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風宋月（讀史專欄作家） 北宋一百多年的歷史中，宋真宗是第一位正常繼統的皇帝，在即位之初也曾想着效法太祖、太宗，政治上有番作爲。但由於他謹小慎微的性格，加之缺乏豐富的政治經驗，所以當他的提議被否定或在執行階段碰到阻力後，立即明智地決定，做個甩手掌櫃。 好在宋真宗即位時，經過太祖、太宗二朝的經營，各種政治制度已臻於完備。真宗即位不久，宰相王旦就善意地提醒他“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如果典故中沒有，那麼就直接“問諸有司”。王旦毫不客氣地告訴官家要夾緊尾巴做人，祖宗法的解釋權在士大夫主持的各政府部門。——士大夫與天子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形成於宋真宗時期，發展於宋仁宗時期！

歷數中國歷史上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根本不可能有宋真宗，在後人看來，宋真宗太過平庸。殊不知，平庸才是皇帝的常態。歷史證明，甘守平庸的皇帝，令人尊敬。 宋、遼澶淵之盟簽定後，宋廷再無來自外部的侵擾，城市商業經濟逐步繁榮，大量的流動人口和農民工向城市聚集，市民開始做爲重要的城市人口出現在人口結構中。宋代戶籍分爲坊郭戶和鄉村戶，坊郭戶與現代的城市人口類似，包括州、府、縣城及各草市、市鎮的居民。

伴隨着士大夫與天子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形成，社會上湧現出以士大夫爲主體的精英階層。宋初，歷代奉行的“工商不得與於士”的陳規被廢除，商人社會地位的提高，進一步刺激了經濟的大發展。 隨着街坊制的形成，漢唐以來形成的宵禁和“日中爲市”的交易傳統被徹底打破。一系列改革政策的實施，使得城市社會、經濟、文化生活呈現出空前活躍與興旺。

宋代之前的城市經濟，基本上以農業爲主，在經濟結構上具有單一性和純消費性。真宗皇帝在位時期，隨着城市化進程的深入，城市經濟更加繁榮，商業和手工業分工更加細密，不僅出現了許多新興行業，而且行業內部的分工也更加明確細密。據專家統計，宋代城市中有文獻記載的行業達440多種，其中比例最大的是服務性行業。 服務性行業的迅速膨脹意味着宋代社會風尚的商業化轉變，人們的生活觀念在城市化、商業化的大潮中，日益滋生出人生在世享樂爲上的意識。

我國的休假制度源遠流長，其起源自然與農業社會大背景相關，帶有明顯的農耕色彩。唐、宋前的節慶活動，多是以農業生產和節氣轉換爲基礎，人們休閒娛樂時間的長短也要視自然天時變換而定。 宋之前，既有法定假日，還有旬假制（漢代官吏每五天休息一天，唐代改爲十日一休）另有旅遊假、婚姻假、事故假、孝假、等一些休假名目，這些假期的設置，不但增加了官員的休息閒暇時間，更折射出中國古代吏治中的人文關懷和精神追求。

到了真宗在位時期，帶有休閒色彩和濃重狂歡意識的假日更是得到空前發展。 宋代官員的休假大致分爲公假和私假兩種，公假有節假、旬假、國忌假、外官上任假、唱名後假、朝假，還有各種特殊情況給假等；私假則有婚嫁假、喪假、病假、探親假、私忌假等。 休假的主要方式爲‘朝假’和‘休務’。‘朝假’即皇帝不上朝，官員也不必赴殿朝參，但需安排值班官員處理日常公務；‘休務’則不必安排官員值日辦公，可以任意選擇在家或自由外出休息。除此之外，就是名目繁多的節日休假。

宋代官員所休的各種節日假，天數之多、節日之繁，爲中國古代社會之最。 據北宋龐元英《文昌雜錄》卷一記載：“祠部休假，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上元、夏至、中元、臘日各三日；餘立春、清明等節各爲一日，一歲共七十六日。” 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九月，“詔以稼穡屢登，機務多暇，自今羣臣不妨職事，並聽遊宴，御史勿得糾察。上巳（三月初三）、二社（春社與秋社，春社即立春後第五個戌日；秋社即立秋後第五個戌日）、端午、重陽並旬時休務一日，祁寒、盛暑、大雨雪議放朝，著於令。” 不但如此，而且另外規定每年大祀、忌日、大忌前一天，自己不坐殿，在京官員免予朝參。此後陸續新增的、天慶節（爲紀念天書下降所設，正月初三日）、先天節（七月一日，真宗以聖祖下凡日爲先天節）、降聖節（十月二十四日，聖祖與真宗相會日爲降聖節）各放假五日；天祺節（始建節於天禧元年、即1017年、初名天禎節，後因避宋仁宗趙禎諱，更名爲天祺節）天貺節（六月六日天書再降，特設天貺節）各放假一天。 這樣算下來，宋代官員的帶薪休假日至少在100天之上，每隔三天時間，官員就有休息日。這樣的公務員生活實在是爽歪歪，強烈建議當代喜歡穿越者，如果穿越，還是穿越到宋代去做公務員的好。

