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始于屠杀终于兴学的救赎

真正的变革，

只能来自人们的内心。

——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是晚清来华英国传教士，在中国生活近半个世纪，他在宗教、科学、通讯、国际贸易、赈灾、现代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等几乎所有领域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不仅是一位有影响的宗教人士，同时也是中外达官贵人的座上宾、维新派的幕后师爷、孙中山革命党的反对派。在中国期间，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他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鼓吹变法，调停外交，抨击革命，时而幕后，时而台前，不辞辛劳，忙忙碌碌奔走于红尘深处，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成为清末大变局中的一位风云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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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始于屠杀终于兴学的救赎

01 | 丁戊奇荒

公元1875年，老病中的清王朝来到了光绪元年。接下来的四年中，华北发生特大旱灾。中国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持续大旱，造成特大灾荒，饿死的人达一千万以上。由于这次大旱最严重的灾情发生在1877、1878年，即阴历的丁丑、戊寅年，所以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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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戊奇荒中之灾民

从1870年起被英浸礼会派来中国的年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当时正在山东传教，接到调令前往山西赈灾。他多方募集资金，积极救助灾民，除向中国各地的传教协会募捐外，他还向英国浸礼会写信，请求拨款，立即“赈济灾民”，“把中国人从饥荒下解救出来，使他们能够奉守正确的道德准则”。在他的倡议下，伦敦成立了以市长为首的“市长官邸赈灾基金会”，大量银两被运到中国灾区。

在李提摩太的倡议下，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亲自派人将国外募捐的银子运到山西，并要求会见李提摩太。

两年时间里，李提摩太及其助手共募集账款12万两，领赈灾民超过1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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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李提摩太

然而拯救百姓的肉体并不是李提摩太的终极目标。1887年，李提摩太建议李鸿章每年拿出100万两白银做教育改革，李鸿章表示拿不出这么多钱。李提摩太又说：这是种子钱，日后必有百倍的收入。李鸿章问：那要多久才能见成效？李提摩太答：至少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化教育所带来的好处。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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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李鸿章

02 | 山西教案

就在山西逐步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同时，天主教与基督教也在山西迅速传播。同时，由于教会在赈灾方面树立的良好形象，从而从未与当地民众发生过大的纠纷。

但是，随着西教的深入和教民数量的增加，新的信仰与旧有习俗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两种文化间的冲突终于在新世纪伊始以“义和团运动”的形式激烈爆发，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势力和山西地方官员的愚昧无知和盲目仇外终于酿成了异常惨烈的“山西教案”。

1900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山西，太原的东夹巷教堂、大北门教堂以及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先后被焚烧，而城内的外国传教士则被山西巡抚毓贤以保护安全为借口全部监禁于猪头巷客馆。

六月十三日，毓贤将44名外国传教士、17名中国教徒以及从寿阳押来的英国教师毕翰道一家 7人全部带到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在百姓的围观之下逐一杀害。这些遇难者中，包括在山西传教十年之久的山西北境教区正副主教艾士杰和富格辣，而艾士杰是被毓贤亲手刺杀的，他们后来都被罗马教廷册封为“真福品”。

据统计，“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9个州县，全省被杀教士191人，被杀教徒6060人，被毁教堂、医院225所，被烧拆房屋两万余间，后果之严重，可谓全国少见。义和团运动结束后，毓贤被清廷处死，山西全省被捕处死的义和团首领120余人，此外，全省还有40余名官员被严查，山西还被要求每年分担庚子赔款116万两，同时赔偿山西教会损失263万两，为殉难教士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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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教案中丧生的传教士们

03 | 山西大学堂

1901年，在庚子事变之后，李提摩太请求各国政府把一部分中国赔款，拿出来在山西等地设立大学。他认为庚子事变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教育没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话就可以减少类似这样的仇外事件。

