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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发自：杭州日报

2019年5月7日《杭州日报》倾听·人生版

一座城的纪念日

戴 维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这一天，是杭州的新生，是这座城最值得铭记、也最为庄重浩大的纪念日。

新的时代，新的气象。不满15周岁的本文作者毛微昭，在时代的感召下，弃学从戎，成了整个余杭县年龄最小的革命干部。这放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波澜壮阔的年代，给一代青年人打下了澎湃激昂的情感烙印。暮气和惰性，那是注定被淹没、被淘汰的旧日沉渣。

那时余杭县政府开大会，机关干部们自带桌凳，没带的就坐在门槛上，或蹲着。白天，老同志带新干部走街串巷，到工人中去，同他们谈心交朋友，宣传形势。这样清澈透明的朝气，才是这座城市革旧鼎新的原力所在。这样亲密无间的干部作风，才是新政权能稳固站立的民心所在。

今年是建国70周年，也是解放杭州70周年。5月3日的杭州解放日，被赋予了格外重要的象征意义。从这个纪念日出发，记忆常在，初心常在，杭州的未来可期。

——我的祖国我的城——

我在杭州迎解放

文 毛微昭

1

当年的松木场还是一个郊区小镇，倚傍在古运河畔，河里泊满了余杭、临安的木船

1949年5月，是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浙江和杭州新旧政权更替的一个月。

4月之前，我是杭州私立明远中学的初二学生。明远中学是今天浙大附中的前身，当时是一所规模很小、历史很短、文化底蕴却很厚实的中学。它的创办者是浙江第一师范的校友会“明远学社”。

我和明远中学的同学

1947年明远中学面向全省招生，筹委会主席是著名画家潘天寿。上海名医叶熙春为明远捐了大笔房产，叶煕春早年在余杭行医成名，专门设立奖学金，奖励成绩优异的余杭藉学生。

获过这个奖学金的学生共四人，我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是鲍行豪同学，他后来也毕业于复旦，担任过省微生物学会理事长，是浙江省著名专家。

叶煕春（1881-1968），杭州余杭人，一代名医

当时明远中学借了松木场弥陀寺的几间空置房作校舍。弥陀寺的方丈大愿法师也是浙江第一师范毕业，是明远的校董。我们的集体住宿楼，没有房间，也没有床，打通铺，睡在楼板上。这个楼今天已修缮一新，在弥陀寺公园里。

解放前夕，明远中学初、高中共5个班，140名学生。

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解放第二天，学校公告栏里贴出当天的《东南日报》，上面是通栏大标题《国军忍痛撤离南京》。

浙大附中45周年校庆时，明远中学第一届同学在在母校门口的合影

同学们都无心上课。紧接着，学校贴出布告，宣布因时局动荡，让学生暂时回家，待时局稳定后再通知返校。

当年的松木场还是一个郊区小镇，倚傍在古运河畔，只有半边街市。河里泊满了余杭、临安的木船，运的都是松木之类的山货。从弥陀山下到西湖边昭庆寺（今少年宫），一路都是农田。

《运往松木场的木材和毛竹》，西德尼·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

从松木场回老余杭，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就是夜航船。我们十多个余杭籍同学，上了一条夜航船，完全靠船工摇撸，顺着余杭塘河，经西溪湿地、仓前，咿咿呀呀摇了一个通宵。次日清晨，才到余杭刘仙阁。

2

余杭和平解放的第二天，居民早起开门，看到满街全是和衣而卧的解放军战士

我的老家在余杭最西北的鸬鸟镇。父母都已过世，大哥毛孔昭当时在余杭简师任教，我就去老余杭投奔他。

余杭简师也没有校舍，借用的是鲍家祠堂。我大哥租住在马家弄4号，正对鲍家祠堂后门。

余杭简师的校长由余杭县长白冲浩兼任。白冲浩清华大学毕业，父亲白常洁是同盟会员，做过孙中山的秘书。

白常洁（1871-1927），陕西西安人。1905年赴日留学，后加入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1910年和伊藤逸枝子在东京结婚，生育五个子女。1927年，逝于北京，年56岁