真宗在位的年代，大宋官員只要不耽誤公務，在上班時間可以鬥地主、接龍、明目張膽的玩偷菜遊戲，可以喝酒，而且有關部門不得干涉、指責，遇上下大雨、大雪的極端天氣，不用趕早朝。——宋真宗真的是一位體恤下情的好老闆！

趙宋自立國以來，對官員實行懷柔政策。宋真宗在位期間，一方面改革俸祿發放制度，一方面不斷“益俸”，爲手下的打工仔們集體大幅度加薪。 據史料記載，“三司估百官奉給折支直，率增數倍”。轟轟烈烈開展造神運動以來，真宗又詔令文武官員一併增加俸祿，制定文武職官月俸自三師三少120貫至侍禁4貫，分爲22等發放。

真宗是個極具親和力的皇帝，爲了增進君臣之間的友誼，不但經常和屬下臣僚宴飲，而且將送溫暖活動制度化、透明化，除了平常賜肥羊、美酒之外，立春賜春盤，寒食送神餤、餳粥；端午賜糉子，伏日送冰紅茶；重陽節送糕，並有酒水贈送；一到三伏天，每五日一賜冰。 給這樣的老闆打工，一年有一百多天的帶薪休假，真是爽歪歪。

爲拉動內需，真宗皇帝可謂不遺餘力。在他的努力下，宋廷商品經濟、都市休閒文化發展駛入快車道。 有如此密集的黃金週，宋人能不好好享受生活嗎？

清人趙翼在其《宋制祿之厚》一文中稱宋代官員“給賜過優”，稱的上“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 其它時代的宋代官員俸祿多寡不提，趙翼的評述用在真宗一朝恰如其分。

寬鬆的休假、薪酬制度，真宗皇帝爲官員營造了寬鬆政治環境。有幸生在這樣開明的，鼓勵消費的，注重官員休假與關懷的，注重民間傳統假日的“民主”時代，會不會有一種幸福的炫暈感？這個時代的公務員，幸福指數在有宋一代爲最高。

宋代官員的俸祿以現錢爲主，輔以祿粟、衣料等實物爲崗位津貼。北宋文官體系複雜，因此，官員的俸祿也與其它王朝有別。文官系統中有實際意義的主要是本官、差遣、貼職三個系列。“其所謂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加官也。”（司馬光-《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在享受俸錢、衣賜、祿粟之外，大宋官員們還享受着名目繁多的各種崗位補助，如添支錢、工作餐錢、傔人（隨從、跟班）衣糧餐錢、廚料、茶、酒、薪、碳、羊、馬等，此外，文官還額外享受一些變相俸祿的待遇，如職田租、驛券、郊賜、年節生日支賜、賻贈等等不一而足。

官員事假（病假、喪假）超過百日方停俸，生活在大宋的官員如沐春風。寬鬆的政治環境，重文養文的社會風尚，優厚的官俸，爲官員縱情享樂提供了根本的物質保障；寬裕的帶薪休假期，城市商業的繁榮，則爲享受風月人生培育了滋生與蔓延的土壤。社會地位的提高、自我價值的體現，潛藏在文人心底深處的享樂需求如春草般瘋長。 對此，最高統治者不但不阻止，反而主動鼓勵提倡。“杯酒釋兵權”，其實就是趙匡胤對開國功勳實行權力贖買而已。用豐厚的物質賞賜保證勳舊可以在退休後仍可以過着富足的生活，鼓勵他們“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就是要他們沉湎於酒色之中，喪失對最高權力的覬覦之心。 王夫之在《宋論》中寫道：“一時人士，相率以成風尚者，章蘸也，花鳥也，竹石也，鐘鼎也，圖畫也，輕歌妙舞，狹邪冶遊，終日疲役而不知倦。” 《東京事略》載：“宋興，承五季之餘，天下得離兵革之苦，至真宗之世，太平之治洽如也。”

許多人認爲宋是一個“積貧積弱”的王朝，政治上保守，軍事上懦弱，其實這種說法有失偏頗——宋代開創的文官政治並不意味着保守，保守並不是貶意詞，也不是革新的對立面。在需要守成的時侯，一味的變革也許會適得其反。日語中，保守一詞有維修、管理之意。另，英國的保守黨，政治上並不保守。在穩健中完成政治制度的完善，這樣的保守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