当时处理教案，无外乎赔偿巨款、处理匪首及有责任的官员。但李提摩太认为，传教士生命可贵，非金钱可以抵偿，所以不会以金钱出售他们的生命。他也明白，官府的巨额赔偿一定会转嫁到当地百姓的头上，而这又进一步增加了仇恨。于是，就赔偿问题，李氏提出如下建议：

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限。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李提摩太自言：“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的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屠杀的主要原因。”

山西教案丧葬抚恤花费四百余万两，“其中耶稣教赔款五十万两，由李提摩太暨各教士主持，捐充山西大学堂开办经费。此为中国创办大学之始，而出教案赔款捐助，良可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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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堂开学典礼

李提摩太通过与当时的山西巡抚岑春煊多次协商，于1902年开办中西大学堂（分设西学专斋和中学专斋）、并与刚刚成立的山西大学堂合并，李提摩太任西学专斋总理。该校成为全国继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之后的第三所大学。学校规定，凡推荐就学之生员免缴食、宿、书籍费，且每月每人发给银元8元。该校第一班学生荟萃了全省精英。

山西大学堂早期毕业的学生，不少人追随孙中山先生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他们在留学回国后，对山西辛亥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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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老校门

辛亥革命以后，山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校，列入国立范围，后称国立第三大学。1931年7月，山西大学校改称为山西大学。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山西大学的法律、文科并入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医学、工学、农学分别各自成立学院。师范学院迁至晋南的临汾。

这座曾经全国知名的高等学府从此成为一所默默无闻的地方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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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老建筑

04 | 李提摩太其人

李提摩太1845出生于英国农民家庭，先后就学于斯旺西师范学校和哈佛福韦斯特学院。1870年，25岁的李提摩太被英浸礼会派来中国。而他之所以愿意前往，是因为“中国人是非基督教徒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当他们转化过来后，有助于向欠开化的周边民族传播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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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满清服饰的李提摩太夫妇

李提摩太热心西化教育和文字工作。他曾说过：

中国朝臣无知乃是无教，中国图强之要在于教。

他要求母会等差会在中国18省各设立一高等师范学校，传授西学给中国官绅等。在1890年，应李鸿章之聘，担任《天津日报》主笔藉此提倡中国改革。 1892年接任“广学会”会督，更力争“开启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籍《万国公报》大力向中国推行各种新知，中国人正是通过《万国公报》与李提摩太第一次知道马克思、《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后来他还参与维新运动，认为中国富强，不只要重“西艺”更必重“西政”，并以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提出具体改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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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前排左五）在温州艺文学校开学典礼上

李提摩太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外关系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在政治、外交、宗教、科学、通讯、国际贸易、赈灾、现代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等几乎所有领域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对中国晚清政局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很多方面是积极的影响。

1908年，李提摩太再次访问太原时，新成立的山西省咨议局议长梁善济召集太原大中学校学生两千余人在文瀛湖召开欢迎大会，梁善济肯定了李提摩太为山西教育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所有这些学堂的主要教师都是大学堂毕业的，这些学堂和全省许多学堂所以建立起来，都要归功于大学堂给予的激励。”也正因为如此，李提摩太才会得到清政府赠予的头品顶戴和双龙宝星勋章。

1916年，年迈的李提摩太回到英国，多所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但在自己的国家里他成了陌生人，靠回忆打发晚年闲暇的时光。在回忆录的序言里，李提摩太不无自得地说：“这些陈年旧事讲述了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努力。”“这种努力意味着在不同方向上对中国的提升——通过更优越的宗教、更先进的科学、更便利的通讯手段、更完善的国际贸易，还有现代化学校和专业学院的创设、现代出版社的建立，以及在一个同欧洲一样大小的国家内建设新的工业，开发新的产品。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我某种程度的参与。”

遏制不住对中国的思念，1919年初，73岁高龄的李提摩太预订了初秋返回中国的船票，未及启程，1919年4月17日李提摩太与世长辞。

在最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的珍贵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