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卿制类似于现在的外籍院士制度，不同的是客卿制直接把“外籍人士”引入本国做高官，是非常到位和大胆的选官做法。客卿之法最早萌发于夏商之际，例如御龙堂刘氏始祖刘累与夏朝第十四任君主孔甲，分属陶唐氏和夏后氏两个族群，刘累为孔甲所用并得到封土和官爵，相当于客卿。有莘国的伊尹为商国君主汤效力，也相当于是客卿。

这种礼遇异国异族人才的做法，最终在春秋时演变成诸侯国任用别国人才的一种特殊官制。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收揽人才的方式没什么了不起，但那是在国家制度刚刚出现的几千年前，人类社会还没走出血亲族群模式，能在用人上做到这一点是革命性突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的家族企业，能不能打破管理层的家族式垄断是一个大大的槛。

秦国不是最先迈这个槛的诸侯国，在这个槛上徘徊的两大诸侯国都翻车了。

春秋五霸排在秦穆公之前的前两霸，无论齐桓公还是晋文公，在用人上都没有摆脱家族式人才的窠臼，用人仍旧是主要从亲贵中选贤。

齐桓公重用的管仲虽是周王室后裔，但是周、齐双方世代通婚，管仲之父管庄已经算是齐国的本土贵族了。管仲死后，齐桓公重用的仍是以易牙、竖刁等为主的本土人士，但易牙、竖刁等人无才无德，只能祸国而不能治国。

虽然齐桓公也任用过陈国公族田完、卫国公子开方这样的客卿，但是开方除了跟随易牙、竖刁搞祸乱外，对晋国别无贡献。而田完的后代则走出了一条权臣篡国的路子，他的八世孙田和直接篡掉了姜姓齐国，开启了田氏齐国时代。

跟齐国被客卿人士搞翻车不同，晋国的翻车则是拜庞大的本土公卿势力所赐。

晋文公的用人方针是长长的二十四个字：“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耈老，礼宾旅，友故旧”（《国语·晋语》）。“礼宾旅”三个字只占其中的八分之一，但真正落到实处的人才任用，属于客卿身份者大概是十中不足一。

在城濮之战前晋文公设立三军六卿，在清原之蒐的军事行动中又增至五军十卿。再到齐晋鞌之战后，晋景公又进一步扩建为六军十二卿。在此过程中，为了把十二卿的位置占满，晋国十世族之一的荀氏甚至分做智氏和中行氏两支。所以无论是六卿，还是十卿、十二卿，客卿身份者是没有份的。

虽然晋国重用的这些本土公卿世族，他们父子、兄弟接连几代人都涌现了杰出人才，晋文公优先任用内部贤才似乎也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这些本土家族势力的一代代壮大，晋国的悲剧命运也就注定了。

于是在春秋列国大混战的同时，晋国内部还发生着十一个世族列卿的小混战，最终的结果便是韩氏、魏氏、赵氏三家裂土建国，而晋国便消失了。随着姜氏齐国、姬姓晋国两大列强的支离破碎，秦国的机会就这样等来了。

秦穆公首开秦国客卿制的先河，他一出手就做到了无比的坚决和彻底。

秦穆公重用的百里奚、蹇叔、由余、伯乐、公孙支、丕豹等人全是来自别国的客卿，他几乎是完全依靠这些“外籍人士”开创了秦国的霸业。秦穆公之所以有如此开放的用人觉悟，实际上是一种心扉痛彻之下的领悟，因为秦国国君权威一直受到内部世卿贵族的干扰，甚至比晋国世族列卿的倾轧有过之而无不及。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的情况大致是“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也就是说与西戎做邻居的秦国，并不在华夏正统文明的范围之内，其宗法和尊卑观念长期以来极为淡薄，国内世卿贵族不怎么把国君放在眼里，常常对国君干一些很出格的事。

例如，秦穆公的爷爷秦宪公去世后，太子嬴立被大庶长弗忌、威垒和三父废掉，改为立秦宪公的第三子嬴曼为国君。然而六年后，大庶长三父竟然弑杀嬴曼，又复立嬴立为国君。虽然稍后的秦穆公重用客卿，使秦国的君权得到了一段时期的加强，但从秦躁公之后君权再度处于弱势，秦怀公被世卿贵族逼迫自杀，秦出公则在贵族政变中被直接杀害。

由于这种局面的长期存在，甚至连权力被架空的周天子都瞧不起秦国国君，就连秦孝公本人也承认“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所以，秦国最终形成以客卿制为内涵的人才制度，实际上是知耻而后勇的结果。重用国内的世卿贵族是死路一条，重用别国能人贤才反而还有一线生机。