白冲浩原在浙江省政府工作，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原想追随浙江省主席陈仪起义。但因汤恩伯告密，陈仪被捕。

白冲浩仍在争取余杭和平解放，他指定我大哥为余杭简师的临时负责人，要求学校不停课、不解散，如有急难，组织全校师生，护校应变。

白冲浩（1914-1958），1934年，20岁的白冲浩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投笔从戎，投入抗日战争最前线。在重庆任职期间，与国民党军队某部文艺队中尉杜明远（王洛宾的第一任妻子）相识并结婚。1947年9月，白冲浩调任浙江省余杭县县长，图为他的便签

4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余杭城里天天有溃退下来的国军，军纪极坏。此时，物价飞涨，金圆券（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流通货币）贬值，有人将它当壁纸糊墙。

金圆券

1949年5月2日，解放军南下部队从安吉方向进入余杭西北角的百丈、黄湖。黄湖联防队队长杨天波是我表哥，他和附近三个联防队都是地下党掌控的武装，前一天还设伏包围小股国民党败军，缴获了一批美式武器。

见南下大军到了，杨天波立即与解放军会师，并随同大军直奔余杭县城。这天天气晴朗，下午三四点钟，余杭县长白冲浩率领县军政人员三百余人列队迎接解放军入城，一枪未发，余杭和平解放。

余杭党领导的地下武装的几位核心人物：后中为朱鸿钧、右一为杨天波、左一宋祖本

最让我兴奋的是，当晚六七点，表哥那支六七十人的队伍，突然来到鲍家祠堂。他们有五挺机枪，长短枪一百多支，许多是刚从国民党败军中缴获的。不久，这支队伍被改编为余杭县大队第一中队，杨天波任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中队长，当时他才21岁。

就在解放军渡江的前几天，他还亲手打死了来收编他们的国民党上校徐会斌。著名作家张抗抗在长篇纪实小说《赤彤丹朱》中专门有一章写到杨天波，把他誉为传奇英雄。

第三野战军某部翻越莫干山，向杭州疾进

余杭和平解放的第二天，5月3日，余杭的居民早起开门，看到满街地上全是和衣而卧的解放军战士。晨起行军，他们一支队伍沿公路，向闲林疾进，经转塘绕过市区突然出现在钱江一桥边，阻止了国民党军炸毁大桥的企图。

1949年5月3日解放军进入杭县

另一支队伍沿运河，向杭州市区前进。没有一辆汽车，全是步行。这是解放军给余杭百姓的第一印象。

接着，后续部队源源不断从西门进城，战士们抬着小炮，扛着机枪，包括缴获的美式冲锋枪、卡宾枪，雄赳赳、气昂昂，穿过整个余杭城。

从早晨到下午，部队还没走完。街道两边挤满了夹道欢迎的余杭居民。

3

我们每天跟县委的老同志一起学习。印象最深的是6月30日的《浙江日报》，整张报纸就一篇文章，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余杭解放后，解放军35军文工团和金萧支队文工队，来余杭简师教唱革命歌曲。大家很快和这些文艺战士熟悉起来，学会了《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

有文工队女队员剪了短发，戴上军帽像个男孩，同学们非常羡慕，每个人都向往着做一名革命战士。

不久，机会来了。1949年夏天，革命形势发展迅速，需要大批干部。6月21日，余杭县人民政府袁浩县长到余杭简师做报告，介绍解放战争的形势，动员简师同学参加革命。但有的同学因为只差半年就可以毕业，舍不得放弃毕业证书，有的因为参加革命没有工资待遇，要养家，也下不了决心。

1949年5月4日，《新民日报》刊登杭州完全解放的新闻

最后，全校有15人报名，加上我这个编外的初中生，一共16人。我那时身高1米5几，体重75斤，还完全是个少年，我怕革命队伍不要我。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玉善鼓励我：革命队伍里，小鬼多得很！小一点不要紧，过一两年就长大了！

