戀父情結，也就不會對綁架者產生愛戀。無論如何，《午夜守門人》和《禁室培欲》的結尾都是用死亡完成了兩性自我意識的覺醒與自我靈魂的解放。在這種畸形的浪漫之外，似乎也從另一個角度詮釋出了社會對人性的壓抑。

電影或電視劇中表現斯德哥爾摩情結的例子還有許多。在《狂野的愛》（L'Amour Braque）中，演員蘇菲·瑪索性感迷人又楚楚可憐的模樣大概是最令綁匪心動的女人質了。在《危機最前線》（Mad City）中，約翰·特拉沃爾塔扮演的綁匪也得到了人質的同情，達斯汀·霍夫曼則扮演了煽風點火導致其自殺的新聞記者。在《後窗驚魂》（Disturbia）裏，女主角被鄰居威脅後替鄰居說話，而亞裔學生馬上就指出她得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徵。在《電鋸驚魂》（Saw）系列中，戈登醫生在第一部裏被主角折磨後反而在後續幾部中充當起了主角的助手。在《最後的朋友》（Last Friends）中，女主角美知留在與男友宗佑的同居生活中，因爲在男友超強的佔有慾及疑心病下她不斷地被虐待，但離開了又心軟地回到宗佑身邊，直到宗佑也意識到了這樣會爲美知留帶來巨大的痛苦而選擇了自殺，才終於結束了美知留的噩夢。在TVB港劇《談判專家》的大結局中，被困人質就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徵。在臺劇《霹靂MIT》中，錢富豪就由於幼時曾被綁架過，所以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徵，對當年綁架他的劫匪產生了同情甚至是依賴之情。在泰韓合拍的《秋天的命運》中，金明浩爲了向李英修復仇而綁架了他在泰國的私生女薇蒂，最後薇蒂竟然愛上了金明浩。

美劇《閃點行動》（Flashpoint）是一部講述城市快速反應小組在針對城市綁架案件中解救人員的故事，該劇中有很多集都出現斯德哥爾摩症候羣的被害人，以第一季第9集最有代表性。它講述了一名性虐待者綁架了女性幼童，在其住所以暴力性侵犯等方式折磨了被害人長達7年之久後，最後終於被警方解救，而被害人卻患有嚴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徵，對綁架者產生了感情從而竟以武力抵抗警方的解救。2012年的國產電影《邊境風雲》中，因爲十年前一場毒品交易的失敗，孫紅雷飾演的毒梟綁架了王珞丹飾演的幼童。十年後的中緬邊境，孫紅雷飾演的毒梟爲了愛人遭遇殺手及黑白兩道人物的阻撓，與王珞丹飾演的女主角上演了一段綁架情緣。影片中王珞丹扮演的角色同樣是名斯德哥爾摩綜合徵患者，愛上了綁架她的毒販。

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絕不是一般的心理學事件，而我們對它的研究和成因還知之甚少。幸福感往往來源於被冷落後偶然的溫存和被背叛後意外的鮮花，當它作爲一種心計或者一種良心迴歸的表現時，就昭示了一種人性，這種人性潛藏在人的“匱乏與依賴”的機制中。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的形成同樣貫穿於“體制化”之中。體制化是著名電影《肖申克的救贖》（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演繹的重要概念，犯人老瑞德這樣談到體制化：“起初你討厭它（監獄），然後你逐漸習慣它，足夠的時間後你開始依賴它，這就是體制化。”該片中被體制化的象徵人物是監獄圖書管理員老布，他在肖申克監獄（體制下）被關押了50年，這幾乎耗盡了他一生的光陰。然而，當他獲知自己即將刑滿釋放時，不但沒有滿心歡喜，反而面臨精神上的崩潰，因爲他已離不開這座監獄了。爲此，老布不惜舉刀殺人，以求在監獄中繼續服刑。他刻骨銘心地愛上了那間剝奪了他自由的監獄，所以在出獄後，他終於選擇了自殺。老布成爲環境的一部分，一旦脫離了原有的環境，一切失去了意義。

很多人在與一個人熱烈相愛時，都有着想把對方綁起來或者關進鐵欄杆的衝動，這是極端的佔有慾。當哥白尼式的愛情遇見斯德哥爾摩症候羣，在一個爾虞我詐的這是極端的佔有慾。當哥白尼式的愛情遇見斯德哥爾摩症候羣，在一個爾虞我詐的環境下，性愛與死亡反而成了唯一純粹的東西。本來善與惡就是一線之隔，每個人身上都有惡念，它隱藏得很深，每個人的潛意識裏都有扮演害人或受害的念頭，這種惡會在某種特定的環境裏爆發，於是各種犯罪行爲變得可行了。

或多或少，我們每個人都在被社會的規則“馴養”着，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羣患者，也許我們自己感覺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