于是随着秦孝公任用商鞅推行变法，秦国客卿制的六大抢人路径一条比一条通畅：

第一路径是“国君请入”，虞国人百里奚是秦穆公用五张羊皮赎得，晋国流亡人才由余是秦穆公用离间计截得。第二路径是“他人荐入”，宋国人蹇叔、魏国人范雌就分别是由百里奚、王稽举荐入秦。第三路径是“外戚入秦”，秦国宣太后的弟弟魏冉、芈戎就是靠着裙带关系入秦而飞黄腾达。第四路径是“派遣入秦”，例如赵武灵王派遣楼缓、仇液相秦，齐闵王派遣孟尝君相秦。

考虑到以上四个路径都有一定难度，秦国还有大开方便之门的第五路径——“自奔入秦”，代表人物有商鞅（卫国人）、张仪（魏国人）、蔡泽（燕国人）。第六路径是“客卿二代”，秦穆公重用的三大领军将领中，孟明视是百里奚之子，西乞术、白乙丙是蹇叔之子，都是二代而获重用。

可以说，在别国混不下去而又确有才能的人，主动投奔秦国是出人头地、封妻荫子的绝佳选择。

秦国自惠文王设宰相之职起，先后共有24人担任过秦相要职，其中国籍可考者有17人，而这17人中有16人的身份是客卿。自秦穆公以来的秦国对外战争中，明确统兵主将的战争大概有80次，其中任用客卿为统兵主将的战争多达56次。所以无论军国大政，“用客”都是秦国用人的最大特色。

面对秦国的抢人大战，东方六国的选才用人制度越来越不安好了！

秦国的快速崛起让一众诸侯国意识到那些来自别国，依靠德行和学识干禄的新兴士人阶层，比本国旧贵族治国更具才干，而且也更易于控制。

最先觉醒的是魏国魏文侯，他招来了卫国人吴起等客卿，一时间魏国人才济济，一跃为中原霸主。赵国赵烈侯任用国相公仲连进行改革，任用了牛畜、荀欣、徐越等客卿人才，跻身雄国行列。韩国韩昭侯任用郑国人申不害进行变法，也在十五年间强盛起来。

但魏、赵、韩三国任用客卿的举措都是昙花一现，开明的做法并没有被继承下去。魏文侯死后，吴起入楚、商鞅入秦、孙膑入齐，在浓厚的宗法观念支配下，魏国国内的旧贵族不允许权位被外人染指，阶级和政治的局限性一步步将魏国拖向衰亡的绝境。

赵国同样深陷血缘政治和贵族政治的泥淖，后期虽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军事革新，但在旧有贵族阶层的重重阻挠下，涉及政治制度的革新根本不可能发生。不仅外部人才无法获得权位，内部虽有赵奢、蔺相如、廉颇、李牧等顶尖人才，但其昏暗的内政却逐走廉颇、杀死李牧，走向灭亡。

地狭民寡的韩国本就是一个弱国的底子，申不害也只是在不触动保守贵族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有限革新，所以韩国虽然“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韩非子·定法》），根源就是不敢动保守贵族的利益。宗室贵族长期专擅军政大权，贤能人才在韩国根本没有上位的机会，韩国也就沦为了大国争战中的小国或缓冲国。

楚、齐、燕三国中，楚国的改革发生于吴起的到来，但这是一个宗族传统极为浓厚的古国，先是楚材晋用，后是楚客奔秦，向来是新兴人才出走的大户，也是继晋国之后最擅长内斗的诸侯国。在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去世后，旧贵族们又把国家开回到不用客卿的老路，在用人上始终是“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的宗法制模式，就连宗室中主张举贤任能的屈原也被排挤而沉江自杀。

稷下学宫

田氏齐国虽在齐威王时经邹忌改革走向强盛，还创办了名噪天下的“稷下学宫”，网罗了孟子、慎到、申不害、荀子等各国顶尖人才，但是接班齐威王的齐宣王却说：“当今之世无士，寡人何好？”于是稷下学宫逐渐沦为“无官守，无言责”的学术研讨中心，而齐国则在宗室贵族的把持下走向衰亡。

燕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后进行改革的国家，燕昭王筑黄金台广招贤士，吸引魏国人乐毅、齐国人邹衍等大批士人前去效力，他们帮助燕昭王实现了国家振兴。但随后的燕国统治者，对这种“蓟州城筑燕王台，招士以财亦可哀”的模式缺乏自信，并逐渐表现为对客卿的不信任，最终邹衍蒙冤下狱，乐毅出走赵国，燕军兵败齐国，燕国从此一撅不振。

相比之下，只有秦国在客卿制这条抢人道路上走的最坚决最彻底。所以，灭六国者，六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