6月24日，一个普通的日子，对我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16人带了最简单的行李，记得我只带了一条旧的棉毯，跟张玉善同志步行到余杭城里澄清巷的县委大院。从这一天起，我离开了自己的小家，成为革命大家庭的一员。

1949年5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杭州解放的消息

刚开始，我们每天跟县委的老同志一起学习。印象最深的是6月30日的《浙江日报》，整张报纸就一篇文章，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读一段，讨论一段，其中几段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毛主席的话，既旗帜鲜明，又风趣幽默。党报的文章就是党的指示，解放初，各级干部都要每天读报、组织学习报纸上的文章，作为上级的指示坚决执行。

4

尽管服装不太合身，但穿了它就有一种光荣感、自豪感：我们是革命干部了

同学们陆续分配去了各部门。蒋山青、韩文达去了县公安局，直接参加剿匪战斗。

当时干部是供给制，除伙食外，定期发衣服、鞋帽、被子、毛巾、牙刷等日用品。每月有少量津贴，开始是每人每月一斤猪肉、四两旱烟，折成价款。除了几位县委领导吃中灶，其余干部都吃大灶，1951年干部评级后才有其他区别。

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的组成，可分三类：一类是南下干部，都穿黄军装，胸前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每人佩手枪。

第二类是我们这些刚参加革命的新干部。

第三类是留用人员，原先是国民党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根据政策一律包下来，工资照发。

我在1950年冬天

我们这批新干部正赶上发服装，每人领到一套黄军装。我领的小号，拿到缝纫店改小了勉强能穿，裤子太长就把裤脚卷起。布鞋是老解放区人民手工做的，尺码太大，在鞋帮上剪两刀，穿过一根带子，我也能穿。

尽管服装不太合身，但穿了它就有一种光荣感、自豪感：我们是革命干部了！

1950年春天，余杭全县年龄最小的三个干部，当时都不满15周岁。右是我，左是周奉先

到1949年冬天，发的统一是灰色的列宁装、八角帽，南下干部也和我们穿的一样了。我领到的灰色棉军服，还是太大，但系上一根皮带，也很精神。

我的三姐也参加了解放军。当地人民政府给我们在鸬鸟镇白沙村的老家，送去了 “军属光荣”和“工属光荣” 两块牌匾，悬挂在堂前。

5

但革命形势是严峻的。很快，我们就遇到了一连串血的考验

当革命干部后，我们要学习用枪。当时余杭县城区公所有二十几支长枪，型号很杂，三八大盖，中正式、汉阳造、美式卡宾枪、马枪，还有一把日本军刀。

长枪没有固定使用人，我们都学会了拆卸、组装，出门时选一支扛上，再背上四个手榴弹，就是全付武装了。

长枪我还平举不起来，有支马枪我最喜欢，枪身短，我可以平举，背着也不重。

1949年冬，余杭在城区的同事合影。前排左一是我

南下干部人人都有短枪，最多的是匣子枪（木壳枪），还有用左轮手枪、勃朗宁手枪的。老同志在一起，经常互相比自己的武器。

但革命形势是严峻的。很快，我们就遇到了一连串血的考验。

7月初的一天，鸬鸟镇伪乡长潘明奎杀害了乡干部应志全。7月18日一早，余杭县委书记魏鉴清和县长袁浩带领县机关的南下干部，全副武装赶往西社乡剿匪。

南下干部大多用匣子枪（木壳枪）

约近中午，两个农民用门板抬了被土匪打伤的王守存同志回来，王守存的黄军装上衣浸透了鲜血。县委只有一位炊事员老王留守，他紧握住王守存的手，立即送到南门外的县医院。

然而，王守存同志没有抢救过来，牺牲了。

还有一位沈化贞同志， 也在战斗中当场牺牲。现在两位烈士的墓，还在余杭宝塔山上。

这时省委下了文件，提出浙江省1949年下半年的六大任务，第一项就是剿匪反霸，另外几项是减租减息，征购粮食，组织工会农会，废除保甲制度，和建立基层政权。我所在的余杭城区公所，每天老同志都带新干部穿街走巷，到工人集中休息的地方，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宣传形势，酝酿组织工会。

当时茶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许多工人、商人、进城来的农民，都会去那里。南下干部就去茶馆做宣传，揭发特务散播的谣言。我们跟了去，我的普通话基础较好，帮忙做翻译。

余杭没有产业工人，最多的是搬运工人。因此，最先建立起来的是搬运工会。

南下干部高潮铭

第二支工人队伍就是店员。余杭没有大店，几家南货店、百货店、布店规模都不大，只有酱园的店员比较多。因为分散，店员比搬运工人更难组织。

新旧政权交替，既要废除保甲制度，又要建立街道基层政权。当时县城里共12个保，分别改名为县前街、方井街、千秋街、通济街等，这些名字沿用至今。

6

1949年的余杭镇，最大的特点是干部和军人多

1949年的余杭镇，最大的特点是干部和军人多。军人和干部穿的服装都和老百姓不一样，一眼就能分辨出来。穿黄军装的是军人，穿灰制服和列宁装的是干部。

除了驻扎在余杭的35军，浙江省第九军分区、浙江省第九专员公署、九地委的驻地也都在余杭。

解放军举行阅兵式，庆祝杭州解放

余杭县委的驻地在澄清巷，地委在木香弄，城区政府在方井头。县级机关的干部开大会，在县政府后的孔圣殿，没有桌凳，自己带，或坐在门槛上，蹲着的也有。

地专机关一起开大会，在大桥南面的中山纪念堂。

直街白家弄里有个戏院，平时演越剧，群众大会借用这里的剧场。里面很简陋，前面是长木板条凳，后面是长条木椅子。

解放初，余杭没有电灯，晚上开会就点煤气灯。后来，碾米厂兼带发电任务，晚上才有照明电。

1992年我和嘉善、平湖两县的四位领导合影。他们都是解放初老余杭的干部，其中张安胜、王瑞荣是南下老干部

1949年，余杭镇上遇到重大政治事件，立即组织庆祝活动。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1月庆祝重庆解放，都举行了盛大的提灯游行。

新华书店很快就有了，在木香弄口附近。我中午常常在书店站着看书。有一批解放区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像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等，我都是站着看完。

1950年，浙江省第九专员公署迁往临安，改名临安专员公署。5月，我也调到临安专区合作总社，先后在临安、新登、安吉等工作了六年。

7

回顾我的一生，我可以自豪地说，我见证了祖国和杭州七十年来的巨大变化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国家需要大批知识分子搞建设，号召在职干部和复员军人报考大学。1955年初夏，我在安吉县合作总社工作，领导批给我一个半月复习迎考。

当时，我三姐在玉皇山脚下的省军区子弟学校西湖小学任教，教师全是现役军人。我就去三姐那里。夏天高温，我一个人到玉皇山上的紫来洞里复习。

1953年，我和三姐夫妇合影

我自幼喜爱读书写作，小学里就是《中国儿童时报》的通讯员。参加革命的最初几年，我担任过《浙江日报》和《人民日报》的通讯员，新闻系是我的第一志愿。1955年全国统一高考，我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让我喜出望外！

我是安吉县第一个考上大学的调干生，影响了身边的同志。第二年，安吉县人民政府秘书王树芳考上南开大学中文系，西湖小学的应淑青老师考上中央政法学院，蒋应武老师考上浙江师院中文系，后来成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

考上复旦，我就离开了我的故乡，一去三十多年。1960年我从复旦毕业，听从党的号召，“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分配到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在那里，我当过小学教师、初中和高中教师。“文革”结束后，我调到青海师大。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调回故乡杭州，在浙江传媒学院任教，直至1998年离休。

作者毛微昭近照

回顾我的一生，出生在杭州乡间，少年时代在杭城迎接解放，在余杭参加革命，曾经远离故乡，晚年又回到杭州，我可以自豪地说，我见证了祖国和杭州七十年来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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